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子，生于春秋战国之交。《贾子说林》中有一段故事：一天晚上，墨子的母亲在睡梦中，她看到一只硕大的三足鸟扑入房间，整个屋子顿时亮如白昼。母亲惊醒后即发现自己怀孕了，后来生下了墨子。传说中的三足鸟即赤鸟，又名金鸟，其实墨子出身低微。大概因为他急公好义，终身为贫弱者立言，是一位平民圣人，所以，人们为纪念他而创作了这口耳相传的故事。一位如墨之黑者，给这个世界带来了光明。

墨子的学说以“兼爱”“非攻”“尚贤”“尚同”“天志”“明鬼”“节用”“节葬”“非乐”“非命”为主要内容，呼吁爱与和平，志在救国救民。他和弟子在科学、逻辑学中所取得的伟大成就、他的“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的高尚人格，使他所创造的墨学成为那个时代的一朵学术的奇葩。《韩非子》说:“世之显学，儒墨也。”《孟子》也说:“天下之学，不归杨则归墨。”可见墨子与墨学在当时的地位及影响。

墨子的学说以“爱”为出发点。孙中山先生评价说：“古时候最讲‘爱’字的莫过于墨子。墨子所讲的兼爱，与耶稣所讲的博爱是一样的。”墨子爱人胜己，其目的是希望天下弥息战乱，人世间不再有恶行，人们可以安心于耕种、纺织和生活。墨子的爱在于身体力行，其目的在于成就有爱心的人，造就爱的世界。与基督教的博爱相比，墨子的爱更具有世俗意义。

墨子之爱是富有牺牲精神的，是行动化的亲身实践。梁启超说：“古今中外哲人中，同情心之厚，义务观念之强，牺牲精神之富，基督而外，墨子而已……若有人把他钉在十字架上，他一定含笑不悔。”

墨子的学说以任侠为特色，唯问道义之所在，不管利害之得失，虽以生命相搏，也在所不惜。墨子不像老子辩乎微妙之“道”，也不像孔子念念有词于“义”，他是大道直行，义无反顾。

鲁迅先生在《流氓的变迁》里写道：“孔子之徒为儒，墨子之徒为侠。”侠者，如金庸笔下的一干人物，仗剑行走于江湖，不尚空谈，不好虚妄，不依附权贵，不畏惧艰险，为公道正义而献身。

司马迁笔下的游侠，“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这种任侠精神显然受到墨子所强调的“言必行，行必果”的影响。墨家思想中的“兼相爱” “自苦以为义”，以及“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等内容深深地感染了中国历代的侠义之士。

冯友兰先生认为，墨子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公开反对儒家的人，其实，墨子本人对孔子是极为景仰的，墨子承认，孔子有其“当而不可易者”。毛泽东曾说:“墨子是一个劳动者，他不做官，但他是比孔子高明的圣人。”胡适也说：“墨翟也许是中国出现过的最伟大的人物。”

从民间的眼光看，孔子大概为白道。白皙的书生形象，带着某种没落贵族的特征，优雅而居于室内，缺乏阳光的曝照，属于温文尔雅的一路，沉醉于一个业已崩溃的辉煌梦想。儒者天性与官家亲近，与正统和主流合拍。墨子则大约属于黑道，是与生俱来的劳动者的形象，劳作于田野，或奔走于途中，外形粗犷而朴素，面容消瘦而黝黑。墨家长于行动，他们心中的英雄非治水患、重新安排山河的大禹莫属。墨子是城乡结合部的非主流，典型的草根英雄、平民圣人。

孔子和墨子，一为诗人，一为学者。孔子是艺术家，具有诗人气质，喜弦歌，擅礼乐，具诗性智慧；墨子是学者，有科学家的修养，精通物理，工于制造，擅长逻辑思维。墨家重视逻辑思辩与实际办事能力，对唱歌、跳舞、吟诗之类非常感冒，认为坏人心智，也败坏社会风气。与孔子对艺术、音乐、诗歌的热爱乃至痴迷不同，墨子坚决反对音乐，他“非乐”的本意，是希望把天下人的心思指引到正事上去。所谓正事，在墨子看来，凡是可以利国利民利天下的事，就是正事。

有学者认为，中国文化自秦以后丢失了墨子，其最大损失莫过于丢失了墨子所代表的那种生机昂然的、充满创造力的科学精神、逻辑思维和工程学实践意识。因此，也有学者指出，在中国文化放弃墨子的同时，也就意味着中国文化与科学革命失之交臂。墨子在几何学、力学、光学、形式逻辑等诸多领域上卓有建树，先秦诸子圣贤中，无人能出其右，甚至超越了亚里士多德和欧几里德。英国科学史家李约瑟教授认为，墨家思想所遵循的路线如果继续发展下去，可能早就产生欧几里得的几何体系了。

孔子周游列国，墨子也带着弟子到处奔走。孔子是具有行为艺术倾向的思想漫游家，但墨子却是充满苦行僧色彩的实践家。孔子是“乱邦不入”，安全第一；墨子是哪里艰险到哪里去，舍生忘死。

孔子曾令门人畅言生活理想， 唯有曾哲所描述的图景最令孔子心动: “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平沂，风乎舞零，咏而归” 。曾哲的描述，充满诗意的浪漫，类似于今天的郊游和野餐。

墨子则总是行色匆匆，栉风沐雨，奔走于战争与和平之间。墨子是济世救人的行动者，无暇品味生活之美。为了乌托邦般的救世梦想，墨子四处奔走，“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墨子的学问后世难以昌盛，盖因如此苦行，很难为世人所追崇和模仿。

墨子之侠，是胸怀全人类和平理想的侠。墨子之侠，也为中国文化温文尔雅之中，注入了一股强劲的刚健、血性和骨气。历史上，凡慷慨悲歌之士，其血液中均流淌着墨家精神。在近代，将墨子兼爱思想与侠义思想践行于身的，首推谭嗣同。谭嗣同在《仁学·自序》中写道：“墨有两派：一曰任侠，吾所谓仁也。”他以其血性生命践行了摩顶放踵以利天下的墨家理想。

战国时期，墨学与儒学风靡天下，先秦古籍，以“孔墨”“儒墨”并举者不可胜数，何以后世之墨家再无大师泰斗产生，致使其学一蹶不振？《吕氏春秋·有度》载:孔墨之弟子徒属充满天下，皆以仁义之术教导于天下，然而无所行，教者犹不能行，又况乎所教?

一种学术，讲述者不能身体力行，又怎能教他人服膺呢?墨者之“兼爱”，不同于儒家之“仁爱”，它以“摩顶放踵利天下”“以自苦为极而备世之急”及力行、实用为特色，一旦丢掉身体力行的传统，便失去实用的功能，也就不成其为墨了。依照《吕氏春秋》的记载，战国末年，这种以自苦为极的墨者精神，多数墨者已是“不能如此”了。

梁启超认为，墨子学说虽然两千年来几乎淹没无闻，但墨子精神已经融合入中华民族的血液中，成为中华民族的重要特性：“墨学精神，深入人心，至今不附，是以形成吾民族特性之一者，盖有之矣。”梁启超对墨子的人格力量倾慕之极，他曾大声疾呼：“呜呼！千古之大实行家，孰有如子墨子耶？孰有如子墨子耶？”——墨子为弱者发声，为正义献身，赴汤滔火，死不旋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