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蜀汉的高层官员，总给人心酸的感觉。 如： 丞相诸葛亮临死前说“臣家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三国志》）； 大将军费祎“为官清廉，家不积财，儿子皆令衣素食，出入不从车骑，无异凡人”（《费祎别传》）； 大将军姜维“宅舍弊薄，资财无余”（《三国志》）； 掌军中郎将董和“临终时家中竟然没有值一石粮食的私财”（《三国志》）； 车骑将军邓芝“朴素俭节，不积蓄产业，家人连带忍受饥寒，死时家无余财”（《三国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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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可都是“中央”级的高官，绝对称得三国历史上廉洁奉公、恪尽职守的代表人物，生活清苦到令人难以想象。 但是，在《三国志·诸葛亮传》中有这么一句话： “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业。 ” 同时，有史料记载，自战国李冰父子修建都江堰后，四川就成了中国旱涝保收的大粮仓。 对此，北魏地理学家郦道元在《水经注》一书中写道： “蜀人旱则借以为溉，雨则不遏其流。 故记曰: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沃野千里，世号陆海，谓之天府。 ” 若将前后相较之下，则给人以非常怪异的感觉，为何会出现如此之大的强烈反差？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对此，多数人质疑是诸葛亮、姜维“穷兵黩武”造成的，但也有人说是蜀汉的“地狭人稀”造成的等。 那么，究竟是不是这么回事呢，还是其中另有隐情？

一：“穷兵黩武”，不会摇动国本

二：地狭人稀，不会过多影响国运

三：人口问题和国策问题

四：理念和国策是人口隐藏的关键

人口问题的根源，则出在治国的理念和国策上面，而治国理念和国策的问题，又是人口“隐藏”的关键 通过对比魏蜀吴三国的在籍数和实际人口数的比例，会有一个惊人的发现。

  • 曹魏在籍人数443万，实际1300万，在籍人数占实际人数的34%；
  • 东吴在籍人数230万，实际人数550万，在籍人数占实际人数的42%；
  • 蜀汉在籍人数94万，实际人数400万，在籍人数占实际人数的23%。
显然，相对曹魏和东吴而言，蜀汉人口数“隐藏”比重占的比例相当之大。 那么，这部分“隐藏”人口又是如何出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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蜀汉立国初期，刘备、诸葛亮曾认为刘表、刘璋实施的“救济贫弱”的德政，是以小恩小惠拉拢人心，“而树立法律的威严，法律施行则会感恩，并以爵位管辖百姓，爵位增加则知道荣耀，荣誉和恩典共同施用，上下便进退有度，这才是治理国家的关键。 ” 因此，刘备、诸葛亮的治国理念是“礼、法并施，威、德并行”，强调“训章明法”、“劝善黜恶”，也就是“以法为治国的主体，而又结合儒家教化为本。 ” 为此，刘备还专门组织了一个“蜀科”编写推行小组，组员有诸葛亮、法正、伊籍、刘巴、李严。 虽然，据《三国志·诸葛亮传》记载： “蜀汉虽然执法严峻，但公正公平，百姓无怨。 ”若就个别事件的公正公平而言，无论是当事人，还是周围百姓，自然是认可的。 但是，从大的环境下，底层百姓并不能感受到朝廷的关怀与温暖，反而容易将底层百姓推向豪门大族的“怀抱”。 好比： 本该国家实施的“放贷赈济、招抚流民、以工代赈、设立粥厂”等事项，却由世家豪族自发实施，最终得到“关怀”的百姓，是感激世家豪族，还是会感激朝廷呢？ 当然是谁给好处就感恩谁，或许还会为谁卖命。 在古代，诸如卖身葬母、父之类的事情还少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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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备初定益州之时，打算将成都城中的屋舍及城外的土地、桑田分赐诸将，若非赵云坚决反对，岂不成了祸害百姓之举。 显然，蜀汉的发展理念主要是依靠世家豪族，而不是普通百姓。 如此以来，豪门世家则会通过各种“关怀”和“掠夺”等手段，不断吸纳低层百姓壮大自己，相对应国家的纳税人口则会不断流失，不断有百姓变成豪门世家的佃户，自然也就出现了上面的人口问题。 其实，道理很简单，有“五险一金”单位职工的归属感，绝对高于没有保险的单位，争相加入的人当然也会非常的多。 同样的道理，此类“惠民”之举，若被豪门大族做了，受惠的百姓对他们的归属感自然也就更强。 此消彼长之下，朝廷威望越来越低，而世家豪族的威望则越来越高，国家又岂能不亡。 例如： 世家豪族的代表人物谯周，本是个顾问类的光禄大夫，却能力排众议，说降蜀汉朝廷。 可见，世家豪族对朝廷的影响力之大。 恰恰相反，曹魏和东吴却在这些方面做出了大量的工作。 例如： 招抚流亡、放贷赈济、因灾蠲免、移民就粟、以工代赈、设立粥厂等社会保障。 显然，蜀汉对普通百姓“关怀”方面的工作明显少于曹魏和东吴，人口问题则正好明显大于曹魏和东吴。 再看看后世，世界各国都对“社会保障”工作非常重视，因为社会保障是调和统治阶级和底层民众关系的一种重要手段，同样也是影响国家兴衰的一大关键。 例如： 英国早在1945年就实施了《家庭津贴法》； 1946年实施了《社会保险法》和《国民健康服务法》； 1948年推行了《国民救济法》，并宣布建成“福利国家”。 同样，我国目前也有较为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 毕竟，当底层百姓对国家失去了归属感，自然就会寻找新的归属感和依靠，而他们直接面对的世家豪族则是最便捷的渠道。 因此，无论是刘备立国时出现的人口严重缩水问题，还是刘禅称帝40年人口增长的问题，归根揭底还是世家豪族兼并的问题。 而最初的国策则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并最终导致94万人口养10.2万军队和4万官吏的窘困局面，廉洁的蜀汉官员日子过得能不清苦吗，国运又怎能长久，岂不知“水能载舟，依能覆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