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关将至，我们都有一颗飞奔归家的心；有钱无钱，回家过年！回家是为了与父母相伴，为了宽慰父母的相见之情，团聚之愿。

而在古时候，如果父母年迈在世，就会尽量不长期待在外地，如果不得不去外地必须告诉父母，我要去哪里，我为什么要去，我什么时候将会回来，同时还安排好父母的供养事务，这就是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的由来！

“存留养亲”，是指即使死刑犯将要赴死，徒流重犯将要长期限制自由或者流放远方，如果他们是独生子女，且犯的不是十恶不赦的罪，那么可以暂缓执行或变更为更轻的刑罚执行方式，让他们回家侍奉年长的父母后，再作选择的法律制度。

不问古今，孝顺与团圆都是值得弘扬的家庭美德，这是对父母赡养和侍奉的孝道要求；即使对被判处了死刑及徒流的重犯也有同样要求，所以才会顺应伦理产生了“存留养亲”这种孝道体现在法理上的制度。（徒流是古时候的主要刑罚方式，包括徒刑和流刑，流刑就是将罪犯流放发配到边远地区，终身很难再回家的放逐，判处后很难有陪伴父母的机会）。

通常被提请留养的罪犯，最终都会获得批准减刑，死刑可以减为流刑，流刑也可减轻，古时为什么要对重刑犯实行这样既人性又人道的规定呢？背后是基于什么样的价值考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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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留养亲”刑罚减免制度的起源及发展

在战乱频繁的古代，一个家庭有需要侍奉的祖父母或者父母的情况很多，许多家庭因为战争等因素没有壮丁或者壮丁不能在家，如果这个家里除了罪犯本人又没有其他可养亲侍奉之人，那么谁来为父母养老送终呢？

在深受儒家思想“孝道”意识影响的情况下，子孙是必须尽养老送终义务的，那么对只有独生子而其又是重刑犯的父母来说，养老的权利就很难获得保障。

北魏律:“诸犯死罪，若祖父母、父母年七十已上，无成人子孙，旁无其亲者，具状上请。流者鞭笞，留养其亲，终则从流，不在原、散之列。”

北魏孝文帝拓跋宏为了解决这种现实情感冲突，创制了“存留养亲”制度，仁爱的孝文帝认为法律不外乎人情，对于身犯死罪，但是父母、祖父母陷入绝嗣和无人赡养的，让罪犯暂留在家养老送终后再执行死刑才是人道的。

父母七老八十正是享天伦之乐的时候，如果唯一的赡养人都不能陪伴终老，将会老无所终，不管身体还是心理都是苦苦不可终日的。

这一制度被后世的唐宋元明清各代继承下来并发展完善。

在唐朝时，“存留养亲”制度规定得更加明确，只要犯罪的人不是十恶不赦的罪名，那么父母和袓父母在80岁以上，或者身患不治之病，家中没有21到29岁的壮丁可以照顾的，可以提出申请，经皇帝批准留养后，如果祖父母、父母去世了，或者家中有人符合进丁标准的，应再次上奏请皇帝裁决如何处理。

宋承唐制，基本一样。到了明清时，“存留养亲”制度在规定上有所修改，将可以提出留养申请的死罪范围缩小，(包括盗窃官物、强盗、窃盜、放火、发冢、受赃、诈伪、犯奸、略人、奸党、故出入人罪等)的死罪都不得提请留养。

但明清时将老人的年龄范围下降到70岁以上，比之唐宋时减少了十岁的年龄，疾病的范围也有所扩大，由不治之症扩散到残疾不能处理者，或者寡妇守寡满20年以上，家中独子也可留养。无形之中就扩大了可申请留养的人数范围。

“存留养亲”制度可以说是传统伦理宗法思想体现在法律上的结果，既有伦理对家庭孝道的要求，又有法律融入道德后人性体现，符合人性和社会的朴素价值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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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留养亲”减免刑罚制度的伦理价值所在

“存留养亲”制度的本质目的并不是减轻罪犯的刑事责任，无视罪犯的危害性，而是为了维护稳固的家庭伦理关系，在以家庭为主要社会构成单元的古代，侍奉父母是家庭最主要的职责所在。

特别是古代的法制深受儒家学说和伦理纲常的影响，维护“三纲五常”为核心的礼教有立法的需求，亲亲、尊亲是潜在的伦理价值追求。

而父母年老时，最渴望的是亲人的陪伴，老有所依，老有所伴，老有所终；“存留养亲”制度就可以解决这类特殊人群的伦理情感需求。

这样既可以满足老人的情感寄托和精神慰藉，又可以让年老之人对亲人获得情感眷念；毕竟家人是人一生最长久共同生活的相伴，其中有熟悉的味道，还有发自血缘的情感连接，如果在最孤独，等待终老的过程中，自己的儿子可相伴左右，也算了了人生遗愿。

在古时物质条件和生活条件不是太发达的情况下，人的精神焦点往往集中与亲子血缘关系上，亲人的陪伴是最有价值的情感需要，对弥留之际的老人来说，有子送终就是此生无憾。

父母之间的情感联系，既是丰富感情的延续，又是相思敬爱的体现；如果在儿子犯下杀头之罪后，还能从公权利的保障过程中获得直系亲属的情感和生存救济，便可以很好的维护这种潜在的“只是亲人，不是罪犯”的特殊伦理需求，是符合人性的。

因而，“存留养亲”制度从伦理上体现了人性的潜在需要，展现了人潜在的伦理价值取向，符合人作为个体又作为家庭成员的内心精神和现实需求，所以才会在法制上获得确立并延续传播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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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留养亲”刑罚减免制度的法理价值所在

“存留养亲”制度是我国古代社会中很长时间都连续存在的刑罚减免制度，随着社会的变化和朝代的更迭，却一直延续到清代以来，它能成为一项非常成熟的法律制度，有其法理价值所在。

在古时，儒家礼教纲常对法律的影响是全方位的，许多法律充满了深厚的伦理色彩，这样可以保证在特殊情况下的伦理需要能有法可依，这项制度就体现了深远的法理价值。

“存留养亲”体现了伦理和法律融合的价值选择结果，我们常说法律不外乎人情，任何法律制度都不是无中生有的，是要基于一定的社会物质条件和社会价值取向而产生；而“存留养亲”制度就是来源于实际生活的需要，在伦理基础上升华出来的法理取舍；它通过法律的形式来保障伦理的实现，又通过伦理的践行来实现法律的价值。

这项制度的存在促进了刑罚执行方式的发展，引导法律追求“以人为本”的价值；在古时，法律往往是“重刑主义”，面对刑法的严厉和不近人情。

“存留养亲”打开了一扇通往人性、符合人道的窗户，以此引领人们更加珍惜眼前的美好，自然能长期获得继承和发展，这也它潜在的法理价值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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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留养亲”制度体现了法律“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

任何法律都不是孤立存在的，需要产生的物质基础和社会形态，而“存留养亲”制度并不是无视重刑犯的过错，而是保障与他们相连接的父母长辈的权益，内涵是法律“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体现。

当然这项制度在一定程度上会损害受害者家属的情感需要，但在古时重刑种类众多的情况下，毕竟是少部分的人群，而且包容和宽容的德法共治要求，自然不会导致人故意以此来作为犯罪的豁免加持。相反体现的是“以人为本”，“慎刑恤刑”的人道主义法治观念。

受“仁道”的儒家哲学思想影响，法律本身就要对老人，儿童等罪犯减轻或免刑；“存留养亲”换个角度来看，其实也是保障老年人的合法权益，维护的是老年人的真正需要。

“存留养亲”制度有利于维护亲情的完整和伦理的稳定，符合以人为本的德治精神，也符合仁爱济世的包容。

对颐养天年的老人来说，自己的直系血亲待在身边就是爱，陪伴左右就是情，现在我们的父母何尝又不是如此。

一切以“以人民为中心”的法理制度都有其传承延续的民意和良知支持，“存留养亲”就完成了这种潜在的伦理弘扬和法理交融，体现的是“以人为本”的法治精神。

结语

古时候，人们一直重视宗嗣的延续，“断子绝孙”可谓是最惨烈的诅咒，法律用“存留养亲”这样的制度来变相包容可赦之罪，可以让老人有所供养，具有道德进步意义。

统治者将他们认为重要的道德规范，潜在伦理上升到法律层面，这是礼与法在价值追求上的高度结合，对树立自己的仁爱形象，稳固民意都有积极价值。

“存留养亲”制度是人性化的刑罚执行方式，与现代所提倡的的少杀、慎杀，保障亲属的会见权有异曲同工之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