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开始，伊斯兰呈现给基督教世界的是“一个问题”。在上帝的儿子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并复活的600多年之后，新的启示传给了一个阿拉伯的先知，目的何在？在伊斯兰内部，伊斯兰本身包容了对基督教及其合法性的承认：伊斯兰对自身的记叙综合了亚伯拉罕、摩西、耶稣、以及其他所有先知所传达的启示；伊斯兰接受了有关耶稣的贞女诞生说，并视之为一个重要的先知；伊斯兰接受圣经为上帝的经典之一(但是遭到人为的篡改)。对于伊斯兰，基督教不构成“问题”，在穆斯林的土地上，从一开始，教堂都得到开放，伊斯兰为基督教及其机构在穆斯林土地上的存在提供了所有必需的保证。

但是基督教没有回报这种好意。欧洲仍然在自己的边界内劝诱改宗基督教信仰，努力确立一种正统，这种正统以基督教信息和作为地球上传达上帝意旨的媒介的基督教会的排他性宣称为基础。在伊斯兰教最初的一百年内，欧洲在其边界发现了它，伊斯兰成为一个政治问题。另外，穆斯林文明所取得的成就使伊斯兰教成为了知性、社会和文化问题。于是，作为欧洲应对伊斯兰挑战理论基础的东方主义出现了。

东方主义之地基，由倭马亚王朝哈里发叶基德的密友、基督教学者、大马士革的约翰所打就。他宣称，伊斯兰教是一个异端教派，麦加的克尔白是一个偶像，先知穆罕默德是一个放肆而漠视宗教的人。他宣称穆罕默德经由阿里乌斯派（曾被视为基督教异端）僧侣的指导，将新约和旧约拼凑在一起，构成了其学说。约翰的著述和指控成为所有有关伊斯兰教的基督教著述的经典来源。东方主义已被证明是一个最具持续性的框架，其要素中很少有完全消失的，因此可以说，作为最早期代表的大马士革的约翰是最近一项研究的导向之源和灵魂，此项研究即是由帕特丽夏和迈克尔·库克撰写的《夏甲主义》，此书所使用的论证结构和对伊斯兰教起源的看法，与约翰如出一辙，或许，其还应该加上约翰的敌意。

大马士革的约翰的看法在基督教界能够引起回应，不仅仅是因为其视伊斯兰教为一个明显不同的宗教，而且因为，穆斯林社会反映了一种与统治欧洲的生活方式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正像萨瑟恩所解释的那样：

在中世纪大部分时间里，在绝大部分地区，西方所形成的社会以农耕、封建制度、以及僧侣为基本特征，而同时代，在伊斯兰力量所及的许多大城市，宫廷富裕、远距离交通畅通无阻。与本质上禁欲的、僧侣政治、宗教等级制度的西方理想相比，伊斯兰主张一种真诚的、宽容的、世俗的俗人观点，大体上是平等主义的，享有一种显著的思索自由，没有像西方一样建筑在社会基本结构中的牧师和修道院。
一种新的宗教迅速发展，而且其造就了一种完全不同的社会形式，这似乎挑战了上帝对基督徒虔信的允诺。面对这样一种新宗教，基督教的领袖们能做些什么呢？他们求助于圣经。

在《但以理书》中，保罗·阿尔韦聿说，伊斯兰的繁荣仅会持续三个半时期，每个时期70年，即总共245年。他写下这些时是公元854年，伊斯兰历法开始于公元622年，对于他来说，得出世界末日即将到来的结论并不困难。由于一种奇怪的巧合，公元852年，科尔多瓦城埃米尔阿卜杜·拉赫曼三世逝世，穆罕默德一世继位，他被基督教界广为描述成“我们时代所诅咒的人”。阿尔韦聿和他的同僚有一本穆罕默德的小传记，是有关耶稣生平的拙劣模仿，其作者是一个西班牙僧侣，这个人将穆罕默德逝世的年代命名为西班牙时代的666年。当然，666年这个数字正是基督的敌人、启示录野兽的数目。

这幅图画现在清楚了。因此，穆罕默德作为基督敌人的形象、以及伊斯兰教作为一种反对基督教的险恶阴谋的形象被创造出来了。这就是萨瑟恩所指出的“有关伊斯兰教的初始的、僵化的形象在西方被创造出来”。这是无知的创造，但是，这种无知是一种特殊的无知：

创造出这种观点的人，其所写作的正是那些他们深深体验过的，并且，他们将他们的经验与可利用的坚实基础——圣经——联系起来。他们对伊斯兰教的无知，不是因为他们像卡洛林王朝的学者们那样远离伊斯兰，其原因恰恰相反，是因为他们身在其中。如果说他们对于其周围的伊斯兰教很少耳闻和了解，对作为一个宗教的伊斯兰教一无所知的话，那是因为他们希望一无所知。
顽固的误解和渊博的无知持续引导着东方主义的精神，它已经目中无人地延续了下来，并且，当可供选择的信息已经很容易获得的时候，其仍然保持支配的地位。构成东方主义的是那些西方所希望知道之事，而非其能知道之事。当伊斯兰教继续发展的时候，被构建的东方主义也变得越来越难以改变。

随着十字军东侵之到来，作为一种维持十字军东侵精神的工具，一种新的奇异想像被加诸于其所宣传的伊斯兰的形象之上。 1096年，教皇乌尔班在法国克莱蒙鼓动了第一次十字军东侵。 在已有的欧洲思想的基础上，他抛出了一些有关十字军东侵的新思想： 好工作和朝圣。 通过宣称基督徒有统治基督出生地和曾经是基督教罗马帝国领土一部分之领土的权利，他提出了一些开创性的欧洲自我意识的建构基础。 他的理论是作为整体的基督教对抗其敌人——作为整体的伊斯兰教。

鼓吹十字军东侵煽起了一场真正的欧洲人的响应，引起了一场巨大的人口向圣地的横向流动。就像格温·威廉斯所指出的那样：“混合了热忱、殖民主义的贪欲、以及对神圣的渴望，十字军东侵统治了欧洲人的想象。”因此，十字军东侵极大地控制了大众的想象，以至于十字军东侵之思潮成了西方思想和文学的一个中心主旨，在十字军入侵中东的战役结束之后，这一现象还持续了数个世纪之久。

十字军东侵所寻求的物质空间，对于所有的欧洲人来说都是非常熟悉的。中东就是圣经所描述的那块土地。 作为信仰文本和旅行指南的朝圣文学是欧洲文学的主要流派，在十字军东侵运动赋予这种传统一种新的歪曲手法之前很长时间，这类文学具有一种显著的倾向性，全神贯注于对与圣迹有关的地区的描述。在想象和象征的意义上，这块土地已经是属于基督教各民族的了，通过对实际统治权利的论证，十字军东侵运动实现了一种字面的飞跃。

作为向天堂般的新耶路撒冷朝圣的生命旅行的思想，很容易就变成了十字军东侵运动的理想，这一运动旨在针对地球的中心——人间耶路撒冷——而指向东边(东边变成了东方)的征服和统治。 如果没有伊斯兰教的存在，十字军东侵将是不可想像和不可思议的。 就如十字军东侵之主旨深深植入欧洲人的意识之中那样，因此，与伊斯兰教相对立的因素也深植于欧洲人意识之中； 这两个方面难解难分，纠缠在一起，缺少其中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基础。

无论是胜利主义还是对被围困的狭小而孤立的领土的勇敢的蔑视(十字军东侵思想包含这两种观念)，敌人的明显化都是关键，这两种观念深植于十字军东侵理想的建构之中。邪恶的宣传有意识地进一步强化了建立在对伊斯兰教的渊博的无知的基础之上的十字军东侵之理由，并极端地进行扩展。 十字军东侵所带给他们的并非知识，而是神话，这种神话聚焦于将敌意指向那些统治着基督所行走过的土地的人们。

本文摘选自齐亚乌丁萨达尔著作

《东方主义》

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年

版权归作者所有

编辑 | 于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