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末40年里，清朝的“五大税收”税收总额一度突破2亿两白银，开创历史之最。但这不是大清的幸事，因为这些钱将源源不断地当作赔款以及借款利息，流入到了洋人的荷包。这五大税收分别为田赋、洋关税、盐税、厘金和鸦片税。除了田赋和盐税是封建传统课税科目之外，其他三类都明显带着时代色彩。

所谓的“洋关税”在道光二十年（1840年）以前是不存在的，因为那时候海外贸易这块是皇家内帑垄断的，所谓粤海关13行那是“天子南库”。

但是道光二十年（1840年）英国人敲开了国门之后，硬是通过《南京条约》给定了个5%的关税。但毕竟是洋人强加的，所以抵制还会继续的，这个收入后来是由于清廷“还债”，由外国人经营才得以成为固定税种的。光绪二十年（1894年）前，清廷向向外商借了总数为4000万两战争的借款。截止甲午战争爆发时，中方已经偿还了本利3300万两，这笔钱大部分来自海关收入。

和“洋关税”同时产生的，还有鸦片贸易。

但是此前的“鸦片贸易”（涉及进口的以下简称“洋药”）在清朝一直都是非法的。清朝虽然无法控制“洋药”走私，但是在明面上依然禁止“洋药”贸易。清廷一直撑到了二次鸦片战争前夕，最终还是在《天津条约》里承认了“洋药”贸易的合法化，并确定了一个比关税更高的税率7.7%（一担（100斤）“洋药”价值388.5两，税费30两）。同样道理，后来清廷仍然“拖”而不决。

相对于“洋药”而言，真正推动“土药”（国产）发展的，是因为太平天国运动。

本来清廷对外自顾不暇，以为天平天国就是一般农民起义，小打小闹。没想到突然一下就成了祸患。于是不得已让汉人地主武装站上历史舞台，一打仗就到处要钱，于是“厘金局”就出现了。

“厘金”就是“逢关收费、遇卡抽厘”，这个收入基本上进入了地方政府的腰包，实际上也就就是进了湘军和淮军的腰包。而厘金的“主要收入”就是靠在“洋药”和“土药”上抽厘。

仅以同治十年（1871年）为例，“洋药”进口厘税600余万两，“土药”厘税名虽220余万两，而实则2000余万两。而当年淮军军费达到700万两，其中38％来自江苏省一省的厘金税收入，当时上海还属于江苏，如果加上29%来自上海的关税，江苏省负担了淮军67%的军费。

咸丰八年（1858年）开放了民间的鸦片贸易之后，“洋药”叫苦不迭，“土药”后来居上。

洋人闷亏吃得有点大，原因是，一担“洋药”原本价值388.5两，但是如果从上海贩卖到四川，沿长江走水路，本来是最经济的物流方式。但是在上海先交地方税费21两，然后在镇江叫厘金16两、芜湖厘金17两、九江厘金35两、汉口厘金20两、宜昌厘金9两（这些地方都是湘军民团控制的），到了四川地头，共计缴费148两，换算一下，税率高达38.1%。这和从云南进入四川的土药相比，严重没有竞争优势，土药价格不及洋药一半，而且由于种植规模的不断扩大，价格越来越低廉。逐渐呈现出“土药驱逐洋药”的趋势。

这么一来，英国人又不干了，最终使得“鸦片税”成为了固定税种。

于是光绪十二年（1886年）在《烟台条约续增专条》里规定，“洋药”的进口关税30两保持不变，杂费统一为80两，二者合计为110两。其他地方不能再征收厘金杂费。这110两表面上揣到了清廷的兜里了，但是实际上还不得拿来还洋人的债？地方上那就不满意了。于是朝廷不让收厘金，我们还可以收“坐厘”（营业税）与“牙贴”（印花税）啊。而且这么一操作，还正规了。根据赫德的《岁计收支概算表》统计，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清政府的财政总收入为2.8亿两，而“洋药”税与“土药”税合计为0.33亿两，共占财政收入的11.8%。

结果就是“洋药”进口持续走低，到了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洋药”进口下降了50%。走私实际上在持续扩大，但是这也阻止不了土药市场的持续扩大。

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云南一省年产“土药”8万吨（16万担）。这还没算上贵州、陕西、四川、甘肃、直隶等省。而同治二年（1863）到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进口“洋药”加上估算的走私“洋药”总数，也就在11万担而已。而大清遍地罂粟，饥荒成为常态，疲弱之民遍野，彻底输在了19世纪的门槛上。

因而帝国主义之恶，不在于当初通过“鸦片贸易”每年使大清白银外流600万两。而在于令大清打破“鸦片贸易垄断”，导致了我们整整输了百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