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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作为江苏省的主要财政收入来源之一,如果单列,省内财政的一大部分就要直接归中央,江苏财政难免捉襟见肘。

考察中国的 万亿GDP城市榜,我们能清晰捕捉到入选 副省级城市的规律,要么是上海、北京这种 经济政治中心,或者是南京、武汉、成都、杭州这种 强省会城市,再者就是深圳、天津、青岛、宁波这种 直辖市或者 副省级城市

然而前十中,排名第七的苏州格外引人注目,因为苏州并非计划单列,也非经济特区,只是一座普通的地级城市。 作为苏南经济的 领头羊,苏州曾与无锡等苏南城市创造出了举世瞩目的“苏南模式”,成为中国经济腾飞的代名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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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历史上的江南“头牌”

相较于如今的苏州,历史上苏州的政治地位基本上一直与经济地位同步提高。 “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夜市卖菱藕,春船载绮罗。” 苏州是典型的江南水乡,河流纵横交叉,湖泊星罗棋布。南北朝之后,经济重心南移,南方农业逐渐发达,隋朝修通南北大运河后,作为沟通江南河道的 交汇地,苏州成了中国经济最活跃的地区之一,政治地位也水涨船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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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杭大运河苏州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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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公元758年,节度使署进驻姑苏城,到了840年,苏州更是成为全国州府十望之一。1127年北宋灭亡,赵氏家族南迁临安,作为拱卫都城的要地,苏州一时间颇受重视。 到了清代,苏州被划分给了江南省,这时,正好江苏巡抚驻苏州城,苏州趁此体验了一把当 省会的感觉。 江南省(江宁:两江总督、江宁布政使驻地; 苏州:江苏巡抚、 江苏布政使驻地; 安庆: 安徽巡抚、安徽布政使驻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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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长期在文化和经济上繁荣的城市并 不多见,上海虽然经济发展比苏州耀眼,但在城市历史上仍逊色三分;而历史上曾经“烟花三月”的扬州、开封等城市,如今却都默默无闻难觅辉煌,很难再与苏州相提并论。 庞大典雅的苏州园林正是 古代苏州发达经济与繁荣文化的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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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民国开始的政经分离

苏州政治地位的 没落开始于民国时期,民国16年(1927年),国民政府建都南京,在选择省会时,国民政府曾考虑过在镇江和苏州两座城市,综合比较后觉得 镇江更适合,遂将其将其作为 省会
随后的 苏州经济发展仍然迅猛,但不再承担政治功能,政治经济已经有了 脱钩的苗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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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开始没落的苏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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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扼杀苏州政治话语权的是 上海地位的迅猛提高。自近代以来被迫开埠以来,上海不但在经济上取得更大成就,更是打造出了中国对外交流窗口这一名片。 民国时期日渐繁荣的上海外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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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经济的腾飞,上海这座“远东巴黎”也开始谋求更高的政治地位,从原本属于苏南地区的普通城市,到1928年成为特别市,再到建国后被划为 直辖市,上海的政治地位飞速上升,进而奠定了其在华东地区的 龙头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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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眼整个长三角城市群,已经有了 南京和杭州两个副省级城市,再有同级的城市必定会 稀释上海的政治地位和资源配置,而如果苏州成为计划单列市或者副省级城市,必定对偏居江苏西南一隅的南京产生影响。
因此, 历史原因形成的南京、杭州和上海三个政治强市无意间却默契地架空了苏南或者说苏州,形成了政治地位塌陷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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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说上海架空了苏州,但在经济发展层面上两者的关系又十分“ 暧昧”。苏州经济之所以能长期不强劲,和上海强大的经济影响密不可分。纵观从计划经济到改革开放的发展史,苏州的发展历程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上海发展历程的 映射,当然苏州在上海的崛起中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近半个世纪以来,两座城市一直“眉来眼去”,甚至还传出了“上海合并苏州”这样的都市传说。
“千丝万缕”的上海与苏州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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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错过计划单列市的“列车”

改革开放以后,为了促进沿海城市的开放并深入推进经济改革,不少城市获得了更高的政策支持和权限,并在政治地位上获得了提高。但是苏州却不在此列。

九十年代,各地如火如荼地参加 计划单列市的评选(计划单列市享有省一级的经济管理权限,计划单列市的收支直接与中央挂钩,由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两分,而无须上缴省级财政。出任这一行政区官员的品级为副省级),不论从 最初的十四个计划单列市,还是到现在精简后硕果仅存的 深圳、大连、青岛、厦门、宁波五个计划单列市,苏州从来没有占得 一席之地。 最初的十四个计划单列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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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单就落选计划单列市本身而言,回溯到 上世纪八十年代当时的苏州经济尚处于蹒跚起步阶段 , 甚至还比不上无锡(从苏B是无锡就能看出来),“苏南模式”尚在萌芽,没有评选上计划单列市也并不是什么不能接受的事。 上世纪九十年代“蹒跚起步”的苏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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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重要的是, 计划单列市本身带有极强的政治色彩。 宁波受到了以包玉刚为代表的民间企业家的恩泽大连、青岛负责对接日韩深圳负责对接香港,而 厦门更是属于面向台湾的窗口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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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苏州作为主要的工业城市,有着外贸发达,但却没有 优良的港口和机场,而不论厦门还是青岛,都有优良的对外港口,并且海关直属于国家,每年向国家贡献大量的税收。 青岛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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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但如此,宁波和青岛还分别是东海舰队和北海舰队司令部的所在地,大连和厦门也是北海舰队和东海舰队的重要军港。而苏州虽处长江沿岸,但本身算不上海上军事要地,这样一来,苏州又少了一个优势。

在技术层面上,将苏州列为计划单列市也不太现实
计划单列市 有着无须 上缴省级财政的特权, 苏州作为江苏省的主要财政收入来源之一,如果单列,省内财政的一大部分就要直接归中央,江苏财政难免捉襟见肘 。 在苏北转移支付的压力下,不将苏州单列也有考虑到防止虹吸效应,降低区域差异的考量。

04

大苏州“苏州市”?

除了上述原因,苏州发展模式也有自身一定的缺憾。

首先是 尾大不掉的县域。作为一个行政市,苏州居然有4个县级市,这也造就了苏州特有的县域经济,所以我们说苏州这个城市如何如何的时候,万万不可脱离它管辖的县级市,因为这里涉及到一个县级市财政和市辖区财政的区别问题。 苏州行政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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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的县级市,在行政上归省直辖,地级市只是负责代管。 这一点在财政上尤为分明,相较于市辖区,县级市只需将 一小部分财政上交市里。
在2018年全国百强县的排名中,前十名江苏省占了六个,并且包揽了前四名,而这前四名里,有三个属于苏州。 这三个县加上排名第十的太仓,大概占了苏州GDP的60%,这60%带来的税收全部上交省级财政单位,这导致了 苏州对下面的县级市的控制力不强,城市向心力基本为零。
比如号称 “中国第一县级市” 的昆山市,虽然隶属苏州,但是发展重心是一直积极融入上海,而不是苏州市区。 “中国第一县级市”昆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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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大城市都是城区强大,越往外围越弱,但是苏州却呈现相反态势,即城区较弱,越往外围越强,所以某种意义上来说,苏州只能说是一个富裕的城市群,因此造成如今苏州的GDP总量和苏州市(区)的城市建设、科教文卫并 不在一个水平线上。
其次从 经济结构上看,自改革开放以来的引领苏州经济崛起的“苏南模式”,其本质是依靠乡镇企业实现工业化发展道路。但“苏南模式”主要进行的是来料加工,产业链短,附加值低;对外资依赖程度大,大部分利润都被外资转移,为之配套的民营企业又沦为配角;以中小企业为主的经济模式缺乏宏观规划和统筹安排;代工为主的产业模式导致同质化加剧……种种产业上的缺陷让苏州在全国城市竞争上 很难得到政策上的机会。 雾霭之中的苏州工业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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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长三角一体化带来的新机遇

2019年12月,对长三角发展具有决定性意义的《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正式出台,《规划纲要》全文共有3万多字,多次提及苏锡常以及苏州下辖的市(县)区等,尤其提到要推动上海与近沪区域及 苏锡常都市圈联动发展,构建 上海大都市圈,推广上海临港、苏州工业园区合作开发管理模式等重大利好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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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未来, 苏州必定是 上海大都市圈副中心 城市和 长三角城市群重要的 次中心 城市。“长三角一体化”将成为苏州应对风险挑战的“定盘星”,实现转型升级的“助推器”。

延伸阅读

中国城市共9级,苏州才第5级!

在中国,衡量一个城市的实力,不仅要看其经济指标,更要看其在权力体系中的位置。甚至,有时候权力的巨手,比市场更为强势。

很多人忽视了城市的权力等级,没有意识到城市的权力意味着什么。

市场体系,决定一个城市的自由财富的多寡,而权力体系,则决定一个城市的公共资源的多寡。

公共资源,一样是非常重要的资源。

作为一个有千年集权传统的国家,中国城市的公共资源,其实是按照权力等级排队安排的。

简言之,城市权力等级,关乎公共资源多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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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市九大权力等级的划分及其逻辑

结合中国城市的三级行政设置、现实政治权力等几大因素,将中国城市权力等级划分为九个级。

分别为:

·第一等级北京,首都,超然于一切城市之上。在中国城市中权力最大,国家政策的策源地,国家顶级资源的集中地。全国政治、文化、科技、外交中心,独步天下。

· 第二等级其它直辖市。最高首长一般为副国级,集中了强势公共资源,

·第三等级省会城市。广州、武汉等为副省级,普遍特点是:集中了全省最好的资源,最高首长一般兼任所在省或自治区的常委。

·第四等级计划单列市。五大计划单列市均是国家开放城市,在国家行政体系中,普遍是副省级,高于多数省会。为什么排在省会后面?后面将有论述。

·第五等级省或者区内强势的经济大市,副中心城市等。江苏的苏州最典型

·第六等级一般地级市。在中国占据主流,约为总数的70%以上。

·第七等级省直管的县级市。虽不是地级市,但现实中比县强势。

·第八等级一般县。在中国行政设置中最普遍。

·第九等级镇级的小型城市。除沿海经济发达省市外,内地镇多数财权事权虚弱。

公共资源,与市场资源,是截然不同的两种资源,前者可以自由流动,后者却完全取决于权力。比如,作为一般市,广东的佛山、江苏的无锡,福建的泉州,浙江的温州,山东的潍坊,都是经济强,但是,它们却有一个公共点,大学少。

是他们办不起吗?不是?

根源就在于,大学是一种公共资源,是需要权力审批的,不是象办企业一样,想搞就搞。

取决于权力,不取决于市场,但是最后却对市场有影响,这种独特的资源,就是中国城市的公共资源。

尽管北京最近几年奉行了非常严格的赶人政策,但是,一代又一代,一年又一年的外地人,还是前赴后继潮水般涌入北京,北京到底香在哪里?

北京的最大利器,是公共资源。最好的学校,最好的医院,最有审批权的衙门,最强大的央企,都云集北京。这些资源,才是国内其他城市无法替代的。

北京在全国的地位,正如省会、首府在各个省和自治区的地位。

在2017年的统计中,房价普涨的城市中,除个别城市外,所有的省会和首府城市,房价都涨了,这绝对巧合,而是必然。

权力体系的强势地位,使省会城市能够集中一省最优势的公共资源,这就是哪怕地处不发达地区,但是几乎所有省会城市房价都坚挺的原因。

在几乎所有的省会城市中,三产都比较发达。很多落后地区的省会,三产也能够比发达地区的一般城市厉害。无它,全省的资源都集中在它手中。

经济发达的苏州,2016年其本外币存款与GDP的比值不过1.3,但是,经济不发达的甘肃省会兰州,其存款余额与GDP的比重,竟然可达2.8,吸金能力强过经济发达的苏州。

在一省之内也是如此。苏州经济比南京更强势,但是吸金能力就不如南京。权力体系的加持,使其在经济活力不如苏州的情况下,吸纳资金的能力强过苏州。

就医疗和教育资源而言,情况也差不多。江苏的三甲医院,三分之一以上集中在南京,苏州纵使常住人口比南京多,经济总量比南京大,三是三甲医院却只有几家。不足南京的五分之一。

很多没有完全走出审批制的垄断行业、半开放行业,都依赖城市权力体系。比如地级市可以搞城市银行,再发达的县级市,都没有权限搞,这就不是市场选择,是权力布局。

充分考量自己在权力体系中的地位,合理布局未来战略,也是很多城市需要尊重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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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大等级城市的各自特点

FIRST LEVEL

第一等级:首都(北京)

国家定位,北京是中国的政治、文化、科技和对外交流四大中心。

北京与上海、天津、重庆同属直辖市,最高首长副国级。

但北京作为首都,超越其他直辖市。无它,中央在这里。

中央集权,千年传统。自秦集天下富商于咸阳,中国的都城是权力和财富的中枢。

在文教领域,中国最顶级的高校,包括北大与清华,均坐镇在北京。985大学中超过五分之一设在北京。在医疗方面, 2017年中国十大医院中,北京独占其四,拥有中国最多的三甲医院。至于中央机构,则更是集中于北京。

北京还是中国事实上的经济中心。罗天昊认为,北京在中国经济体系的强势地位体现在三个方面,央企;五百强总部;金元之城。

北京坐拥80余家央企总部,超过其它所有城市总和;北京的世界500强总部世界第一。此外,网易、腾讯等民营企业管理总部都从外地迁到北京。以承接政策的阳光雨露。加剧了商业与政治的媾和。

北京还是中国的金元之城。

北京是中央银行所在地,也是三会所在地,政策的策源地;北京的金融产业强势。金融行业的增加值超过高科技行业,居第一位;北京还是名副其实的“吸金之城。”本外币存款余额为144086亿,不仅总额全国第一,而且其与GDP的比值达到5.2,全国大城市中最高。

在权力体系中的绝对优势,使北京集中了中国最多的公共资源。纵使北京多方限制外地人口,人们还是对其趋之若鹜。人口极限一破再破,总人口超过2100万。

权倾天下,是当下北京经济体系的基石,也是北京房价高耸入云的基石。

雄安既出,搅动北京。分流北京的部分公共资源,大势所趋。

迁官迁校迁央企,权力资源被分流之后,北京未来人口会下降,经济实力也会受影响。权力体系仍是中国第一,经济实力未来百年内,应在全国前五名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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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OND LEVEL

第二等级:直辖市

直辖市行政设置是正省级,直辖市最高负责人却往往是副国级。

直辖市在权力体系中处于顶级。拥有非常丰富的公共资源。

浦东,滨海,两江,三大直辖市都有划时代的国家级新区。政策利好首先落地它们。

在央企领域,上海坐拥宝武等多个强势央企。天津、重庆有数千亿乃至上万亿的央企投资。在教育领域,直辖市都是中国教育重镇。复旦,南开,重大均为985大学。

在财政扶持上,直辖市得天独厚。天津滨海的投资很多来自中央或者央企,上海世博会花了中央不少钱。重庆在多次重要时刻得中央扶助,仅在2012年的特殊时刻,来自中央的大员就直接带了三四千亿的投资来重庆。

上海是国家钦定的金融中心,拥有上海证券交易所,本外币存款超过11万亿,重庆和天津的金融产业,也十分强势。

政治地位过高是一把双刃剑。

直辖市在公共资源占尽优势,但弊端也明显。直辖市首长只差一步即可登天,这种特殊地位,使其在政治上极其谨慎,保位占第一,改革挤一边。怕试错,怕争议。

表现在领域,就是改革力度不大,京沪是中国最顽固的户籍壁垒;表现在经济领域,就是民营经济缺乏活力。

上海虽然国企和外企强势,但是本土没无知名民营企业诞生。很多民营企业崛起于江浙,壮大后才落地上海,最典型的是均瑶集团。上海得摘果之利。天津的民营企业,也不发达。

目前,中国真正的知名竞争性企业,大多诞生在并无政治优势的城市与地域。一大批行业的龙头企业,亦崛起于深圳,如华为,腾讯,比亚迪等。宁波的民营企业,亦非常发达,而其余的一些经济发达城市,多为江浙,广东的一些小城。

早在2009年,罗天昊在国内第一个公开提出降低直辖市的政治地位,适当削弱直辖市的权力,淡化其权力色彩,其实长久而言更有利,可以促进改革,达成社会经济发展的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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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RD LEVEL

第三等级:省会(首府)

中国的省会或首府城市,在权力体系中也非常强势。

省会在各个省的地位。犹如北京在全国的地位。

省会城市在省内的权力体系中处于顶端,是本省最好的公共资源,都集中在它手中。连河北省会石家庄,仍然可以在北京之侧成为千万人口大市。

省会不仅是政治强势,亦是经济上强势的城市。几乎所有的省会城市中,三产都比较发达。同时,省会也集中了部分央企。

尤其是教育、医疗、金融三大资源,省会的优势非常明显。

中国的大学大部分都集中在省会。

其中,尤其是武汉、广州、南京、成都、西安、沈阳、长沙、郑州等省会城市,科教资源发达,武汉、广州、南京的在校大学生人数都超过百万,武汉更是全球第一。其它各个省会和首府的大学在校生总数占全国一半左右。

在金融资源方面,广州坐拥5万亿金融资本,成都、杭州、武汉等拥有巨量本外币存款。纵使是青海的西宁,作为中国经济落后省份的省会,其存款余额也达到3883.8亿,是其GDP的三倍以上,存款与GDP之弊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在地方,三甲医院也主要集中在省会。多数省会的三甲医院数量,都占全省的一半左右。

论行政级别,仅有广州、武汉、成都、南京、沈阳、西安、济南、杭州、哈尔滨、长春等十个省会是副省级城市。其它省会或者首府,并非副省级。

五大计划单列市都是副省级。为什么一般省会,在权力体系排名中还要略高于计划单列市?罗天昊认为,关键还是公共资源。

比如广州与深圳,深圳经济总量超过了广州,但是,论公共资源,深圳还是比省会广州差远了。广州集中了广东接近一半的三甲医院,以及中山大学等所有的重点大学。纵使发达如深圳,没有一所自产的985大学,三甲医院,也仅为广州的四分之一不到。

部分省会还有驻军,是中国重要的战区司令部所在地,如广州,福州,兰州等。

作为新疆自治区的首府,乌鲁木齐的武警配置密度,远高于一般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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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URTH LEVEL

第四等级:计划单列市

在行政设置中,计划单列市属副省级城市。

几经变化,中国仍有深圳、厦门、宁波、青岛、大连等五个计划单列市

就行政级别而言,计划单列市比多数省会高,但是,就公共资源而言,计划单列市还是比省会稍逊。无它,计划单列市是权力孤岛,而省会则集中全省的公共资源。

但是,总体而言,计划单列市仍在中国城市体系中处于中上层次。

大连与沈阳,青岛与济南,宁波与杭州,厦门与福州。深圳与广州,考究这些能够与省会分庭抗礼的的城市,我们可以发现,他们的底气不仅在于经济实力,也在于政治实力。计划单列市,其人权和事权部分由中央直管,可以相对超脱。经济发展计划以及财税,均不用被省里抽成太多,有相对独立的发展权。

由此,计划单列市的经济一般都经济发达,五大计划单列市,均是中国经济重镇。一大批行业的龙头企业,崛起于深圳,如华为,腾讯,比亚迪等。宁波的民营企业,亦非常发达。

同时,计划单列市具备很强的开放性,锐意改革。在罗天昊推出的中国城市包容能力排名中,深圳、厦门等城市表现出色。深圳的净流入人口占常住人口比重在为全国之亚,接近70%。厦门也接近50%。占比都超过作为首都的北京。

罗天昊认为,计划单列市的最大独特性是:在权力层次上比较强势,在经济方面富有活力。社会领域具备开放性。兼得权力与市场之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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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FTH LEVEL

第五等级:省内副中心或者经济大市

这类城市,虽然行政设置上是一般地级市,但是市委书记一般高配为副省级干部。

最典型的是江苏苏州,湖北襄阳,河北唐山,山西大同等。一般省都有一至三个。

这类城市虽然不是省会或者计划单列市,但是一般资源也很强势,或者是在公路、铁路系统成为区域中心,或者是区域经济中心。

苏州的经济总量在全国前十,在江苏则超过省会南京,雄踞第一宝座多年。唐山的经济总量,也多年来比河北省会石家庄强。

襄阳是湖北副中心城市,大同也是山西副中心城市,在省略战略地位,交通枢纽地位突出。

这类城市,在行政设置上为地级市,在权力体系中却略高于一般市。公共资源相对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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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XTH LEVEL

第六等级 一般地级市

在行政设置中为地级市,是中国城市的主体。在中国有数百座,处于城市权力的中下游。

地级市的公共资源,相对直辖市,省会和计划单列市,差别巨大。

除极少数资源型城市拥有矿产或者重要战略资源类型的央企外,来自中央的公共资源,很少分布在地级市。

省内的公共资源,被省会和副中心城市占去一大块,均分到地级市又削弱一层。

最典型的是大学,普通地级市的大学,多数是师范类,职业技术类,好的学校多在省会。

正因为在权力体系中没有优势,公共资源少,那些在普遍地级市中脱颖而出的城市,更值得仿效,是真正的平民英雄。

最典型的是广东佛山,没有央企,没有特区,凭借本土经济、民营经济、实体经济,内生式发展模式,成为中国经济重镇,殊为不易。

其它如福建泉州,浙江温州,台州,江苏无锡、常州、山东潍坊等,均是中国地级市中的佼佼者。这类城市一般以制造业为主导产业,实体经济兴旺,市场经济发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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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VENTH LEVEL

第七等级:省直管市

比地级市低半级,比县在权力体系中略高一级。

很多省级开发区,优先落地于省直管市。

直管市的经济发展,也比较少受到托管地级市的制约。

在东南沿海,曾有一大批县级市崛起,有的甚至比地级市还强势。曾经的广东顺德市,一度都是全国百强县市。

本世纪初期,县级市掀起一股撤市设区的风潮。原因很简单,部分省直管县太强势,有可能过几年独立成为地级市。为防夜长梦多,多数沿海强势的县级市,都被撤销,成为市下的区。最典型的是顺德,在被佛山撤市设顺德区的前夕,经济总量超过佛山全市的三分之一。远超佛山主城区。

泰兴和昆山,未来也要防止被扬州和苏州撤市并区。

EIGHTH LEVEL

第八等级:县与县级市

县的设置在中国最为普遍。

目前中国有接近3000个县和县级市。

县和县级市在城市权力体系中处于下游。来自中央和省级的公共资源很难照顾到。

部分特殊县,如贫困县,能够获得上一级权力的倾斜,但是因为本身社会经济的落后,这种支持往往无法持久。输血不如造血。

东南沿海有一些经济大县,经济繁荣,制造业发达。强大的经济实力,可以弥补一定的公共资源匮乏之弊,比如,沿海有不少医院,虽然级别上不高,但是设备很好,还可高薪聘请医术高明的一生,实际医疗水平不亚于一些内地地级市甚至省会的医院。

但总体而言,再发达的县,公共资源都是匮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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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NTH LEVEL

第九等级:乡镇

乡镇本非独立的城市,但有建制的乡镇,其驻地属于城市,不属农村

乡镇在城市权力等级中处于末梢。

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省市所属的乡镇,有的事权略大,比如佛山,典型的乡镇事权大于区县,权力下沉。由此社会管理方面主导权比较大,经济发展自由度充分。社会开放。

另外一个特殊的地方,是东莞,东莞不设县,市直管镇,虎门、长安等镇,文明天下,俨然成市

但沿海部分地区只是例外,不能看做普遍现象,不具备代表性。

总体而言,大多数乡镇财权、事权和经济发展权受到上位权力制约。尤其是内地最典型。

△ 中国城市的九大权力等级

(来源:地缘谷、罗天昊国与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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