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按常理来讲，百姓作为封建政权的根基之一，民心的得失无疑亦是评判政权是否强盛的重要标准之一，可是在明朝时期，明明百姓就不愿养马，但统治者却不顾百姓抗议，依旧继续推行积弊已久的“马政”制度，这又是什么原因呢？原来在明朝统治者的意识里，立国方能安民。民心的得失固然重要，但却要满足一个同样重要的前提条件，即先“立国”，而当时的明朝边境并不安宁，所以也就只能优先满足军事上的需求，借以维持疆域的统一，为百姓提供一个安宁的生存环境。

明世宗朱厚熜示意画像插图

明朝百姓抗拒养马

就好比嘉靖五年（1526年），明朝就发生了一起百姓聚众拒绝养马的抗议事件，抗议人数更是多达两万余人。而事件的起因，也仅仅只是明世宗朱厚熜授意“以高淳县续领马改派宣城等五县”。——《明世宗实录·卷六十二》

如果单看这条，或许确实有着不公平的嫌疑，毕竟同样都是“县”，凭啥就得把高淳县饲养“续领马”的责任改派给宣城等五县不是吗？

可事实上，高淳县本就已经“养马二百三十一匹”，然后朝廷又加派了“马三百十九匹”。反观宣城等五县所属的“宁国府”，“独南陵县养马，宣城等县俱无之”。——《明世宗实录·卷六十二》

这也就意味着如果宣城等五县不接受“改派”的话，对“高淳县”才是不公平，更何况高淳县本就已经养了231匹马，而宣城等五县却只需共同饲养319匹，饲养难度也属实算不上大。

百姓抗拒养马示意画像插图

但是等“改派”的诏书下达到地方之后，却赫然是发生了“五县豪民何隆等聚众两万余人大噪”的事件，直到明朝廷被迫宣布“其改派马匹仍回南京太仆寺等审处”后，这聚众抗议的百姓方才各自散去。——《明世宗实录·卷六十二》

不过事情到这里并没有结束，“上诏何隆倡乱，按律重拟，为从九人充边卫军”，俨然是百姓抗议归抗议，但明朝“马政”不能废，还得继续推行。——《明世宗实录·卷六十二》

这还只是明朝马政“民牧”制度下的百姓抗议事件，明朝马政体系的另外一个“官牧”制度同样不容乐观，官兵养马者亦是曾出现过“逃亡者十之八九，所以各边军士日益阙少”的不良现象。——《四库全书·端肃奏议·卷二》

很显然，明朝马政体系所产生的一系列弊端，已经是日益激化，呈现出一种积重难返的不良事态，而导致抗议事件出现的原因，还要从明朝“马政制度”自身的“局限性”开始说起。

“马”示意插图

明朝“马政制度”的局限性

按明朝“马政”制度的相关规定，明朝廷让百姓饲养马匹的形式大抵可以分为三种，即“种马”、“表马”、以及“寄养马”。

  • 所谓“种马”，即是“以马为种，视母骡驹，选驹搭配”，顾名思义，就是先筛选出一些表现优良的“公马”，然后以这些“公马”为种，再给其匹配对应的母马进行“配种”，继而繁殖出一些同样具备优良基因的“小马驹”。——《皇朝马政记·卷二》
  • 而“表马”，即是“以种马骡驹表其良者起解以备用也”，也就是从“种马”繁殖出的下一代“小马驹”中，再挑选出一部分表现优良的用作于“军马”的储备。——《皇朝马政记·卷三》
  • 至于“寄养马”，则是“以解表者发寄民间牧养以备用者也”，说白了就是已经正式服役的“军马”，在停战期间会寄养在民间，然后等战时再重新召回军营，再次服役。——《皇朝马政记·卷四》

骑马的明朝官兵示意画像

说到这里，相信大家不难看出，明朝“马政”制度最终的目的，其实就是为了满足军事上的需求，毕竟官兵平常都需要进行训练，所以势必就无法对“军马”进行全面的照顾和饲养，故而为了保证“军马”的质量，明朝也就只能是将这些工作下放到民间百姓的身上。

同时为了能够刺激百姓养马之时的“积极性”，使其不懈怠，明朝廷亦是规定养马者必须做到“种马者应孳息，表马必良，寄养马必能用”的程度，“做不到则赔”。——《皇朝马政记·卷三》

大家想啊，“军马”不同于“普通马”，那可是要上战场的，所以在饲养的时候势必就需要更加用心，也势必需要饲养者投入更多的精力和金钱，否则就极有可能无法满足“军事”需求，这个没错吧？

而对明朝百姓而言，虽然养好“军马”能获得“免其田租之半”，或者是其它方面的报酬，但百姓同样需要付出更多的精力和金钱。所以，如果明朝廷不加以限制的话，势必就会有很多人对“军马”不够重视，消极喂养，甚至对“军马”肆意施加劳役。——《明史·兵四》

从而也就可能会导致“军马”的质量良莠不齐，无法保证军事需求，连带着明朝军事实力也就有了一定程度的降低，这也就意味着明朝马政制度中的“赔偿条款”确实有其存在的必要性。

古代“马市”示意画像插图

但问题也正是出在这里，“军马”实在是太“金贵”了，光是“江北列郡岁派起大马”，就已然达到了“每马直价至六十两”的高价。虽然这个案例只表明了江北列郡的马匹价格，并不能代表明朝其它地区的“马价”，但想必也便宜不到哪里去。——《镇江府志·卷九》

从而也就使得民间的养马者在饲养军马之时，往往会出现“一马在家，朝夕喂养，至缚其身，不得奔走衣食”的现象。——《海州志·卷三》

毫无疑问，这是陷入了一个“死循环”，想要不赔偿，就得保证朝廷所要求的“数量”或者是“质量”标准，可想要保证标准，就得全家朝夕喂养，反而影响到了百姓的生活，无法正常工作谋生，而朝廷亦是没办法自己独立完成军马的饲养事务，试问，这个问题该如何解？显然无解。

正如隆庆二年（1568年），太仆少卿“武金”所说的，“赔偿之害，重之以官吏需索，里甲之影射，民日益穷，沿袭至今滋弊尤甚”，显然由于“马政制度”的自身缺陷及其局限性，已经产生了诸多不良的“连锁反应”。——《明穆宗实录·卷二十》

同时亦是足以表明，自嘉靖五年（1526年）百姓抗议的事件之后，明朝的马政制度并未被明令废止，当朝统治者依旧选择了继续推行。

明太祖朱元璋示意画像插图

明朝“马政制度”的先天劣势

可能很多人会说了，明朝作为一个政权，其统治者应该是具备“调控物价”能力的，既然马政的弊端在于“赔偿之害”所引起的一系列“连锁反应”，那么调控下“马价”，使其降低到百姓能够接受的程度不就好了吗？

诚然，明朝作为政权，确实具备“调控物价”的能力，就好比洪武三年，明太祖朱元璋所推行的“预备仓”制度，“令天下县分各立预备四仓，官为籴谷收贮以备赈济”。这个政策无疑就能在一定程度上起到平抑粮价，预防不法商户趁荒年恶意操控粮价的作用。——《大明会典·卷二十二·预备仓》

但在“马政”这个问题上，明朝廷属实是有心无力啊，这也是明朝“马政制度”的先天劣势所导致，并不只是单纯的“调控价格”那么简单。

毕竟“军马”不同于“粮食”，如果一个地区的“土地”不适合产粮，那么农户还可以改为种粟、种稻、甚至是种菜、种瓜果，即便啥也不能种，还能挖鱼塘养鱼、养鸡，总能找到替代品。

明朝骑兵部队示意画像插图

可“军马”的替代品在封建时期又有什么呢？牛、驴、亦或者是“骡子”？可这些生物除了拉货耕地以外，在战场上能发挥出“军马”那般优越的“机动性”吗？显然不能。

而且，明朝受地域、环境、以及气候等诸多因素限制，本身“马匹”的产量就极为稀有，就好比明朝建朝之初，“太祖起江左，所急惟马，屡遣使市于四方”，俨然明朝自身的“军马”也有绝大部分是通过“购买途径”得来的。——《明史·兵四》

面对这种情况，明朝廷又该怎么去调控呢？除非明朝能让“军马”的销售方“降价”，可“军马销售方”又不属于明朝境内，明朝同样无权控制，自然也就没办法调价，毕竟本身的成本就摆在那里。

如此一来，明朝廷不能取消“赔偿制度”，又不能“宏观调控马价”，总不能不养马吧？那明朝的边防事务怎么办？

“倭寇”示意画像插图

明朝边关局势严峻

从明初开始，明朝的边关局势就一直都不乐观，就好比让明朝统治者极为头疼的“蒙元残余势力”，后来的蒙古瓦剌诸部落，以及从明初开始就已经存在，继而到嘉靖年间更是爆发了“嘉靖倭患”的“倭寇”势力。

而这其中的“倭寇”势力还好说，本身属于“海盗”，对于“军马”的应用同样极为有限，所以即便明朝不产马，光凭“步兵”以及“海军”也完全足以应付，无非就是时间拖得更久一点。

但“蒙元残余势力”和“蒙古瓦剌诸部落”不一样啊，这些势力本就属于“游牧民族”，“马匹”产量在相对意义上要远远高于明朝，“军马”更是不少，所以对于“军马”的应用自然更是炉火纯青。

就好比历史上著名的“蒙古骑兵”，战斗力强悍不说，机动性同样极为优越，早前成吉思汗铁木真等部落就是凭借“蒙古骑兵”的优势一度将“大蒙古国”的疆域扩张到了东欧一带。

京师保卫战中的“瓦剌骑兵”示意画像插图

再比如后来崛起的“瓦剌诸部落”，于正统十四年（1449年）“土木堡之变”爆发后，更是直接俘虏了明英宗朱祁镇，并抱着“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想法“拥上皇至大同”，继而攻“陷紫荆关，孙祥死之”，目标直指明朝京师，随后也就爆发了对明朝影响极为深远的“京师保卫战”。——《明史·景帝》

这还只是比较出名的战役，这些部族平时对明朝边关地区的侵扰更是不可胜计，乃是影响明朝边关地区安宁的重大威胁因素。试问，在这种严峻的边关局势下，明朝廷敢懈怠吗？能宣布废止“马政制度”吗？定然是不能的。

因为一旦废止，先不说战斗力的损失如何，光是“机动能力”上的差距，就足以让明朝边境出现官兵赶到之时，蒙元残余势力、以及其他敌对势力早就掠夺完事不知道跑哪去了的不良军事格局，那战争还怎么打？显然极为被动。

明成祖朱棣示意画像插图

明朝推行马政的必要性

正如明成祖朱棣所说，“问国君之富，数马以对。是马于国为重”，“军马”对于明朝政权的意义不言而喻。——《明太宗实录·卷十五》

换言之，不论是明朝当时的边关局势，还是明朝统治者自身的主观意识，赫然都是把“马政”上升到了足以影响到“政权兴衰存亡”的高度。那么我们暂且也就可以先得出一个结论，即在明朝统治者的意识里，“马政为立国之本”。

而“马政”的推行，却使得明朝百姓穷困潦倒，久而久之，势必就会导致百姓阶层产生严重的不满情绪，就好比前文曾讲过的那个嘉靖年间百姓聚众抗议的事件。万一处理不好，势必就会导致民心离散，影响到政权的巩固。

但问题是，“民心”同样是政权的根基，也可以称之为“立国之本”，就像唐太宗李世民曾说过的，“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没了民心的支持，政权同样无法长久。

民心离散导致农民起义反抗示意画像插图

那么问题就很简单了，既然“马政”和“百姓”同样都是“立国之本”，又无法并存，自然也就只能是两者相较选其一，优先满足单方面的需求，继而再想办法去满足另外一方的需求。

而如果继续“推行马政”，固然会出现民心离散的现象，甚至还有可能爆发农民起义事件，但这个现象是不是可以通过其他的政策来调整，然后加以缓解呢？毫无疑问，是可以的。

就好比明初明成祖朱棣执政时期所提出的“江南十一户，江北五户养马一”，无疑就是为了尽可能的分化“养马户”所承担的风险。——《明史·兵四》

以及在这种方式失效以后，明朝后世统治者针对马政弊端所提出的“定种马之额”、“征折色”、“定寄养之数”、“变卖种马”等诸多改革举措，其目的就都是为了能尽可能的缓解“民心离散”的不良趋势。

瓦剌骑兵部队示意插图

反观“废止马政”以后，且不说蒙元残余势力，亦或者是瓦剌诸部落的骑兵部队失去了压制，势必就会更为变本加厉的侵扰明朝疆域，会导致明朝疆域的统一受到严重威胁，边关百姓的民心得失亦是无法保证。

而且，因战乱而造成的民心离散还是不可逆的，属于百姓对政权信心以及希望的丧失，单纯通过调整政策的方式肯定无法解决。

那么该怎么办呢？有且只有一种办法，加强边防建设，让敌对势力无可趁之机。顾名思义，还是要“推行马政”，这也就意味着“民心”虽是立国之本，但却需要先满足一个前提条件，即要先“立国”，然后才能“安民”，防止民心离散。

毕竟马政弊端还能通过其它方式直接或间接的进行改良，而一旦废止马政，天下大乱，家国难立，百姓的“安居乐业”又该从何谈起呢？

明朝盛世图景示意画像插图

结束语

如此一来，明朝百姓不愿养马，但明朝统治者依旧选择继续推行马政的用意就很明显了。

明朝统治者显然是意识到了“立国方能安民”，唯有先通过马政满足军事需求，抵御外敌，实现“立国”，方能给百姓提供一个能够实现安居乐业的生存环境，继而真正实现“民心所向”的盛世之景。

简而言之，明朝统治者之所以会不顾百姓不愿养马的诉求，选择继续推行马政的原因，其实就是在明朝“内忧外患”不良局势之下所作出的一个艰难抉择。纵然马政弊端积重难返，使得明朝很多百姓都出现了穷困潦倒的不良社会现象。

但不可否认的是，明朝马政制度的推行也属实只是当时时代大背景之下的一个无奈之举，虽略显伤民，却对维持明朝疆域的安定有着极为积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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