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吴冠中对徐悲鸿的艺术主张表达了强烈不满，甚至将写实主义绘画独霸中国美术归罪于徐悲鸿。某种程度上说，吴冠中批评写实主义主导中国美术的教条模式是有道理的。然而，当吴冠中转向强调“形式美”作为绘画的真理权威，同样犯了另一极端错误。吴冠中象徐悲鸿一样，把“美”作为艺术的终极法则，只是一个遵循古典主义的仿真美，另一个强调感性主义的形式美。两者的形式构成虽然不同，但在艺术本质上则表现出一致的狭隘霸道。

《双燕》吴冠中

艺术作为人的情感与思想的表现载体，它不应该局限于单一的审美范畴。尽管艺术源于审美的原始经验，但随着历史文明的不断演变，艺术早已无法限于审美的单一功能。美是古典主义艺术的核心主体，它赋予人们赏心悦目的感官满足，好比人们对美食的需求，但它不足以上升到“为何而活”的终极追求和存在探索。随着历史与文明的发展，艺术功能与文化形态也日益复杂多样，如果没有一个开放和包容的艺术态度，人类历史将在精神层面走向萎缩。

吴冠中批评徐悲鸿为“美盲”，显然对徐悲鸿及其历史背景缺乏深层理解。中国文化遭受了西方列强的重创，甚至陷入“亡国灭种”的危机困境，其根本原因在于工具理性与制度理性的落后。自洋务运动始起，一直到“五四”运动期间，社会文化精英均具有一种强烈的忧患意识及强国理想，包括折中主义维新派奉行的“洋为中用”和激进主义革命派主张的“全盘西化”，不止是徐悲鸿一人，蔡元培、胡适和鲁迅等人均被动于大环境的时代局限，他们都认为拯救国家命运必须开启民族心智，科学和理性成为脱魅的唯一途径。写实主义理性绘画在这一历史背景下，受到进步界的普遍欢迎与支持，并成为中国现代文化革命的艺术代名词（理性写实绘画实际是西方古典主义艺术）。这也注定写实主义绘画被左翼政治集团所利用，成为后来新中国“独霸天下”的官方美术。

今天看来，“五四”先驱们的文化改良思想并无过错，关键在于“49”之后中国走向极左政治的文化独裁，唯物主义教条成为中国式的科学乌托邦和人文艺术的禁锢，致使走入“超英赶美”的疯狂大跃进。“卫星亩产”这一概念，足以说明中国人对理性学科和现代主义存在不切实际的迷信幻想，由此产生一种艺术教条的政治美学。譬如上个世纪初的一些长江风景画，均出现马达轰鸣、浓烟滚滚的现代化憧憬。这些都是社会落后和思想贫困造成的一种病态美学倾向。徐悲鸿的艺术主张充满强国主义色彩，它与前苏联文艺美学有着不谋而合之处。历史证明，现代性努力仍是中国社会的必经之路，但它的教条霸道则必然酿成一场文明灾难。

中国官方美术和学院艺术教育至今无法走出“苏制徐式”的历史阴影，一个重要根源在于极权专制和文化保守。吴冠中对徐悲鸿的不满虽情有可原，但应该看到历史局限的客观性。吴冠中指出：“这里面，徐悲鸿起到很重要的作用，他在一个很重要的岗位上，因此他的力量很大。但是我们提倡百花齐放，什么样都可以，现在的形势我看哪，又把现实主义拼命在抬，画那些革命的题材，这当然可以。我在思考这个问题，美术的功能像诗一样，当然可以画插图，但这不是它的主要工作，主要的任务是创造美，创造精神世界。但是现在政治上也好，社会各方面也好，没有重视这一点。”

可见吴冠中对徐悲鸿的指责存在另一种极端性的危险，理性主义与现实主义作为多元艺术土壤的一部分并无不妥，因为中国整体社会文化始终缺乏实证理性，主要在于防止一元主义强权对社会文化自由生态的扼杀。中国社会缺乏实证主义的理性文明，导致传统与现代的文化冲突变成社会内耗，同时注定了科学理性在中国演变为一种伪科学的法西斯文化暴力，它的对立面同样是一个极端顽固保守的历史老人。

《愚公移山》徐悲鸿

吴冠中挖苦徐悲鸿说：“他可以称为画匠、画师、画圣，但是他是‘美盲’，因为从他的作品上看，他对美完全不理解，他的画《愚公移山》很丑，虽然画得像，但是味儿呢？内行的人来看，格调很低。但是他的力量比较大，所以我觉得很悲哀。审美的方向给扭曲了，延安的革命思路加上苏联的影响，苏联的东西还是二手货，从欧洲学来的。这些东西来了以后，把中国的审美方向影响了。”

吴冠中称为徐悲鸿是‘美盲’显然不应该，以他的岁数以及那段历史的过来人，非常清楚写实主义绘画和理性主义在中国近代史上的重要意义，尽管它被左翼集权主义所利用，并付出巨大的社会文化代价。但是，不能抹杀写实主义理性绘画在特定时代的实际作用。事实证明，人类的道德、审美、制度和文化在历经理性洗礼之后，似乎也不足以抵达现代文明的殿堂。在一个文化自由生态的健全社会里，艺术不再可能被限定于“实”或“美”某一绝对范式。这一点，吴冠中与徐悲鸿犯了同一思想错误。此外，吴冠中夸大了徐悲鸿的历史作用，他只不过是个被权力相中的“时代幸运儿”而已。

女人体 徐悲鸿

徐悲鸿写实功夫非常一般，他对写实主义绘画的热情，完全出于他的强国主义实用思想，意识局限和趣味狭隘还不足以使他认识到西方现代主义艺术的历史意义。进而言之，徐悲鸿留学海外不过学了点西方古典绘画的皮毛，他的个人才情不会跳出传统文人趣味，吴冠中说他是个“美盲”则言过其实，以徐悲鸿的水墨漓江、写意马，足见他深厚的传统笔墨底蕴。事实上，徐悲鸿和吴冠中都是主张艺术美的传统画家，徐悲鸿崇尚西方古典主义绘画，显然基于“洋为中用”的强国理想，而他本质上仍是一位毫无现代意识的传统文人。吴冠中把中国传统绘画与西方现代抽象绘画进行折中重组，产生一种中西杂交的形式美感，谈不上很强的创造价值，但至少是中国艺术史上的先行者。同样，吴冠中对抽象绘画语言缺乏实质理解，不过是表面的形式挪用，用他的话说是“风筝不断线”，与人民群众保持一致的感情之线。仅此一点，吴冠中在艺术上的确高出徐悲鸿一筹。

漓江山水 徐悲鸿

徐悲鸿自称“略通中外美术史”，这种中国式谦逊充斥极端的自满。他对西方艺术史的了解，能一知半解便非常不错了，以其教育背景和客观局限，不可能知晓各国美术史，因为艺术史是整个世界文明史的局部领域。从他徐悲鸿推崇写实主义绘画这一“金科玉律”来判断，便证明他对西方美术缺乏深度理解的历史视野。毕竟在他所处时代，西方世界文艺哲学已经开始全面反思和批判现代工业文明，不论是存在主义所主导的人文思潮，还是印象派绘画、表现主义、抽象艺术、达达主义等现代艺术，均朝向理性主义和工业文明发起“猛攻”，正如韦伯所指出的工具理性与目的理性的现代矛盾。

中国近现代史发展因社会落后与思想贫困而反复走向极端，为此付出巨大的社会代价，其中极左思想变成一种巨大的文化灾难，至今元伤难愈。理性主义写实绘画一度赋予中国人一种强国思想的现代化乌托邦，它对于保守顽固的封建文化，无疑是最解渴的甘露，也是一种法西斯式的文化暴力。写实主义绘画在中国的一度独大，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文化激进的政治工具。徐悲鸿的强国理想与左翼文艺，必然使他的艺术为极权政治服务，同时使他成为那个时代的“幸运才子”。

从文艺复兴到工业革命之前，理性一直被推崇为解放人类的社会科学手段。作为一种哲学思想，它源自古希腊的再现自然和崇尚真实的艺术古风，并包含了早期几何学、逻辑性和透视学等实证手段。毫无疑问，理性主义促进了人类认识自然、发展科技、思想解放的哲学精神。随着现代工业的快速发展，理性写实主义绘画逐渐走向没落，反对理性教条的哲学思潮遍布人文艺术领域，不论是印象派绘画还是现代派艺术，形式语言是思想观念和行为态度的鲜明旗帜，源出于此才有感性主义和个性主义艺术的兴起。就此而言，吴冠中对理性写实绘画的否定是直观的感受，实质上是对体制美术霸权的极大不满。实际上，中国不仅需要写实主义、唯美主义的艺术，更需要真正的百花齐放的文化土壤。

孔林 吴冠中

吴冠中对写实主义绘画一度主导中国美术发展的不满与批判，可谓是“及时雨”。但是，当吴冠中强调艺术美的绝对价值规范时，同样重蹈了徐悲鸿主张现实主义大一统的错误主张，背叛了艺术需要多元开放的自由生态准则。吴冠中追求形式美的风格绘画，很大程度是无关现实痛痒的唯美主义。放在特定社会语境下，它显然是消极而懦弱的贫血艺术，作为多元文化土壤中的纯粹审美绘画，有益无害，但如果把它当作艺术的“金科玉律”则是荒谬不堪，同样值得警惕与批判。捍卫人的思想自由和主体独立才是艺术最高的精神原则。（2001年1月美术同盟）

来源：美术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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