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夫拉多尔与墨西哥的“第四次转型”|163

作者：ROBERTOS ALINAS-LEN 来源：加图研究所翻译：钟丹校对：hgyu

墨西哥著名的传统自由派知识分子恩里克·克劳泽（Enrique Krauze）表示，新的“独裁之风”正席卷整个拉丁美洲，其特征是无所不能的官僚们通过民主手段登上政治权力宝座，但随后又设法集权控制带有秩序和道德的紧密政体。墨西哥开始成为这种日益高涨的偏执民粹主义浪潮的潜在受害者。2018年7月1日，安德烈·曼努埃尔·奥夫拉多尔（Andres Manuel Lopez Obrador，人们常以他姓名的首字母AMLO称呼他）获得压倒性的选举胜利，并于2018年12月1日就任墨西哥总统。从那以后，奥夫拉多尔就发起了一场反对“漫长的新自由主义噩梦”的运动。根据他的说法，这场噩梦使整个国家陷入了荒废。取而代之的是，他承诺进行“第四次转型”（根据奥夫拉多尔的说法，前三次转变是1810年独立、1861年取得了教会与国家分离的改革和1910年的革命），他将其定义为一场消除所有腐败、消除收入差距、确保国家自给自足的革命运动。到目前为止，奥夫拉多尔的威权主义反映了他对有害政策建议的坚持，对独立制衡的蔑视，以及对任何与他意见相悖观点（往往还是他对道德社会先入为主的观点）的无法容忍。墨西哥正处于经济衰退的边缘，预计2019年的经济增长将不足1％，同时还将出现一系列信贷降级和生产性投资突然停止的情况。奥夫拉多尔的第一任财政部长卡洛斯·乌祖（Carlos Urzua）在上任仅七个月后就提出辞职，他这样做的理由是：奥夫拉多尔的决策只是一时的心血来潮，而完全忽略成本效益分析。而不出所料，乌祖被贴上了新自由主义叛徒的标签。但乌祖对奥夫拉多尔的评价还算是温和了，奥夫拉多尔的决策过程根本就是无知、偏执和怨恨的危险混合。这种言论预示着霸权主义政权可能卷土重来，就像“完美独裁”让革命制度党（Partido Revolucionario Institucional，PRI）在二十世纪还能持续执政七十多年一样，该体系的特点是利用宣传册来组建选区，与特殊利益集团达成某种舒适的安排，并用忠于领导者的公务员来重组联邦官僚机构。简而言之，奥夫拉多尔证实了主流智慧最可怕的地方：与更温和的进步左翼政府相比，他更类似于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的非理性民粹主义。他仍然获得65％的支持率，这与他的复兴运动党（Morena）在2018年获得压倒性胜利密不可分。政党胜利的原因也无可争议：该党显然从不可阻挡的暴力浪潮中获益匪浅；恩里克·佩纳·涅托（Enrique Pena Nieto）政府的腐败、裙带关系和有罪不罚的诸多案例带来了恶劣影响，以及长期缓慢的增长率使其成为墨西哥近代史上支持率最低的一届政府。而奥夫拉多尔将自己定位为救世主，并承诺迅速结束腐败和社团主义（ Corporatism）。用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的话说，他能够利用愤怒的公民们“怨恨政治”的心态，公民们早已被那些不关心底层人民的精英所施加的不公正待遇搞得精疲力尽。他承诺通过“道德宪法”恢复民众的尊严，以美化自己的说辞。在奥夫拉多尔的范式下，政府的真实角色是将资金分配给目标社会群体，而不是为更多的投资创造条件。分发直接救济品的计划（近100亿美元）就是典型的庇护主义（clientelism）。正如墨西哥作家耶苏斯·席尔瓦·赫佐格（Jesus Silva Herzog）所警告的那样，财政紧缩的背后是“对世袭制的专制信念”，联邦资金被转移和重新分配，就好像它们是只属于掌权者的财产一样。墨西哥面临的根本挑战是奥夫拉多尔是否会利用“第四次转型”使得过去25年来之不易的许多市场改革完全瓦解，其中包括多边贸易自由化、缓慢（波折）发展中的制衡机制、央行独立下的货币稳定，以及在能源自由化方面至关重要的成就（即2014年的改革使能源部门向私人开放生产链各个领域的投资）。

舆论

奥夫拉多尔颁布法令，通过“公众协商”或全民投票来决定重大举措的结果。这些举措包括：停止在墨西哥城建立新机场、在他的故乡塔巴斯科州建立新的炼油厂。迄今为止举行的全民公决都是虚假的：它们以不到1％的登记选民为基础，选民主要在复兴运动党控制的选区，并且明显偏向于奥夫拉多尔想要的结果。这种策略使他将自己的个人声望与所谓的“大众赋予的合法政治决策”混为一谈，实际结果严重打击了投资信心，并让人们认为政策是在无知、偏执和怨恨的混合下制定出来的。奥夫拉多尔的专制主义最明显的例子是取消新墨西哥城国际机场的建设。这是一个耗资130亿美元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预计将通过新的供应链产生可观的附加值，并且有望成为世界上十大最重要的机场之一，其全球连通性可与芝加哥或迈阿密相媲美。2018年10月，作为已当选但尚未就职的总统，奥夫拉多尔发起了他第一次异想天开的公投，毫不奇怪，最终投票结果是停止新机场的建设。但是当时已经有50亿美元投入到开发中，项目进度已完成了35％。由于债券持有人有长期抵押，政府不能在所有债券持有人赎回（面值加上溢价）之前终止该项目——于是又花费了70亿美元。正如经济学家阿图罗·达姆·阿纳尔（Arturo Damm Arnal）所指出的那样，这是头一个必须动用纳税人资源才能中止的超大项目。另一个提交给公众协商的项目是横跨里维埃拉玛雅的跨州铁路线的建设。正如其他许多项目一样，奥夫拉多尔轻描淡写地用一句俏皮话驳回了人们的担忧：“ va, porque va”（就随它去吧）。墨西哥竞争力研究所（Mexican Institute of Competitiveness）等批评人士指出，实际成本估计高达50亿美元，几乎是官方预期的10倍。还有一个例子是在塔巴斯科州的多斯博卡斯港建设一座炼油厂，这个项目也交由一群明显带有偏见的民众就是否建厂进行公投。没有进行竞标，只有四家公司被邀请投标。最后这四家公司都撤回了自己的投标，因为它们认为没有足够的时间和资金。官方估计该炼油厂将耗资80亿美元，并将在三年内完工。这完全是一厢情愿的想法，独立分析表明，该项目将耗资超过160亿美元，并且需要花费六年的时间才能完成。奥夫拉多尔对2014年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能源改革也带来了沉重打击。对新资本投资（包括国内和国外）开放勘探和开发项目的公开拍卖已无限延期，该做法将在2021年再次提交全民公投。这些所谓的“farmouts”经常被理解为放弃国家主权，因此被认为是新自由主义叛国的另一个例子——尽管停止私人投标意味着放弃价值2000亿美元的机会成本。紧接着，所有电力拍卖都被暂停，随之而来的是，可再生能源项目的投资损失了约200亿美元。奥夫拉多尔政府批准了一项新法律，或许是迄今为止最具毒性的政策。该法律将逃税和违约归为有组织犯罪，这使政府有权没收犯罪嫌疑人的所有资产、冻结银行账户、让其立即入狱，并以任何价格出售没收的资产和其他财产。这种对纳税人个人权利的威胁和践踏不会增加税收。更重要的是，对于墨西哥本已脆弱的产权和经济自由环境来说，是一个重大的倒退。执迷于将政治政策建立在意识形态而不是成本效益上，反映了奥夫拉多尔对现代技术官僚的蔑视。正如他的《国家发展计划》中所述，第四次转型寻求的是“范式转变，即当下的规划源自人民的意愿，而不是华盛顿共识的指令。” 传统的自由派可能先入为主地不愿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达沃斯（Davos）或主流思想的解决方案。但是，奥夫拉多尔只是简单地用一种幻想代替了另一种——一位救世主式的领袖，一位全知全能、大家长般带领国家和社会命运的领袖。奥夫拉多尔自豪地宣布了“新自由主义噩梦的终结”。这种操纵辩论的结果是，凡是对领导人的意愿提出质疑的人都被宣布为“盗窃、违反国家利益和反人民”。毫不奇怪，公共话语和辩论出现了严重的两极分化。

制衡

2006年，奥夫拉多尔谴责选举委员会窃取总统大选，并宣布“让制度见鬼去吧”。当年这种不祥的预兆现已变成对墨西哥制衡制度的全面冲击，包括新兴的自治机构，例如能源机构、监管机构、联邦选举机构，甚至最高法院。自然地，媒体和言论自由经常成为人们嘲笑和谴责的目标。妖魔化反对派的做法甚至已经应用于银行和多边机构。这些组织预测，由于投资者信心出现下降信号，经济增长将大幅放缓。奥夫拉多尔却拒绝进行修改，并坚持认为墨西哥将在2019年实现2％的增长，到他的六年任期结束时实现4％的增长。他的信心从何而来？除了他自称的“外部方法有缺陷”和“ yo tengo otros datos”（我有其他事实支撑）之外，没有任何证据支撑他的判断。而在有些时候，他改变了辩论的措辞，称增长是新自由主义技术官僚对统计的痴迷，而真正重要的是财富的再分配，因为“我们的最终目标是让人们更加快乐”。奥夫拉多尔似乎将陈述事实视为对他本人的侮辱。他要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英国《金融时报》、甚至是西班牙国王对他道歉，认为没有人拥有道德权威对墨西哥的发展做出评判。复兴运动党的一位立法者甚至建议把穆迪和标准普尔驱逐出本国。破坏制衡机制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奥夫拉多尔可能试图在货币政策领域采取同样的做法，从而削弱中央银行的独立性。墨西哥银行的独立是过去25年以来该国最成功的改革之一，是墨西哥从通货膨胀失控和汇率剧烈波动局面过渡到稳定的基础。在稳定前，墨西哥人必须采取措施避免购买力下降，通常是将收入转为美元，或囤积耐用品作为价值储存。现在，人们对汇率变动或通胀飙升的担忧已成为次要问题。风险评估关注的是降低实际成本、市场竞争力以及减轻高额交易成本（例如，过度监管、安全性、合同执行等）。稳定的市场气氛使得长期抵押贷款市场得以兴起，同时，利率较低和期限较长的私人债务（以当地货币计价）也出现了。这种来之不易的改革若是付之一炬，结果将会是灾难性的。这是有可能发生的一件事。奥夫拉多尔到目前为止还是尊重中央银行的自主权（即使他一直在敦促降低利率），并且他对汇率的急剧波动非常敏感。这令人鼓舞，但是他对自治机构的猛烈抨击却让人不得不担忧灾难发生的可能性。

不确定的未来

从理论上讲，规避风险应该可以阻止不良的公共政策选择。墨西哥的主要经济驱动力除了货币稳定外便是对外贸易。持续了四分之一个世纪的积极的贸易自由化已经催生了紧密整合的供应链、多样化的出口以及墨西哥对外部门的大量增长。尽管墨西哥的成功与北美周期密切相关，但对墨西哥而言，贸易商品的多样化降低了其过度依赖自然资源的风险。绝大多数出口（87％）销往美国市场。此外，墨西哥消费者在进口上花费巨大：每年超过4000亿美元，其中90％来自美国。墨西哥广泛的贸易关系表明，墨西哥经济将遵循全球一体化经济的进程。同时，奥夫拉多尔政府支持修订后的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议（USMCA），该协定已经获得墨西哥参议院的批准。这也是个积极的结果。但是，那些未被纠正的有害政策意味着，墨西哥的经济将面临市场纪律的无情打击。新机场的取消向投资界表明，新总统可以为所欲为。这种反复无常将直接导致投资环境的恐惧和不确定性，随之而来的是生产性投资和经济增长的瘫痪。奥夫拉多尔当然可以选择更务实的方法。但是，上述那些无知、偏执和怨恨的事例表明，新政府不太可能重新考虑修改这些打击投资者信心的政策决定。取消新机场建设是新政权上台后的第一件大事，如果能将新机场建设重新投入议程，将大大有助于在投资环境中重新树立信誉。放弃对石油民族主义虚假荣耀的错位缅怀，并重开能源拍卖、资本投资，也会产生同样的效果。奥夫拉多尔可以采取更灵活的政策立场，而不必放弃他的第四次转型理论。然而，就目前而言，墨西哥近期的前景并不乐观。尽管在过去四分之一个世纪中，墨西哥在稳健的资金和开放的贸易等领域取得了明显的进展，但仍然面临着严峻的挑战，特别是在公共安全和明确界定的财产权等领域。奥夫拉多尔的办公厅主任阿方索·罗莫（Alfonso Romo）是商业界的著名人物，他不断向投资者保证（虽然没有说服力），尊重财产是个人权利，也是第四次转型的基本宗旨。他声称，这一观点事实上是源于奥夫拉多尔崇拜的贝尼托·华雷斯（ BenitoJuarez）的名言：“el respeto alderecho ajeno es la paz”（尊重他人的权力就是和平）。但真正采用这种观点需要将焦点转向真正确保繁荣的条件，尤其是在这个贸易一体化和资本流动极其迅速的时代，这也就意味着以市场为导向的人力资本的形成和墨西哥政府政策的可预见性。而这一切的大前提是愿意听取意见和对批评的宽容。到目前为止，奥夫拉多尔的闭耳塞听和小肚鸡肠已上升到一种“艺术形式”。墨西哥20世纪伟大的自由主义者奥克塔维奥·帊兹（Octavio Paz）警告说，政府的行为更像是“仁慈的怪物”，时不时践踏公民的权利。也许，与那些有害的政策相比最令人担忧且更加致命的是奥夫拉多尔的自负，只有他才了解这个国家发展道路的“真理”。这可能会将威权主义之风转为一场席卷全国的飓风，使墨西哥开放社会的理想遥遥无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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