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时，一些士族知识分子放荡形骸，游离于礼教之外。他们热衷研究虚无飘渺的玄学，对功名利禄不屑一顾，极端追求自由，不愿与统治阶级合作。他们醉情于山水之间，纵情于诗与酒，身上带有道德洁癖，极端重视自己的名誉。他们的这种人生态度，被后人称为“魏晋风骨”，又称“魏晋风流”。

这些道德之士留给后世的印象是他们不拘世俗礼法的一些行为举动。他们像一群天真的孩子，用本我的纯真面对险恶的社会。他们醉心追求人性的复苏和觉醒，对那个充满人吃人的社会充满鄙视，但又不得不屈服于这个社会。他们是矛盾的一群人，也是痛苦的一群人。

在这些名士中，以竹林七贤最为出名。他们不屑与政府合作，有着魏晋知识分子猢的特立独行的风骨。他们当中出现了纵酒的诗人，裸奔的名士，打铁的居士，他们在颓废中挣扎，但是挣不脱黑暗的束缚。

与竹林七贤同时代的另一位名士王猛出身贫寒，但他拒绝政府的多次邀请，宁愿隐居山中卖畚箕。后来东晋大将桓温要见他，王猛披着一件破衣服去见桓温府上，“扪虱而谈，旁若无人”。他的举动无异是一种对权贵的蔑视，是一篇不与官府合作的檄文。王猛在掐死虱子的“啪啪”声中谈论天下形势，之后拒绝桓温的重金聘请，扬长而去。

王猛并非故意长虱子，而是与当时许多读书人一样，服用了“五石散”。这些读书人基于理想破灭，内心傍徨，只能靠毒品麻醉自己。他们用服药后的幻觉来摆脱对现实的不满，而服用此药后，皮肤变得很薄，一洗澡便会搓破皮肤，血流不止。所以这些人喜欢穿宽松的衣服，不洗澡，不洗头，身上长满了虱子。而他们根本不把外表放在心上，他们追求的是心灵的安宁。

魏晋风度的另外一个特点是任性狂放，不拘礼法，可以做出令人诧异之事。据《世说新语》记载，王徽之有一天半夜突然想念朋友戴逵，他不顾当时下着大雪，立即连夜乘船去访戴逵。天亮时好容易到了戴逵家门口，王徽之却突然掉头返回。人家问他原因，王徽之说：“我乘兴而来，兴尽而回，又何必一定要见到戴逵呢？”

魏晋时的这些名士并不是不懂礼仪，而是故意不遵守礼教，来表达对礼教的愤怒和失望。他们也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也想维护国家安定，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可是现实是连年征战不休，人民流离失所，统治者又醉生梦死。这些士族本来可以吃穿不愁，但他们的理想却无法实现。这是他们痛苦的根源。

所以我们不难理解面对理想破灭时，祢衡能做出当众脱光衣服击鼓骂曹的事，因为他除了用骂来发泄对世界的不满之外，只能眼睁睁的看着自己的理想走向破灭。

“魏晋风骨”还体现在读书人对司马氏夺走曹魏的天下的反对，这种以下犯上的举动，是读圣贤书的读书人无法认可的。他们身上的道德洁癖决定了他们不可能与这样的政府合作。所以后来竹林七贤中的山涛接受司马氏的邀请出仕时，嵇康要与他绝交。

魏晋风骨对后世的影响是很大的。后世豪放派诗人或多或少都受到他们的影响，李白就是代表人物。李白放荡不羁，向往自由；苏轼称赞阮籍是“千古风流”，感叹“空留风韵照人清”。

正如后世所说，“魏晋风骨”是以人性的觉醒为前提，奠定了中国文人的基本人格精神。他们不是真的不问世事，而是以不同的方式入世。他们信奉“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他们宁愿老死山林，也不让自己道德沾上一点污垢。

魏晋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最黑暗的年代，可是在这黑暗中，有一群人用他们独特的方式，去追求公平与自由，请不要被他们的表象蒙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