十月革命造成了史无前例的以贵族为主体的俄侨大流亡，其人数不仅超过了俄国史的任何时期，也超过了同期的驻华外侨。20世纪20年代俄侨贵族主要活动在中东铁路沿线的哈尔滨及其周边，30年代因为中国时局动荡而南下的俄侨贵族主要活动在上海。俄侨贵族不仅保持了东正教特色的俄罗斯文化，而且促进了哈尔滨和上海等地的经济文化发展，有助于中国的近代化。

一、1917年后俄侨贵族在华流亡的三个阶段

俄国罗曼诺夫王朝家族，1613-1917年。

1．1917～1924年，十月革命爆发到中苏建交、缔结《中苏解决悬案大纲协定》（详见公号昨日文章）

2．1925～1931年——中苏建交到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

1924年5月签订《中苏解决悬案大纲协定》、《中苏暂行管理中东铁路协定》、《奉俄协定》，结果却使苏联控制了中东铁路，导致了东北哈尔滨俄侨的分化——苏侨和无国籍的白俄。对十月革命抵触不大的俄侨老贵族看重薪俸和职业，开始申请苏联国籍，1926年加入苏籍的俄侨达到1866人。而历经艰险从西伯利亚逃难出来的俄国贵族等大多数难民拒绝加入苏联国籍，一些人为了保住职位而加入中国国籍。而对两国国籍都拒绝加入者失去了工作，沦为无国籍的白俄，他们纷纷逃往内地与国外，哈尔滨俄侨人数由1922年的约155000人迅速降到1927年的55959人（其中30322人是失去国籍的白俄）。

中国发给一位俄侨的身份证件。

1929年中东路事件后，原先在中东铁路工作的白俄全部被解雇，白俄团体被解散。1930年约有白俄2136人被解雇。据统计，1931年3月从俄国逃到北满的俄国人约3000人。1930年抵沪的俄侨非正式估计为13500人。也就是说，十二年内抵沪的俄侨人口增加了12倍，而同期的上海外侨总数只增加了1倍。1932年国联李顿调查团调查的结果，“满洲”的白俄达到59900人，中国本部的白俄达到72400人。

哈尔滨曾经作为中国俄侨的“首都”，但自20世纪20年代起，哈尔滨俄侨贵族的生活日益艰辛，中东铁路当局大批解雇俄国侨民，使其濒于走投无路的绝境。俄侨贵族“有投入英、美、丹、瑞国籍者，求保护。有赴日本神户、长崎者”。有些在香港、印度支那和菲律宾定居。有些能获得签证并付得起海外旅费的就前往北美洲和澳大利亚。但更多迁居到天津和上海。哈尔滨俄侨南下上海有诸多原因：一是东北地区的近10万名哈尔滨俄侨中，约2/3是不认同新政权的白俄贵族，他们不愿回归俄国；二是生活在黑龙江地区的俄侨动荡不安，1929年中苏武装冲突的爆发，使之更加困苦不堪；三是中东事变后大批白俄的岗位被苏俄取代，这些白俄被迫变卖家产，南下另谋生路。

在哈尔滨的俄国贵族。

20世纪20年代宽松的中国法律，尤其是上海租界与华界并存的特殊格局，使俄侨贵族在居留、迁徙和工作上得到与华人一样的自由。1920年，上海法租界只有210名俄侨；而到1928年，已经达到2358名。中苏建交后，绝大多数俄侨贵族虽对苏联政府仍持抵制态度，但面对现实他们也认识到，与其徒劳地去为重建一个能被上海俄侨公认的个人或集体权威而争斗，还不如大力发展具有鲜明俄罗斯民族特色之个性，激发每个俄侨的主动性和创造力，以诚实和卓有成效的劳动，在远离祖国的新环境中生存和发展。此外，“不管操什么职业，俄国流亡者都发现上海有一种超道德的活力，人们可以随心所欲、为所欲为，从中清除战争与革命带来的烦恼。……从前的圣彼得堡的居民发现，远东的巴黎在精神上补偿了他遗留在俄国的东西……俄国的报纸、商店、饭馆和夜总会全部给流亡生活系上一根红线，使它同已经消亡而又仿佛就在眼前的革命前的往事联系起来”。

一本上海俄侨影集的封面。

20世纪20年代末期，穷困潦倒的俄侨贵族凭借自己的刻苦、毅力和才能，经过数年的艰辛奋斗，终于熬过难民生涯中最初的艰苦岁月，变成收入稳定、精力充沛、对生活怀有希望的上海市民。

3．1932～1945年——日本侵占东北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

1932年，日本当局一手操纵的傀儡“满洲国”成立；1935年，苏联政府单方面将中东铁路转让给日本和伪满政府。此后，苏联撤走中东铁路的苏籍员工。由于日伪当局高唱门户开放、机会均等等论调，一小部分白俄贵族把希望寄托于日本人，企图依靠日本的军事力量摧毁苏维埃政权，但很快尝到了亲日的苦头。在白俄贵族的商行和店铺里，被强行安插了日本“顾问”进行敲诈勒索，最为轰动的便是1933年在哈尔滨的卡斯普被绑架事件。

苏联政府在1935年3月和日伪政府签订《北满中东铁路让渡协定》等文件，将中东铁路的权利让渡给日伪政府，苏联撤走大批苏侨，关闭在东北的领事馆和公司。据不完全统计，中东铁路转让后，大约有三万名哈尔滨的俄侨返回了苏联，其中包括数千名临时办理苏联护照的无国籍白俄。在斯大林大清洗时期，苏共及秘密警察领导人叶若夫颁布“00593”号命令，致使约5万名“哈尔滨人”被捕，其中30992人被处死。1936年，哈尔滨白俄只剩下30589人，苏侨有7804人。

笔者有幸采访了上海外国语大学俄语教授、俄侨贵族的后代沈宁（阿拉谢尔盖耶夫娜）。据她所说，1919～1920年时，35岁的外公阿列克谢伊里奇扎莫达耶夫与21岁的外婆维拉瓦西里耶夫娜扎莫达耶娃跟随俄国杜托夫将军从俄国奥伦堡流亡到新疆伊犁，1923年母亲妮娜阿列克谢耶夫娜扎莫达耶娃出生在伊犁。1934年因新疆军阀盛世才平叛回乱求助于苏军，苏军要求追捕在中国逃亡的白俄军人，外公被强行遣返到苏联，1941年8月9日被枪毙，1989年才得到平反。1938年母亲结识了来自浙江的父亲沈崇训，带领全家摆脱困境离开新疆辗转北京，最后安居在上海。

上海外国语大学俄语教授妮娜阿列克谢耶夫娜扎莫达耶娃和丈夫沈崇训在新疆相识。

20世纪30年代上海的俄侨达到15000～20000人，其中包括犹太人4000人。1932年一二八事变以后，上海的俄侨聚居区从公共租界转到法租界，霞飞路及其周围地区面貌大为改观，成为上海新的现代化闹市中心，甚至可以说形成了一块俄侨区：行列整齐的梧桐，黑白相间的仲夏遮阳伞，含有浓重俄国味的店招，高加索的粗厚用具，莫斯科近郊式的花坛，伏尔加河流域式的烈酒，东欧式的大菜，粗犷而又深沉的歌声，以回旋为主步的舞蹈……这一切都令人惊叹不已，也使霞飞路及其附近很快被称作“东方的圣彼得堡”。

上海的白俄贵族出现两极分化。20世纪30年代在俄侨中70%有能够糊口的固定职业：从卖假宝石或羊毛毯的小贩到大公司经理，从受人尊敬的大学教授到为人所不齿的娼妓，从最兴奋的舞场乐师到最颓废的午夜更夫。其他30%的白俄则是两种截然相反的人：自由职业者和以非法手段谋生者。在白俄贵族工商业者中出现了腰缠万贯的百万富翁，也有很多无立锥之地的俄侨贵族。有些人日间徜徉在街衢之间，叫售肥皂、绒毯等物，夜间则蜷缩于闸北之俄国教堂，常乞人之残羹冷饭以果腹；另外一些则靠做些小工，赚几个钱啃大饼，有许多人每月收入甚微，每天只能吃一顿面包红汤，此外，就靠买点烘山芋吃吃，聊以充饥；有一些只好以乞讨老朋友可怜的资助来度过痛苦的岁月；还有少数连起码的一宿之地都没有，夏夜在广场露宿，深秋后甚至有人住在空洞的墓穴中。白俄贵族中的一些“大人物”，抵沪之前还下意识地尽量保持自己往日“高贵”的生活方式……但当生活的刺激挑破那些历史的残梦时，他们便会把一切自大狂和自尊心都抛弃了。“公主”和“伯爵夫人”开始倚门卖笑；“贵族”中竟然有人参加了三只手集团。20世纪40年代初，金神父路（今瑞金二路）路口还有一个托碟的“将军”，专收拾人们的残羹冷饭。

尽管如此，随着整个俄侨界的日益繁荣，俄罗斯文化在上海很快进入极盛时期。20世纪30年代，上海的白俄贵族在物质生活提高以后，开始致力于保持和发扬俄罗斯文化。他们虽然缺乏对布尔什维克的信仰，但并不缺乏对传统的东正教的信仰，所以他们抵达上海的第五个春天便开始募捐，建筑自己的东正教堂：法租界高乃依路（今皋兰路）的圣尼古拉斯教堂、法租界亨利路（今新乐路）的圣母堂。坚信上帝和神圣的东正教成为俄侨贵族流亡生活道路上的精神支柱，俄侨贵族在上海没有被东方异质文化所同化。他们仍心系故国。“即使山穷水尽，濒于绝境，我们也从未低头认命。虽被逐出国门，我们仍日夜把祖国萦怀。”20世纪30年代上海俄罗斯文化的极盛时期由于1937年卢沟桥事变的爆发而中断。

上海的俄侨贵族。

随着苏联国内建设的进展和国际地位的提高，流落异乡的普通白俄思乡之情与日俱增，尤其是流亡白俄贵族的第二代对苏联寄予同情，有的打算回国加入苏联籍。但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上海俄侨贵族陷入艰难和黑暗的岁月。二战结束后，虽然苏联取得胜利，但少部分俄侨贵族凭借多年磨练出来的政治敏感性预感到回国凶多吉少，“近两年来所发生的种种事件，诸如侵占波兰、爱沙尼亚、立陶宛、拉脱维亚、比萨拉比亚和布科维纳，更以不容置辩的事实表明：苏维埃制度的原则和手段，仍一如既往。我们俄侨永远也不会忘记和宽恕苏维埃当局对东正教会的凌辱与迫害及对家人的杀害，也不会宽恕他们多年在集中营里屠杀几百万俄国人民的罪行、契卡的镇压及对士兵的暴行。”因此，他们更多地是移往欧美国家。

活 动 推 荐

I.慢沙龙丨俄国贵族在中国的流亡

时间: 2019年12月22日（周日）19:00

地点: 苏州姑苏区观前街蔡汇河头4号（近临顿路）慢书房

本周日（12月22日）晚上7点，大学教授、史学博士张宗华做客慢书房，聊聊“俄国贵族在中国的流亡”，畅谈俄国十月革命与流亡贵族，敬请期待。

嘉 宾 介 绍

张 宗 华

大学教授、史学博士，任职于苏州科技大学人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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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丨慢师傅

排版丨慢师傅

编辑丨Wey Le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