熟悉三国的朋友们知道，三国当中，魏国雄踞北方，势力最强，蜀汉则偏安益州，最弱小。它不但疆域是三国中最小的，而且地处西南，大片地区为蛮荒森林，人烟稀少，劳动力紧缺，几乎是完全无法与魏国抗衡，更别说东边还有随时可能反水，蠢蠢欲动的孙家。
然而，这样积贫积弱的蜀汉，却六出祁山、九伐中原，以全国之力与魏国相抗，落得个国破家亡、满盘皆输。
诚然，蜀汉的灭亡是必然的。在尊刘抑曹的《三国演义》里，任凭五虎上将强擎壮猛，任凭诸葛亮多智近妖，依然无法带领蜀汉克服中原。更何况历史上蜀魏的差距更加悬殊，要扭转三国的局势，是个不可能的任务。
在这种情境下，诸葛亮却执意北伐，六次率兵北上与魏军交战，以诸葛亮之智，怎会不知道敌我差距，怎会不知道劳民伤财。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诸葛亮到底为什么要这么做？
这个问题的答案，或许我们可以从诸葛亮本人笔下得到答案。
蜀汉建兴五年（227），诸葛亮在平定南蛮后，终于得以开展他从草庐隆中对起就心心念念的“身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的复汉大业。在出发之前，他为叮嘱年轻的后主，留下了千古名篇《出师表》。
在这篇文章中，他说：“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这一句表明他清晰的了解当前形势，蜀汉本无与魏国抗衡的能力，而他执意北上，则是因为这一下的理由。
“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正是刘备的知遇之恩让他得以在乱世展露拳脚，施展才华，源于此，他才会对刘禅关怀备至，千叮咛万嘱咐。
“先帝知臣谨慎，故临崩寄臣以大事也。”先主为报关羽之仇，讨伐东吴，兵败病重，白帝城托孤，把讨贼兴复的“大事”托付给诸葛亮，诸葛亮不但智慧过人，还品行高洁。君子一诺，可当千金。为了与先主的约定，诸葛亮也得是北伐中原，尽力一试。
这种情况下，诸葛亮倾全国之力，发动了第一次北伐。这次北伐过于顺利，甚至超过诸葛亮本人的预期。
在西北战场，诸葛亮靠着调度明确，“戎陈整齐，赏罚肃而号令长明。”，展现出了令魏国惊讶的军容军貌，不但南征北战所到毕克，而且“南安、天水、永安三郡叛魏应亮，关中响震。”诸葛亮后来成为“武庙十哲”中三国时代唯一入选者，并非浪得虚名。
然而北伐的顺利仅仅持续了不久，随着夏侯楙被换，司马懿领兵，街亭失守，诸葛亮的计划霎时崩溃，只好仓皇撤兵。第一次北伐宣告失败。
随后诸葛亮组织第二次北伐，这次他又上书一道，史称《后出师表》：“先帝深虑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故托臣以讨贼也……然不伐贼，王业亦亡。惟坐而待亡，孰与伐之……臣非不自惜也，顾王业不可得偏安于蜀都，故冒危难，以奉先帝之遗意也。”
他说，汉室正统不能和篡逆恶贼共存，要成就伟业，不能只龟缩在益州一隅。讨伐魏国，可能亡国，而不讨伐，一样是亡国，与其坐以待毙，不如奋起反抗，搏一线生机。
“今民穷兵疲，而事不可息；事不可息……欲以一州之地，与贼持久，此臣之未解六也。”现在虽然人民煎熬，士兵疲累，但不能停下北伐的脚步。想凭借一州之地，和曹魏的整个北方打持久战，是万万不可的。
可见，诸葛亮清楚的知道北伐极可能徒劳无功，甚至加快蜀汉的灭亡，但他毅然决然，要尽全力拼出个柳暗花明，而绝不坐以待毙。为了与知遇他的明主之约定，为了兴复汉室，他背负着举朝的压力，呕心沥血，不单是贤臣、能臣，更是忠臣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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