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同治朝的一系列改革举措，恢复了国内稳定，开创了中国最早的工业，帮助清朝实现了“中兴”。然而由于“同治中兴”的指导思想仍然是中国传统的儒家政治理念，以礼教，和道德治国，没有在现代的法律、金融、外贸、工业、教育等方面进行改革，因此，同治中兴不是一次现代化改革，而是一次向过去寻求智慧的复古运动。

具体来说，在咸丰末期，清朝的局势可以说是糟得不能再糟了：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英法联军打进北京，烧了圆明园，咸丰皇帝狼狈逃往热河；与此同时，在清朝税赋的主要来源江南地区，也正经历着太平天国运动，1861年8月22日，咸丰皇帝郁郁而终，六岁的儿子载淳继位，就是后来的同治皇帝。因为同治还小，先由东西两宫太后共同治理，1862年就成了同治元年。

从当时国内国际的局势来看，好像清王朝马上就要玩完了，然而同治一朝，竟然对内平定了太平天国等四场运动，对外跟列强的关系也缓和下来，并且还建立了一些早期的近代工业，政治上也出现一定程度的开明，国力和民生都有所回升。这个势头，基本贯穿同治一朝，也就是1862年到1874年，这就是所谓同治中兴。

同治这一时期是怎么做到这个业绩的呢，而且有这再度中兴的势头。第一，一个精明的、有一定现代视野和自由度的文官政府的建立，以及满汉矛盾的趋缓。在同治朝初期，同治皇帝年幼，两宫太后的权力相互制衡，慈禧直到1865年才逐步掌握最高权力，再之后又经过大约十年，慈禧才获得独裁地位。而所谓同治中兴，主要就是在这个时间段。

在这期间，清朝事实上是由恭亲王奕?为首的文官政府来掌控的，他们的特点是精明强干、视野开阔。同时，咸丰朝留下的满族重臣被大量清洗，也为当时的贤才上升腾出了空间。文官体制还恢复了天下士人对朝廷的期望，特别是饱受战火的江南才子们，在战火平息后又能参加科举了，这样一来，同治朝的社会凝聚力因此也得到了部分恢复。这也官员对处理问题上，多了些弹性和灵活度。

第二，内外危机还意外地让清朝的满汉之别得到了缓和。其实在咸丰朝，清朝早期制定的满族优先政策就已经后继乏力了，曾国藩、左宗棠这些汉族重臣，在咸丰朝就得到重用，连保守的满族大臣肃顺，也认为需要授予能干的汉人更大的权力。从咸丰朝末期到同治一朝，增强了民族团结。 第三，大清开始了解，学习西方文化，稳定了外部环境。对内平定了太平天国运动。还有杜文秀领导的“平南国”，定都云南大理，也曾经宣告独立。此外就是北方的捻军和陕甘民变，稳定了国内局势。 第四，提倡发展洋务运动，包括军队改革、农业复兴、工业化、教育、财税等方方面面。中国的第一家航运企业“轮船招商局”出现，中国第一次尝试现代的采矿业、铁路运输、电报通讯，还有新军的建立，有是在这段时间。 然而，我们都知道，同治朝所谓的中兴，最终没能让清朝免于灭亡，在甲午战争中跟同时期开始维新的日本正面对抗，更是一败涂地。那么这又是为什么呢？同治中兴的表象之下，隐藏着哪些导致未来失败的隐忧呢？

最重要的，是固守以“礼”为核心的习惯法，而没有建立有助社会转型的法律体系。是滞后的财税金融体制没有跟进。没有催化出新的金融业。认识不到对外贸易的必要性。与近代化相适应的新学体系没有发展起来。简单的说就是，行动上，表面上，做出了革新，没有从思想上彻底接受西方文化思想。在西方商人地位的提升，有了政治话语权，中国的商人的地位没变化。教育方面，西方的新式教育，也没能普及到整个社会。没有激发底层社会自我更新，社会内部没有形成自我发展的需求，没能激发整个社会向近代资本社会的转换。

当遭逢晚清种种“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候，中国的决策层虽然认识到了要采取重大的变革来应对危机，但是他们没有找准变革的方向，出于种种原因，他们选择从过往的经验中寻求出路，希望借用传统的儒家意识形态和制度，让它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发挥作用，应对危机。同治中兴是传统的中国保守主义者面对西方的最后一次顽强抵抗，也是近代以来，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第一次夭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