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画像一直是汉代考古学研究中的重要对象。从考古发现来看，中国的汉代画像资料主要有四个集中分布的区域，一是以鲁南济宁、枣庄、临沂和徐州为中心的山东、苏北、皖北、豫东区，二是以南阳为中心的豫南、鄂北区，三是陕西、山西两省北部黄河沿岸，四是岷江、嘉陵江、沱江及长江干流沿岸的川渝地区。与前三个区域相比，川渝地区的汉代画像资料在分布上的空间范围相对更广，基本与四川盆地汉代墓葬的分布区域相重叠，足见画像在这一时期丧葬领域的普遍性与重要性。就重庆地区来看，汉代画像主要见于三类载体：一是画像石棺（含崖棺）、鎏金铜棺饰等葬具，二是画像石、画像砖、崖墓墓壁等墓葬本体，三是以石阙、碑刻等为载体（图一）。此外，在钱树座、灯、器座、器盖等随葬品上也有反映，但材料十分零星且不成体系，偶然性较强。

一

重庆地区最丰富的汉代画像资料来自于画像石棺，目前出土的数量已达24具，分布在渝西地区的沙坪坝、璧山、永川、江津等区县。其中最早出土者为1937年金毓黻、常任侠在重庆市沙坪坝中央大学校园的墓葬内发现的2具画像石棺，同时出土有东汉元兴元年（105年）的纪年材料；20世纪50年代初，在重庆市第一中学（今重庆市沙坪坝）修建操场时发现石室墓1座，出土画像石棺1具；20世纪70年代，当地的文物部门在永川区冰槽村崖墓群清理了2座崖墓，其中一座出土了1具画像石棺。20世纪80年代末，以第二次全国文物普查为契机，璧山境内的画像石棺得以大量发现，1987年，重庆市博物馆（现为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下同）对璧山县广普乡的蛮洞坡崖墓群进行清理，出土画像石棺1具；同年，璧山县文化局从广普乡境内的斗箕坡崖墓群内清理出石棺1具；1988～1989年，重庆市博物馆在广普乡发掘黄殿桥墓群，共清理石室墓2座，出土画像石棺3具；1989年，璧山县文物管理所对广普乡的水井湾崖墓群进行了清理，在其中的一座崖墓内发现3具画像石棺，同年在金宝乡凤凰村调查发现画像石棺1具，经确认出土于凤凰湾崖墓群11号墓。随后的相关工作基本陷于停滞，直到2007年璧山县文物管理所从丁家镇棺山坡3号墓内发现1具石棺。2009～2010年，重庆市文物考古所（现为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下同）对璧山县境内的棺山坡、罗家坡、小河坝这3处墓群进行了抢救性的考古发掘，相继出土画像石棺6具。随着画像石棺出土数量的增多，文物部门对该类遗存愈加重视，2012年在永川区石坝屋基M4出土画像石棺（残） 1具。在江津区境内，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于2013年在白沙镇清理了1座大型砖室墓，出土画像石棺1具；2015年清理石门镇白坪村墓群，清理崖墓3座，出土画像石棺1具；2018年，发掘油溪镇大路山墓地，清理砖室墓2座，出土画像石棺2具。

重庆地区汉代画像发现分布示意图

需要补充的是，作为石棺的另一种形式，与墓室内的山体连接为一体的崖棺也有大量的发现，其中不乏有画像者。如永川区伏岩寺崖墓群M6崖棺，可见有串钱纹和人物画像；铜梁区马鞍山墓群M10可见有伏羲、女娲画像等。画像崖棺的实际数量绝不止于此，在既往工作中对崖棺的重视程度较为不足，有待进一步加强。

基于现有的考古发现，画像石棺这种葬具分布在渝西地区的长江干流及嘉陵江、璧山河等支流的沿岸，在渝东地区则十分罕见。据我们掌握的情况，渝东长江沿岸经考古清理的汉至六朝墓葬在2000座以上，目前仅见有丰都二仙堡03AM6砖室墓出土石棺一例，而且是素面。因此，渝东地区这一时期墓葬中的绝对多数均应使用木棺（椁）。作为木质葬具的装饰构件，鎏金铜棺饰随着考古工作大量出土，在从巫山到丰都的长江沿岸有着广泛的分布。尤其一种圆形的棺饰表面多有线刻的双阙、西王母，以及“天门”题记，是峡江地区汉代画像的独特载体，具有十分重要的研究价值。

二

画像石、画像砖的发现相对较少。1957年重庆市文物调查小组在江北区龙溪寨子总社调查发现了一座石室墓，墓室内可见有青龙、白虎、朱雀等画像；1975年清理的合川区皇坟堡石室墓出土画像石13方，主要有卧羊、仙人、龙虎衔璧、力士、青龙、白虎、伏羲、荆轲刺秦王、完璧归赵、季札赠剑等，是重庆境内目前出土题材最为多样的画像石墓；1980年发掘的涪陵区三堆子M2和M3墓门发现了阴线刻的单阙画像，与之相类似，在2015年发掘的涪陵区古坟堡M2右侧门枋也发现一单出阙。此外，在江北区盘溪苏家院子砖室墓墓室内出土了画像石1方，内容为伏羲女娲、双楼以及人物等。渝北窑子坪M1、万州熊绍福墓群M2发现了少量画像石，题材十分简单，如鱼、蛇等，显得十分随意；在彭水山谷公园M1与M3墓壁上均见有北斗、三台等星象，是星象类画像在重庆地区的唯一发现，应与这一时期的道教信仰有密切关系；璧山小河坝M2的画像石集中分布在后壁，内容主要有四神、羊、牛、胜以及各类人物等。

汉代石棺

汉代墓砖多有模印的车轮、菱形、乳钉纹甚至凤鸟、人物等，对这种规模化生产的作品上形象应称为图案，主要起装饰的作用，一般不列入汉代画像研究的范畴。在此前提下，重庆境内发现的画像砖材料更是零星，特别是经考古出土的仅2004年发掘的九龙坡区大竹林M2一例，该墓共出土画像砖30方，集中分布在墓壁的最下层，题材有车马出行、双阙、西王母、日神“羲和”、百戏等。

汉代画像

崖墓是川渝地区汉至六朝时期极具区域特色的墓葬形制，在墓壁上雕刻画像亦十分常见，其核心区应在四川省的彭山、乐山、绵阳一带，重庆境内所见者多为小型的单室崖墓，雕刻也相对简单甚至凌乱，在江津、綦江境内有较为集中的发现。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为江津区长沟崖墓群M3，在墓门外及墓室内线刻有双阙、羊头、鱼、马等，且有延熹二年（159年）的纪年题记。此外，在江津区石坎崖墓群，綦江区七孔子、柏树林、七拱嘴、鸡公石、二礅岩等崖墓群中亦可见有相近的线刻画像。

汉代画像

三

我国目前发现的汉阙共37处，主要分布在川渝地区。其中，重庆境内6处，分别为江北区盘溪无铭阙、忠县丁房阙、忠县井无铭阙，以及经考古发掘出土的忠县邓家沱阙、忠县乌杨阙、万州区武陵阙。受载体巨大这一优势的影响，汉阙上的画像类型多、篇幅大、题材多样，在布局上对称性很强。

忠县乌杨阙复原

江北区盘溪无铭阙右阙内侧白虎衔璧、外侧女娲，左阙同位置内侧为青龙衔璧、外侧伏羲。丁房阙上的画像保存较差，特别是经明代重修，已多不是汉代雕刻作品，可以确认为汉代画像的主要有左、右阙上的“半开门”各一。忠县井无铭阙上的画像亦不是很多，主要为白虎、铺首等。

万州武陵阙于2002年在武陵墓群出土，仅有石阙残件2件，分别为阙身和阙顶。其中，阙身的一侧可见有青龙衔璧的画像。邓家沱阙出土于忠县邓家沱遗址，在2001年和2003年共计发现构件9件，主要有青龙（右阙阙身外侧），神人托月（左阙阙身外侧），神人戏龙（左阙阙身右侧），“凤皇”、三足乌（右阙楼部），天马、天禄（左阙楼部）等。最难能可贵的是，邓家沱阙上的部分画像旁仍可见有题记，对汉代画像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参考价值。忠县乌杨阙是经考古出土的三座石阙中结构最完整者，共出土与之相关的石质构件18件。雕刻内容分仿木构建筑雕刻、生活画面、神灵异兽图案三类：仿木构建筑雕刻集中于楼部、顶盖，如“连檐瓦当”“椽子”“金瓜”“枋头”“枋柱”等构件，这类雕刻对无一幸存的汉代木构建筑的研究具有重要价值；生活画面有“习武图”“送行图”“狩猎图”等，生动地再现了当时的生活场景；长达两米多的青龙、白虎雕刻，造型生动，展现了汉代雕刻艺术神韵。

重庆境内的汉代碑刻出土数量极少，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2004年出土于云阳县旧县坪遗址“汉巴郡朐忍令广汉景云”碑。其上可见有5幅画像，碑额为“玉兔”“妇人启门”“金乌”，两侧分别为青龙、白虎。

四

重庆地区的汉代画像早在宋代人洪适的《隶释》一书中就有涉及，该书记载了位于重庆市云阳县金恭阙上的画像“此石圭首甚锐，其上刻三足乌，其次横刻此数字，其下有一人执扇而乘马，两旁有螭衔环”。20世纪30至40年代，卫聚贤、金毓黻、常任侠等对重庆市的汉墓、汉阙等进行考察，前文所述的沙坪坝中央大学校园内发现的2具画像石棺、江北区盘溪无铭阙等，均发现于这一时期。围绕以上发现，常任侠对先后撰写了《重庆沙坪坝出土之石棺画像研究》、《重庆附近发见之汉代崖墓与石阙研究》等研究文章。

20世纪50年代以来，对重庆地区汉代画像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画像石棺、汉阙和碑刻。重庆博物馆先后出版《四川汉代石阙》和《巴蜀汉代画像集》等两部汉代画像专题图录，市外学者在研究著作中对重庆境内的资料也有不同程度的涉及，比较代表性的有高文《四川汉代画像石》《中国画像石棺艺术》《中国画像石全集·四川汉画像石》《中国画像石棺全集》等一系列著作。罗二虎先生是较早运用考古学方法研究川渝汉代画像研究的学者，于2000年发表的《汉代画像石棺研究》一文，以当时所见的100具以上的石棺材料为基础，对汉代画像石棺的分布、年代、技法、画像等进行了深入的研究；2002年出版的《汉代画像石棺》一书，完整地刊布了约40具画像石棺的资料，并逐一考证画像内容，是迄今为止对汉代画像石棺研究最为全面的著作。在汉阙研究方面，比较代表性的有《重庆忠县邓家沱石阙的初步认识》《重庆忠县邓家沱阙的几个问题》《重庆市忠县乌杨阙的初步认识》《重庆忠县邓家沱汉代石阙再讨论》《重庆忠县汉代乌杨阙再研究》等，其中多数涉及对石阙画像的讨论。对碑刻的研究基本围绕“景云碑”展开，比较代表性的有《汉朐忍令景云碑考释补遗》《景云碑额图像考》等。

综合以上情况，重庆地区的汉代画像的发现与研究存在以下几点较为明显的短板：首先，考古工作系统性较差。目前所见的考古材料基本为配合基本建设的“点状”抢救性清理，缺少对汉代画像墓葬的系统性和专题性考古工作，对汉代画像的研究缺乏更高层次的时空把握。其次，考古资料的刊布不足。重庆地区的汉代画像资料多在部分学者的论著中涉及，受作者论述主题与内容的限制，所公布的资料往往并不完整，仍有相当一部分的材料未见正式报告发表，影响了相关研究的继续深入。最后，研究局限明显。受观念及技术条件所限，发掘者的眼光往往局限在画像载体，对与之密切相关的墓葬、随葬品等信息关注不足，在研究方面更是集中在对画像的讨论之上。

通过研究汉代画像我们不难发现，无论出现在何种载体之上，汉代画像总是与丧葬行为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特别是画像石棺，作为一种以画像为装饰的特殊葬具，与其所属的墓葬、随葬品构成了一个相互关联的整体，脱离了墓葬而仅针对石棺的研究是不全面和不完善的。

2009年，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组建了汉代画像研究课题组，围绕重庆境内的汉代画像开展了专题性的考古调查、发掘及研究，先后发掘了璧山、永川、江津境内的多处出土汉代画像石棺墓葬，并进一步补充完善了在既往工作中发现的汉代画像资料，也形成了一些初步的研究成果。随着资料的逐渐积累和充实，围绕重庆地区的汉代画像，我们计划先后出版三部书，一是重庆汉代画像考古报告集，通过尽可能全面、科学地刊发考古发掘成果的方式，弥补目前研究中在资料方面的薄弱环节；二是重庆汉代画像全集，考虑到重庆境内的汉代画像材料中有相当部分未经考古发掘，对这一类的资料，我们期望通过图录（拓本、照片）尽可能全面地予以刊布；三是重庆汉代画像研究论文集，撰写、收集重庆汉代画像的优秀研究成果。我们希望通过这“三部曲”，引起学界对这一领域研究的进一步重视，将重庆汉代画像研究推上更高的层次和水平。

本文由蔡鸿博 摘编自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编著《重庆汉代画像考古报告集》之前言。内容有删节、调整。

（孙莉 审核）

978-7-03-062179-5

定价：298.00元

本书是对重庆地区汉代画像考古发掘成果的汇编，内容涵盖汉代画像石棺、画像石以及石阙等，地域以重庆西部的璧山、江津、永川为主，兼顾重庆峡江地区的忠县、涪陵等地的相关发现。本书较为全面地收集了重庆地区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考古发掘出土的汉代画像资料，对川渝地区汉代画像的考古学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