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墓志所见恒州乡里村地名初探
文 / 赵镭饷 顾乃武
【摘要】唐代墓志中所见恒州地区的乡里村共19处，其中真定县有10处，石邑县有4处，九门县2处，平山县3处，存续至今的村落有3处。就其分布而言显示出了环绕大城市集中分布的特点，可见唐代时期的政治、经济环境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聚落的变迁。探究古村落对保存乡村文脉发展，研究区域地理与社会文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墓志 恒州 乡里村
唐制，“百户为里，五里为乡，四家为邻，五里为保，在邑者为坊，在田野者为村。”这是第一次以政令形式将“村”正式纳入国家基层行政体系。不少学者对于唐代的乡里村做了较为充分的考证，但其地区主要集中在唐代长安、洛阳、幽州等地区。而河北正定周围的乡村地名尚无系统研究。现出土唐人墓志中墓主人的归葬地信息，结合墓志出土地点与历代地方志的记录，为探索这些村落的位置提供了可能性。
恒州（天宝十五（756）年改为常山郡，元和十五年（820）改为镇州），领县十一。其中，墓志中出现的乡里村地名分布于真定县（今正定县）、石邑县（今鹿泉区）、九门县（今藁城西北）、平山县（今平山县），其中真定县的乡里村数量多于其余三县。
一
真定县的乡村
据《旧唐书》记载：“武德四年，自石邑移恒州于县为治所。”唐武德四年（621），恒州州治由石邑县（今鹿泉县）移至真定县。终唐一朝，虽恒州在元和十五年（820）曾改为镇州，但州治一直位于真定未曾变动。真定县的乡村名称不见于史册记载，《太平寰宇记》中记录：“真定县，旧二十一乡，今一乡。”真定县见有唐代5乡2里3村，其中“永安乡”（今永安村）延续到现在。
（一）尚德乡、长春里
《唐张公（怀实）墓志铭》：“（张公与赵氏）以其年（德宗建中三年）四月十八日合葬于恒州城东北十里尚德乡寿阳原，礼也。”
《唐马公（良）及妻梁氏墓志铭》：“（马公）以（僖宗）中和三年十月十三日，终于真定县尚德坊之私第……以中和三年十月下旬有八日，□灵于镇府西北七里尚德乡长春里平原，赴先茔之合葬。”
张怀实墓志铭为与妻子赵氏的合葬墓志铭，出土信息不详。马良墓志在1984年河北省石家庄市正定县城北城墙基出土。
自唐高祖武德元年（618）复置恒州，治石邑。武德四年（621）将州治迁往真定。然而终唐一朝恒州未曾再行更改州治，即今河北省正定县。此“尚德乡”在史书中并无记载，因年代久远距离可能并不准确。今尚德乡已不存，据出土地点与墓志距离信息可以推测当在今正定东北方向。“尚德乡”因中国古代崇尚“德治”，如此命名与治国理念与儒家文化有关，反映了河北地区存在一定的尚儒礼教之风。
长春里，取嘉名，应属城外之里。张金光认为“里”有城邑之里与散户乡村之里两种形式，前者比后者更为整齐规划，后者在编户上不甚整齐划一。此“长春里”应属于城外乡村散户之“里”。唐代的政令将“村”合法化，作为一基层聚落单位。此前，“村”一直以自然区划而存在，与之不同的是“里”则是人为区划存在于城中。唐令规定“在田野者为村”，此“长春里”显然不在真定县城中而“在田野”，说明部分地区仍因袭汉代以来居民区的习惯叫法“里”，且将之隶属于“乡”，唐代的城邑之外存在着乡——里，乡——村并行的基层行政体系。
（二）寿阳村、安乐里
《刘君（忠孝）墓志铭》：“（刘君）炎帝之派裔，其远祖仕赵，因□永居于此，今即常山真定人。……便以其年（文宗开成三年）十一月十二日卜地通吉，安厝镇府北寿阳村西南二里□□之原，礼矣。”
《唐故夫人京兆杜氏墓志铭》：“（杜氏）以（文宗）大和四年六月廿日卧疾，终于镇府真定县安乐里之小寝。以其年九月廿九日迁于祔于府城西北五里寿阳村之原先茔之左次。”
刘忠孝墓志于1978年出土于石家庄市正定县教场庄村东南。“寿阳村”为刘府君与杜氏的归葬地点，刘府君据墓志前文可知刘君先祖世为真定人，定居于此，又归葬地为“镇府”，即镇州。唐宪宗元和十五年（820），改恒州为镇州，真定即是镇州州治所在。据墓志出土地点可知，寿阳村当在今石家庄教场村东北方向。“寿阳村”，反映了古代人民追求长生长寿的美好愿景，与祈求长寿有关。
“安乐里”为真定县城内的城邑中之里。宫崎市定认为，北朝时期将都市城郭中的居民区公称为“里”，民间俗称为“坊”，唐代以政令确定下来“邑居者为坊”，但其实“里”与“坊”在城市内无本质区别。“安乐里”，本质是相当于“坊”的城内居民区。“安乐”，取其嘉名。
（三）冰河乡
《唐王府君（俊）墓志铭》：“（王府君）以其岁（贞元八年）春二月五日迁厝于城西北六里冰河乡界长原，礼也。”
《唐毕游江墓志》：“（毕府君）以贞元十九秊（年）六月十四日寿终于恒府敬爱坊之私第也。……则其年七月一日归葬于府城西北七里冰河乡之原，礼也。”
毕府君的墓志于清道光九年八月在正定府城西十里斜角头白雀寺附近出土，据出土地点可知唐代冰河乡在今正定西北方向斜角头村，滹沱河北岸。据唐代的两方墓志中记载的距离州城的位置来看，当相差不大。
另有传说即冰河乡得名于汉光武帝刘秀渡滹沱河的传说，“古滹沱河，汉光武帝为王郎所追至滹沱河，以王霸言因冰得渡，冰河乡得名或即以此。”推测或许为冰河乡得名的原因。冰河乡之名，今天已经不复存。
（四）永安乡、北房村
《唐故太原郡王公（方徹）墓志》：“会昌元年冬十月三日迁窆于镇府真定县永安乡北房村之北原，自棺榇坟圹以往皆如其常，有其有而无其无，遵遗命也。”
“永安乡北房村”为王公的归葬地点，今正定县北约5.5公里处有永安村，相传为明代建村，过去此地有一道沟，沟岸土质较好，杨、马、刘、叶等姓先后到此地定居，取名“有岸”，后沿为“永安”。若此墓志中“永安乡”为今“永安村”，则该村则从唐延续至今。《正定县志》载：“明御史赵瑛墓在城西北永安村。”可能沿袭永安乡之名。
“永安乡”的本质实为“村”，即乡统辖下的数村的治所所在。永安，为嘉名，永远安宁，体现人民的美好愿景。北房村，方位命名与姓氏命名结合。
（五）中山乡
《唐赵府君（公亮）墓志铭》：“乃焚香启龟，三兆习吉，以（僖宗）中和五年三月六日，迁神于镇府真定县南常山城西约一里中山乡，于先茔之平原，卜葬礼也。”
赵公亮墓志于1949年以前出土于河北省石家庄市西古城村出土。依墓志可知中山乡在正定县城南部，今西古城附近。另此墓志中“常山城”并非唐真定县城而是北魏时期真定旧址（正定旧址在东古城附近），《太平寰宇记》载：“魏太武出关登常山，北望安乐垒，嘉其美名，遂移郡于垒，今郡是也。”“安乐垒”是前燕慕容恪所筑堡垒，后为常山郡治。据路洪昌、梁勇《河北若干历史地理问题考辨》，“安乐垒”当是今正定县所在，而北魏时期的常山故城在今石家庄东古城附近。即今东古城，故而其在“真定县南”。
中山乡，得名与古中山国，“（正定）县在春秋属鲜虞国，战国为中山，为东垣邑，后属赵秦。”真定于先秦为古中山国之地，“中山乡”因此而得名。
（六）六上乡、北房头村
《陇西李君夫人石氏墓志铭》：“恒府郭下县有陇西李君别业于当县六上乡北房头村。”
据《元和郡县图志》：“真定县，望。郭下。”即墓志中的“恒府郭下县”即为真定县。该墓志出土信息已不详，仅凭墓志判断唐代真定县境内有六上乡与北房头村。
二
石邑县的乡村
石邑县，战国时期赵武灵王讨伐中山国便取石邑之地，赵武灵王二十一年攻中山，取石邑县。隋开皇六年（586）时又置石邑县，并分置获鹿县，大业初年隶属于恒山郡，唐天宝中，改名获鹿县，隶属于真定府，石邑县当为古获鹿县，即今鹿泉县。今见唐代2乡2村，其中“赵陵村”（今为赵陵铺）、“高迁村”存续至今。
（一）太平乡
《唐孙（岩）公墓志铭》：“元和七年十一月十六日，（孙公）奄终于恒府石邑县之私第，春秋六十五，……便取八年春二月十二日，窆于居之西南三里太平乡平原，礼也。”
孙岩墓志于1954年在石家庄市振头村南出土。据墓志志文可知，太平乡在孙府君居所西南三里，当推测此乡在今鹿泉县西南方向，与出土地振头村方向相符，当为唐代太平乡外一平原。
（二）沍水乡、赵陵村
《唐陇西李公故夫人琅琊王氏墓志铭》：“唐元和十二年十月二日，成德军南先锋马步副兵马使押牙陇西李公夫人琅琊王氏寝疾，终于恒府真定县尚德里之私第，时年二十七。……至十一月六日，自其家发引，达于府南二十里赵陵村之原。”
《孟弘敏及夫人陇西李氏合祔墓志》：“取天祐十八年[墓志文中的“天祐十八年”，“天祐”是唐昭宗李晔的年号，唐哀帝沿用。天祐四年，朱温建立后梁，唐天祐年号仅用四年，但后唐继续沿用此年号，故此孟府君当是五代时期后唐过世，而沍水乡赵陵村在五代时期继续存在。]二月十五日迁府君夫人之柩于葬于石邑县沍水乡赵陵村，附先茔之礼也。”
“赵陵村”，村子因为陵墓而得名。赵陵，有三种说法，一说为春秋时期赵国旧陵，一说为尉陀陵墓，一说为汉文帝所修的三十六个赵佗先冢。赵武灵王墓并不在获鹿县。尉陀即赵佗，卒于南越，当不是此赵陵。唯有汉文帝所修赵佗先冢较为可信。
据《史记》载：“文帝元年诏正定为南越王赵佗先人置守冢，岁时奉祀官其从昆弟。”赵陵村得名于汉文帝为赵佗先人修建陵墓之事，而其位置大约在今正定以南，石家庄附近，靠近鹿泉，与墓志志文中在真定府南相合，加之葬于村外平地，距离大致相同。县志中在清朝时赵陵村已成为“赵陵铺”，因真定通往获鹿、井陉的驿道从此地经过，设立驿站，故称“赵陵铺”。“按陀先冢即在赵陵铺，向属正定今属获鹿。”今石家庄市有赵陵铺镇。
沍水乡，史书中不见记载，既然赵陵村隶属于该乡，推断沍水乡应在赵陵铺镇附近。据《太平寰宇记》：“石邑县，西南三十里。旧十五乡。”沍水乡，应是石邑县下属十五乡之一。
“沍水乡”，“沍”也写作“冱”，意为冰冻。《庄子》：“大泽焚而不能热，河汉沍而不能寒。”乡名或与气候有关，或与此句有关。
（三）高迁村
《大唐故御史杜君（秀）墓志之铭》：“（杜君）以（高宗）调露元年岁居单阙，十月戌申朔廿五日壬申与夫人冯氏合葬高迁村北，西临汶水。”
此墓志是杜府君与其妻子冯氏的合葬墓志，高迁村为其归葬地点，前文有“今为恒州邑人也”。据县志记载，杜秀墓在“城东南高迁村”，前文已作说明，石邑即获鹿即为今鹿泉县，可知杜秀葬于今鹿泉县南部。今鹿泉县有高迁村，位于鹿泉县南约25公里左右，可知其名自唐代便沿袭。高迁村，“迁”字在古代为调动官职，高迁则是祈求仕途平顺的意愿。
三
九门县与平山县的乡村
九门县见1乡1村，平山县见2乡1村。皆无存续至今的乡村聚落。
（一）翼君乡、伯辟村
《唐李府君夫人太原王氏墓志铭》：“（王氏以）咸通九年十月六日□□□□□□□□□九门县翼君乡伯辟村，礼也。”
翼君乡伯辟村，是王氏的归葬地点，因墓志志文中并没有提及距离九门县城的距离与相对方位，且史书中并无此地名的记载，如今已很难确定该乡村的具体位置。九门县，得名于战国时期赵国蔺相如筑九座城。赵惠文王“二十八年，蔺相如伐齐，至平邑，罢城北九门大城。”
古九门城在“县西北二十五里，本战国赵邑，《史记》：惠文王二十八年蔺相如城九门，汉置九门县，宋开宝年间省入藁城。”九门故城遗址在今藁城西北方向，今藁城有九门村，是沿袭“九门”的旧名。可推测翼君乡伯辟村可能在九门故城周围。
（二）望仙乡、白雁村、洞仙乡
《陇西李君夫人石氏墓志铭》：“恒府郭下县有陇西李君别业于当县六上乡北房头村，因播迁即为兹村人焉，遂寄庄平山县西北卅里望仙乡北白雁村。……（元和十二年）九月廿有四日庚午，安厝于洞仙乡东北三里平原，礼也。”
前文已论述志文中的“六上乡北房头村”应位于真定县境内。平山县即原来的房山县，“平山，汉蒲吾县，属常山郡。隋改为房山县。……武德元年，置岳州，领房山一县。四年，废岳州，房山属恒州。至德元年，改为平山县。”该平山县即今石家庄地区平山县。此二乡一村县志中并无记载，仅凭墓志判断“望仙乡”与“白雁村”当位于平山县西北方向，“洞仙乡”位于平山县境内。
二乡以“望仙”与“洞仙”命名，与道教求仙得道的思想有关，可见道教在北方地区的基层社会也具有一定的影响力。“白雁”或是动物命名，或以当时的某种关于白雁的传说命名。
四
结语
在唐墓志所见的19乡里村中，“赵陵村”“永安村”“高迁村”存续至今，相比于洛阳、西安地区存续较少。值得注意的是大部分乡村聚落位于州首府周围，而只有近邻政治经济中心，乡村聚落才能获得更好的发展。相对而言，自然条件的选择在某些地区则退居次要地位。
总体来讲，唐代正定地区的乡村地名的命名方式是多样的，地名是人类社会长期与自然或社会环境相接触融合的产物，其名称也是该时代下社会环境的反映。唐人墓志中的正定地区的地名也是唐代河北地区社会文化的反映。
乡村基层社会是古代封建政权得以立足的基础，基层的治安与赋税的缴纳维系着中国古代社会的发展，如今中国更加注重农村的发展和“三农问题”，探索古代的乡村有利于了解中国农业社会的发展历程和乡村文化脉络。
作者：赵镭饷 顾乃武
来源：《中国地名》2019年，第6期
选稿：常宏宇
编辑：伍晨嫣
终校：何涵
审订：华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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