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政教合一制度的雏形——古格王朝的改革探索

很多人都知道，清朝的格鲁派甘丹颇章政权，采取的是政教合一的管理制度。

但事实上，政教合一制度为适应西藏特定社会环境的产物。在历史上，必然存在一个雏形、定型、完备、衰亡的发展过程。

换言之，西藏的政教合一制度并非格鲁派首创。

甚至在格鲁派尚未诞生之前，这种制度就已经出现在西藏大地之上，并经过了长期的运行磨合。格鲁派取得西藏领袖地位后，不过是借以施行，并使之趋于完备。

西藏政教合一制度的雏形，出现在西部阿里地区的古格王朝。

古格作为佛教后弘期上路弘传的发起点，对藏传佛教的传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正是因为佛教的昌盛，古格的国王在王权、教权的配合问题上，进行了相应的尝试。

而这种尝试，让西藏政教合一制度初露端倪。

需要注意一点，本文以讨论社会制度和政治需求为基点，不涉及宗教诉求及其影响。

一、古格的弘佛举措

西藏历史在进入公元842年（唐武宗会昌二年）时，出现了一个重大转折。

正是在这一年，一度辉煌的吐蕃王朝轰然崩塌。随后，西藏进入了长达数百年的割据时期。

在这段混乱的岁月里，藏传佛教遭受了沉重的打击，大量寺院毁于战乱。信仰坚贞的僧人们，只能回到家里独自修行。

而曾经的王室贵胄们，被迫流散各地，在边远地区挣扎求生。

大约在公元950年左右。吐蕃王子吉德尼玛衮流落到了西藏西部，在当地贵族没庐氏的支持下，建立起了古格王朝。

随着阿里地区政治局势日渐稳定，社会生活趋于正常，民众对宗教的需求变得强烈。

古格王室因势利导，开始以国家的力量，推动弘兴佛学的运动。

这其中，国王拉喇嘛·益西沃（947-1024）不但是上路弘法的主要推手，也是古格政教合一制度的设计者和践行者。

在他担任国王期间（后期与儿子一起舍身出家），益西沃在古格实施了三项弘佛措施：

其一、大量兴建佛寺，培养本地寺院势力和僧伽集团；

其二、出资派遣青年赴印度求学，培养了一大批本地译师；

其三、迎请印度佛学大师（班智达）来古格传法，极大提高了西藏佛教的理论水平和修持规范。

要知道，上述三点皆需耗费巨额资金，单说赴印度求学的150余位青年，从西藏带走的黄金数量便达到11万两之多。《论西藏政教合一制度》_东嘎·洛桑赤列

而在益西沃的推动下，托林寺在古格建成、科伽寺的前身“雪雨如意天成寺在普兰建成、塔波寺在印控克什米尔斯比蒂建成。

除这些著名大寺外，据《阿里王统记》记载，阿里还兴建了不下100座的寺庙。

《阿里王统记》：“阳火猴年(996年)，托林寺肇基于古格。阳土龙年(1028年)，大新寺宇，赐名托林红殿吉祥无比天成寺。”

正是凭借国家力量的推动，古格迅速超越了年代稍早的下路弘法（安多地区），成了整个藏区佛学最昌盛的所在。

那么，益西沃为何要矢志不移的弘兴佛学呢？

除了信仰本身，身为国王的他，还有其他诉求吗？

二、古格王室的困局

古格王室在阿里建国后，有两个问题亟待解决：

其一、王室的外地人身份；

其二、如何消弭本地贵族对王权的影响；

这两个问题的出现，还要归咎于古格王朝的创立之路。

上文曾提及，古格王室乃吐蕃王室的后裔，但吐蕃王朝覆灭后的大乱局，让王室子弟的含金量遽降。

尤其，席卷全藏的属民大暴动期间，王室贵胄们无奈流落各地，早已成了落毛的凤凰。

对此，藏文史料《贤者喜宴》描述道：“（王室）后裔在此后的时间里均做了属民或属民的属民，而广大的奴隶及奴隶的奴隶则高傲自大。”

古格王朝的创立者吉德尼玛衮也不例外，在他逃奔阿里的路上，为求活命甚至不得不食用，吐蕃惯例中的“禁忌”食品——鱼肉。

《拉达克王统记》：“吉德尼玛衮之往阿里也，值吐蕃大乱，白玛苏赞、阿嘎扎、空莫轰巴三人将百骑卫之上路。途次，献呈鱼、蛋，以布拭之而食。故此后，布食遂成吐蕃王之俗规。”

《贤者喜宴》里，也有相应记载：“尼玛衷之赴阿里也，属僚尚·巴曹及久若·来扎二臣送之，至杰马雍仲，巴曹献狼皮斗蓬之衣一，久若献幼骡一，献毕俱泣下。”

由此可见，吐蕃王室“天神后裔”的彩衣，不足以支撑古格王室执政的合法性基础。

如何证明“外来人为何有权统治本地人”，是个危及统治基础的严重问题。

吉德尼玛衮逃到阿里后，并非马上就获得拥戴建帮立业，而是经历一段长达数年的黑暗期。

在此期间，没有任何吉德尼玛衮统治某地，或攻下某处城堡的记载。

可等到他与本都贵族没庐氏联姻后，古格王朝一飞冲天，短短十几年便统治了包含印控克什米尔北部（拉达克）、巴控克什米尔东北部（巴尔蒂斯坦）、普兰、古格、日土在内的偌大疆域。

可以想见，当地贵族对古格王朝的建立，起到了多大的作用。

但问题在于，当地贵族的能量越大，其破坏力也越大。

对于权臣当道，吐蕃王室体会过切肤之痛。

松赞干布去世后，禄东赞、赞悉若、论钦陵父子三人，相继担任吐蕃大相，弄权长达50年（整个吐蕃王朝才224年）。

以至于，有学者干脆将噶尔家族掌权的历史时期，称之为“噶尔政权时期”或“噶尔专国时期”。

吐蕃王室在噶尔家族阴影下的至暗时刻，直接导致吐蕃出现了3个制度变化：

1、噶尔家族被灭后，7年不设大相之位，由王太后没庐·赤玛伦摄政；

2、不敢将军权托付大臣，由赞普赤都松赞亲自领兵作战，导致704年，其在征伐南诏时死于军中；

3、重设大相之后，实施众相制削减大相的权威，并引入外戚势力（“尚”）进行制衡。从此，“尚”与“论”两大势力，在吐蕃政坛交相辉映；

吐蕃先祖的教训历历在目，而古格王室的境况，甚至比吐蕃时期还要危险几分。

至少，在噶尔弄权时期，吐蕃王室还有韦氏、纳囊氏、没庐氏、贝氏等几个铁杆世家帮衬，能适当平衡一下。

而古格王室“外来人”身份，导致其根本没有其他选项。

如何在不影响国家稳定的前提下，用一种柔和的方式，消弭本地贵族对王权的威胁，是摆在古格王室面前一道亟待解决的难题。

古格壁画

三、益西沃的“曲线救国”

头戴王冠的益西沃敏锐的体会到了，民众对宗教的迫切需求，开始了破局之路。

吐蕃王朝时期，曾以国家之力，进行了大规模的译经工作，形成了一套相对成熟的思想体系。

但吐蕃王朝崩溃后的数十年里，藏地的佛学典籍大多散失、毁坏。为重塑佛教的系统根基，益西沃不惜斥巨资招募青年精英留学印度。

《雅隆尊者教法史》：“(益西沃)从自己之属民中，集中等以上之天资者，一一考核，分出上等中等。内有译师仁钦桑波、勒白喜饶等上等天资者七人，各领二名聪明仆役，共三七二十一人，遣往印度”。

益西沃的心血和投资没有白费，古格收获了以大译师仁钦桑波、小译师查久喜饶为代表的一大批人才（“洛琼”）。

其中，仅大译师仁钦桑波一人主持译出的经书，在《甘珠尔》中便有17部，在释经部中有33部，在密教怛特罗部中有108部。

随着佛教开始在古格复兴，益西沃开始以王权的行政手段，打击苯教信仰，“以苯教尝传自象雄，乃集一切苯僧置一室中，以火焚之。复聚一切苯经，投之水中。”

等到996年开建后，益西沃干脆颁布了《兴佛大诏令》，正式宣布佛教为古格国教。

《阿里王统记》：“任何人，不论僧俗，也不论他的地位高低，都不得违反兴佛护教之大政令，任何人都不许破坏依教法而制定的国家大法。

……，我们一定会把这些原则，告诉我们的子孙，世世代代永远遵行不替。”

夕阳下的托林寺

益希沃不惜代价的弘佛举措中，包含着一个非常隐晦的政治内核。

首先以解决民众宗教诉求为起点，将所有民众拉入佛教的范畴内。而后再通过佛教的宣传，重新树立王室在民众心中的权威。

进而，通过扩大王室支持者的范围，来平衡本地贵族手中的权柄。

这种做法虽见效较慢，但却是既能保证政治生态稳定，又能化解王室困局的唯一途径。

于是，我们就看到了弘佛后，西藏教法史料对于古格王统的粉饰。

“(赞普)源出极佳圣族，乃佛与转轮王之种，系延自圣乔达摩释迦族。根源善美，乃降自光明天。制天库而财丰，具广智而遍知。彼等示圣慈神变身，荣光耀于转轮王。此等神变法王之世系历经四十代，吐蕃众生，现世来世，恶业俱净，极乐终成。如此恩德，知何可量？神仙、父母、亲友，孰能施治！”

注意，这是所谓“吐蕃赞普乃佛陀后裔”说法最早的记载，其书写时间不早于公元12世纪。

而在吐蕃王朝时期，不论是史料记载，还是金石碑铭，吐蕃王室都坚称其为“天神后裔”，从未与佛陀沾过边。

至于，将古格王室溯源至释迦本族的言论，贵族们信不信无关紧要，普通百姓相信就行了。

将百姓支持这种宝贵资源，从贵族手中夺过来，这其实就是益希沃的目的。

古格壁画

四、古格的“政教合一”尝试

曾有位高人说过：“一个团队的建立，必然要经过两个阶段。首先团结起来和外面干一仗，以及关起门自己内部干一仗。两仗干过后，团队还没散架，基本就可以上路了。”

益西沃用弘佛的方式，获得了民众支持的资源。他要做的下一步，是如何将宗教权利，牢牢控制在王室手中，不使其旁落。

在他颁布的《兴佛大诏令》中，已明确提出了“教法”的概念，并要求阿里各王国的“国法”必须与“教法”相合。

这实际上，已将“教法”置于“国法”之上，蕴含着教权高于王权的内在特征。

为了能够更好的控制教权，不使其成为影响王权的隐患，益西沃开始对古格的政治结构进行变革。

在《兴佛大诏令》的开篇，有这样一段话，“立君之法云何?若王子众，则储君外余皆出家为僧。若赞普出家为僧，须持守戒律；若治事之赞普绝嗣，则于出家之宗子中择立新君。一切僧俗皆须守正弘法”。

这足以清楚看到，益西沃对如何将教权留置与王室内部的考量。

在他的规划中，王室成员除王储外，均需出家为僧。如国王没有直系子嗣，则从宗室已出家的王子中，选一个还俗，接任国王的世俗权利。

随后，益西沃又率先垂范，将王冠让与弟弟柯热（时任普兰国王）。自己和两个儿子舍身出家，才有了“拉喇嘛益西沃”的尊号。

所以，在其晚年出家前，严格意义上说，我们应称呼他的本名“松额”。

《贤者喜宴》：“后因阅读先祖史籍，心生愁绪，遂出家为僧，乃称拉喇嘛益西沃”。

后世的教法史料中，多将益西沃出家的原因，归结为“阅读了先祖弘佛的典籍”，但这显然是基于佛教逻辑的描述。

从“拉喇嘛”这一尊号便可知，益希沃是在有意识的，将地位至于一般上师（喇嘛）之上。

因为，“拉”这个词，在藏文中是“天”或者“天神”的意思。

所以，“拉喇嘛”是“天喇嘛”或“神上师”之意。

换个说法就是古格唯一的宗教领袖，或教主。

另外，还有一点经常被世人忽视，“拉喇嘛”的尊号是世袭的。

它并不是益希沃一人独有的尊称，益希沃之后，至少有两位也用过此尊号，分别是他的侄孙降曲沃和悉瓦沃。

从这一点上看，“拉喇嘛”的尊号，其实和后世的班禅、达赖尊号没有本质区别。

唯一区别就是，当时古格还没有活佛转世制度，宗教领袖只在王室内部传承，这与萨迦派（花教）教主的传承方式极为相似。

益希沃对古格王朝政治体制的改革，形成了实际意义上的政教合一，又将国家的王权和教权，分别控制在血亲兄弟手中。

这种做法，一方面很好的削弱了，国内贵族集团的势力；另一方面也避免了，教权旁落威胁到王权。

这种具有开创性的政治体制，深深的影响西藏后代政权的设置。

此后几乎所有藏地政权中，政教合一的行政模式，都有益希沃的影子。

换言之，其后的西藏政权在处理政治、经济、社会、军事、法律以及民间事务时，都以佛教的教义为基本准则，并把服从宗教领袖、遵循佛教教义当作是最高的原则。

这就是政教合一政体运行的基本规则，而开这种风气之先的便是益希沃。

而兄弟二人，一人出家掌教权，另一人掌政权的分权模式，也被后世各地政权广泛采用。

例如，帕竹噶举派建立的帕木竹巴政权便是这种方式，西藏很多地方土司政权，也是采用类似兄弟分权的运行方式。

益希沃真正伟大之处，是他超越时代的的政治实践，成了之后藏地政权的指路明灯。

《后弘期西藏的政教合一制度》_戴发望；

《论西藏政教合一制度》_东嘎·洛桑赤列；

《从古格王朝的衰亡看帝王管理之道》_武燕；

《拉喇嘛与国王_早期古格王国政教合一制初探》_黄博；

《兴佛改制_益西沃时代古格王国政教合一制析论》_黄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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