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86年八月，黄易（1744—1802）自开封返回济宁，在途经嘉祥时，他偶然发现了武梁祠画像石刻。
本年黄易刚刚升任卫河通判，实际上，自从1778年筮仕济宁以来，他一直留在东河总督的幕府，这一选择很可能与黄氏家族擅长水利有关，他的父亲黄树榖（1700—1751）甚至写过专门的著作《河防私议》，黄易则“取其法，悉心讲求”。 清代自雍正七年（1729）以降，设北河（直隶）、东河（河南山东）、南河（江南）三总督，分驻天津、济宁与淮安清江浦，以保证黄淮安澜与运河通畅。东河总督总理山东、河南段黄、运两河事务，并为附属的河流、湖泊、闸座、泉源等水利设施负责。每年冬季，他们要四处勘察河干，并在春季完成“岁修”，包括挑浚河道与修防工程；而伏秋大汛时，他们则要主持河防事务。济宁地势起伏，水文地质条件复杂，水源不足，水位也不平衡，加之黄运交汇、黄泛冲淤等情况，使这段运道的开挖与运营十分艰难。 在后来所写的《武斑碑》跋文中，黄易提到这一年（1786）八月“大河恬顺”，其实此前他刚刚经历了极为惊险的河堤抢护，在次年给友人陈灿的信中，黄易写道：“弟客岁夏秋在豫，值河防异常危险，竭蹶不遑。”本年豫省河工自七月中旬以后屡次报长，十五日，朝廷收到河南山东河道总督兰第锡（1736—1797）等人的奏报：“豫省新堤各工在在危险，竭力抢护。”除了兰第锡，河南巡抚毕沅（1730—1797）此际也督率员弁，分投抢护。直到二十一日，节逾白露，水势才得以控制，工程渐趋平稳。 在开封河工效力数月之后，黄易于八月中由河南返回山东。在经过距济宁五十里左右的嘉祥县署时，他稍事停留，翻阅县志，这时他偶然注意到县南三十里的紫云山有一座西汉太子墓：
石享堂三座，久没土中，不尽者三尺，石壁刻伏羲以来祥瑞，及古忠孝人物，极纤巧。汉碑一通，文字不可辨。
县志记载这块碑刻时，特别提到中有一孔，敏感的黄易马上意识到，碑既有穿，必是古物，于是立即遣人前往椎拓。由于此碑数十年前为土人从坑中拽出，横于道旁，因此没费太大的周折，这个月的二十三日黄易就如愿得到了拓片。碑乃圭形，额曰“敦煌长史武君之碑”（即《武斑碑》），碑额与碑文都是隶书，不过漫漶殊甚。 武斑碑立于东汉建和元年（147），与西汉太子并无半点关联，但这却让黄易联想到赵明诚（1081—1129）《金石录》中的相关记载：
右《汉武氏石室画像》五卷。武氏有数墓，在今济州任城。墓前有石室，四壁刻古圣贤画像，小字八分书题记姓名，往往为赞于其上，文词古雅，字画遒劲可喜，故尽录之，以资博览。
此间汉魏六朝碑帖埋没于土中者极夥，仅访得武氏碑三种，不足尽兴，其它已差人各处去搜矣。先拓三种呈教，余俟搜得后即拓奉清赏也。
今观《武梁祠堂画像》，每与《天问》及灵光、景福二殿赋合，而帝王下及亡国之夏桀，又与孔子所睹明堂像合。
他的看法与今日学者将《武梁祠堂画像》解释为墓葬艺术迥然不同。
钱大昕题诗：二千年中图十二，合呼黄九作碑痴。
何道生题诗：难得碑痴即大痴，生平快事聚于斯。
魏成宪题诗：碑痴墨癖是多才，秦汉遗文未劫灰。
泳窃见近日好古家如翁宫詹覃溪，家侍讲辛楣，安邑宋氏，洛阳武氏，阳湖孙渊如，阳曲申铁蟾，歙之程彝斋、巴慰祖，杭州之赵晋斋、何梦华，海盐之张芑堂，长洲之陆贯夫之数君者，皆当世所谓博雅之士也。观其所藏金石，搜罗且遍天下，琳琅甲乙，著录盈笥，多者至三千余种，此欧赵以后所未闻者。然就其中博采不精者有之，一隅难遍者有之，而执事以为政余闲，能修废起顿，补古人之所不及，如立《武梁画像》，出《范巨卿碑》，使四海好古之士靡然向风，皆欲交于执事。
钱泳在信中提到了翁方纲、钱大昕、宋葆淳（1748—?）、武亿、孙星衍、申兆定（1762 年举人）、程敦、巴慰祖（1744—1793）、赵魏（1746—1825）、何元锡、张燕昌（1738—1814）与陆绍曾（1736—1795），几乎囊括了当日最重要的金石收藏家，他们大多也是黄易的直接友人。钱泳的看法代表了时人对黄易的普遍评价，但是，居官不达而又学问平常的黄易何以成为乾嘉金石时尚中“靡然向风”的中心？
*文章系《古欢： 黄易与乾嘉金石时尚》（薛龙春 著 三联书店2019-9）“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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