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安斌：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删减版请见《环球时报》2019年12月31日

近日，智利内政部发表了一份有关该国骚乱的大数据分析报告，指责一些国外媒体、组织和公众人物通过各种方式对持续数月的社会抗议运动施加了影响。其中一项结论引发了舆论的热议。报告称，那些在社交媒体上表态支持示威的年轻人，绝大多数都是“韩流”粉丝。据此他们认为，来自韩国的流行文化也是智利骚乱的“外部推手”之一。

如果从传播学研究的严谨性来说，这项结论显然是站不住脚的。报告中并没有提供有说服力的证据，说明“韩流”在具体内容及其所传递的价值观层面与智利骚乱存在“正相关”的联系。按此思路，支持示威的年轻人大都是麦当劳的常客，难道可以说美式快餐文化也是骚乱的外部推手吗？有鉴于此，全球网民对这个结论展开了“群嘲”，把一些“韩流”明星包装为“革命领袖”，又将“比心”手势视为“新革命的问候”，等等。智利一些政治人物也批评政府“甩锅”给韩流粉丝闹了“国际笑话”。

但是，从更为广阔的社会和文化层面来反思，智利政府的“甩锅”也并非空穴来风。这恰恰从另一个角度说明，当权者低估了流行文化潜在的破坏力和青年网民蕴藏的巨大政治能量。诚然，“韩流”本身并不包含政治和意识形态层面的内容，也无意输出任何模式的价值观，属于典型的“奶嘴乐”范畴。沉迷于这类“奶嘴乐”式流行文化的千禧一代也被认为是患上了“政治冷漠症”的群体，甚至让许多操碎了心的师长们担忧他们会成为“娱乐至死”的一代。2019年在全球范围内此起彼伏的社会运动却让世人看到，在封闭的虚拟空间中自娱自嗨的“奶嘴乐”能够立即变身为街头抗议的“燃烧弹”，一众不问世事的“小清新”“小确幸”却成了极具动员力和破坏力的“地狱天使”。

回溯历史，流行文化实际上并非纯粹“去政治化”的娱乐产品，而是凝聚共识和动员民意的有效工具。上世纪60年代末风靡全球的摇滚乐与富于叛逆精神的“嬉皮士”发起的抵抗清教伦理的“反文化运动”和为女性、少数族群、同性恋等争取平等权利的“民权运动”、“反战运动”等一系列社会抗议紧密相连。摇滚青年也成为“全球六十年代”的代名词。

同样道理，以“韩流”为代表的21世纪流行文化虽然没有表达鲜明的政治立场，但借助于社交媒体平台的传播力，具备了比以往更为强大的组织力、动员力和行动力，形成了线上线下联动、一呼百应的“死忠粉”“脑残粉”群体。他们一旦有了相似的感受、议题和诉求，便会发起比“前互联网时代”愤青的“集体行动”更为反常出格和难以控制的“联结性抗争”。

无论在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2019年全球社会运动的共同之处是精英与草根阶层积蓄已久的矛盾集中爆发。以智利为例，在这样一个早已迈入“万元GDP俱乐部”的拉美首富国家，却因区区几毛钱的地铁票涨价而引发了延续数月的骚乱。按照“奶嘴乐”理论的构想，缓解社会矛盾的方法是给年轻人塞上奶嘴，让他们安于短暂的娱乐快感中，远离社会政治议题，逐渐丧失热情、抗争欲望和独立思考能力。但智利的案例告诉我们，“奶嘴乐”不过是一厢情愿的权宜之计。如果掌握社会主导权和话语权的精英阶层不能正视代际矛盾和积极回应青年人的诉求，疏于为他们创造必要的条件实现自我价值和向上流动的机遇，那么日积月累的社会矛盾迟早会成为引爆大规模社会抗议的导火索，而建基于社交平台的当代流行文化更是为“奶嘴乐”瞬间变身“莫洛托夫鸡尾酒”式的“街头燃烧弹”提供了无限的可能，因而具有比老一代愤青更强大更持久的破坏力。

无论在哪一种社会文化形态和模式当中，向上、向善、向真和向前应当成为主流价值的体现，流行文化也不例外。如果当政者和成年人不能建立起与青年一代沟通的有效渠道，继续用“奶嘴乐”“随它去”的态度对待流行文化，那么即便实现了经济的高增长，也难免落入“智利陷阱”的困局，这对于2020年即将步入全面小康社会的中国不啻为需要引发足够重视的前车之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