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世纪上半叶军事企业家们将战争看作生意，并从中赚取了大把的利润。然而，这种经济上的收益并非仅仅意味着金钱的增加，还意味着政治影响力的增强。军事企业家时期，一个明显的趋势是，在瑞士联邦内部，政治、军事、经济之间的界限逐渐模糊。军事企业为政治人物尤其是在州议会中占有席位的政治家们提供了一笔额外的收入。相似的，雄厚的经济背景或者辉煌的军事战绩又将十分有利于这些人获得更多的政治影响力。

17世纪中期，法国大使在对马扎然的信件中提到瑞士指挥官卡斯帕，说他有很多生财的门道，经营着一个十分成功的盐货贸易公司，几乎在他成年之后就一直是州议会的成员，同时他还是有着三十年经历的军事企业家。法国的大使因此称他为瓦莱州最重要的人。

政治、军事和经济紧密相连，在伯尔尼、弗里堡、索洛图恩这些地方，公会几乎没什么权力，议会是被任命而非选举的，这些职位能为雇佣军指挥官和拿军队补助金的人提供晋升的道路。尽管从理论上来讲，军队的指挥权是不能被继承的。当一个连队的掌管者退休或者去世时，将由州来指定下一位继任者。但是在实际的操作中，往往是从统治家族下一代中选取合适的人选，将兵团交付与他。

这些出生在瑞士军事家庭里的孩子往往会沿袭家族的职业，在长达三个多世纪的历史中，僚迪斯巴赫、埃拉赫、路德维希这样的名字在瑞士指挥官的名单里反复出现。那些足够幸运，最终在战场上幸存下来的指挥官会回到家乡，在联邦的政治机构中任职，从而继续维护家族的利益。作为一个长官，他会在卸任时将自己家族中的人推上位子继续延续下去。这样，军事家族逐渐变成了一种寡头政治。伯尔尼的35个家族在州议会中人数超过300人。在弗里德堡有67个这样的家族，在索洛图恩有34个，卢塞恩有29个。掌握政治权力的军事家族成为瑞士独特的贵族阶层，称为“Patriciat”。

联邦被世袭贵族所统治，而这些贵族的权力主要仰仗于雇佣生意。所有的军事家族在政治上都很有影响力，反过来，几乎没有一个有影响力的政治家与雇佣生意不存在亲密的关系。到了18世纪，尽管瑞士的雇佣军事业已经出现了衰落的迹象，但是在世袭贵族的帮助和保护下，雇佣生意在一定程度上仍能保持着对联邦社会和经济生活的影响为。从乌里州的一份“1763－1828年雇佣军军官的登记表“与“自1788年后有资格担任政治职务的家族名单”对照的结果来看，至少有一个军官家族占了名单的一半，而40%的军官仅仅来自于5个家庭。军事的寡头政治十分明显。

国外的现代学者在对20世纪的瑞士高级行政公务员的身份构成进行研究时，发现其中军官的比例仍然很高。在瑞士高级公务员的军衔统计表中显示，整个20世纪出身军官家庭的公务员比例均占到了50%以上，部分年代比例能达到60%以上，甚至直至21世纪前十年，军官的比例还保持在42.5%。直到今天，那些军事家族的权力和财富仍然能够通过那些雄伟的城堡得以窥见。佣兵城堡在瑞士随处可见，而且大多是奢华的豪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