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来，中国面临着内忧外患，无数仁人志士在寻求解救中国的办法，承担着救亡与启蒙的任务。当传统的文化无法承担起这个重任的时候，知识分子开始将眼光探寻到西方，寻找解救中国的方法。基督教文化是西方重要的精神资源。知识分子们接触到了基督教文化，并且渴望通过学习和改造基督教文化来解救中国。郁达夫也受到了基督教文化的影响。

郁达夫只上过两次基督教学校，但时间都很短暂，加起来也不超过半年的时间，而且这段时间并没有让郁达夫爱上基督教文化并且成为基督徒，他讨厌教会里面一成不变的生活和整天的祷告，认为这是一种强迫他人去信仰神的做法，校内的生活枯燥无聊，让人窒息闭塞。但是他毕竟学习到了基督教文化，初步了解了基督教文化。但让郁达夫进一步了解基督教文化的并不是直接的基督教学校的教育而是郁达夫阅读的大量的西方文学作品。郁达夫受到基督教文化的影响主要是来源于在日本留学时阅读的大量的西方文学作品。郁达夫去日本留学的时候，恰逢日本完成明治维新，革新开放之时，西方文化充满了日本，大量西方作品涌入日本。郁达夫喜爱读书，时常把学校的功课丢开，在旅馆里面专心致志地阅读这些作品。通过大量地接触了这些带有基督教文化色彩的西方作品，郁达夫感受到了小说中的基督教文化，学习了基督教精神。这也影响了他的文学创作，他的小说中出现了基督教文化的意象和经典的叙事模式。

"文学接受的发展是指文学作品的具体的阅读阶段......读者以自己的期待视野为基础，对作品中的文本符号进行富有于个性色彩的解读与填空、交流与对话。"[]接受美学强调读者的主观能动性，读者并不是被动地接受作者想要传播的文化和思想，而是结合自己所处的时代的背景和自身的生活经历来理解和运用作品。郁达夫对作品中的基督教文化并不是一味地全盘接受，而是结合时代背景和自身的经历进行了自己创造性的改造。

一、基督教精神

（一）牺牲精神

首先是对基督教的精神进行了世俗化的解读和运用。郁达夫主要是创造了属于自己的牺牲精神、苦难意识和忏悔意识。郁达夫没有把耶稣当作高高在上的不可触碰的神，而是将他看成一个有血有肉愿意为人民大众牺牲自己的高大的人。他的做法和陈独秀的做法很是相似。陈独秀采用的是自创的"分离"法：第一步"将基督教的教义与基督教教会分离；第二步，分离掉教义中的超自然部分，也就是抽掉对上帝的绝对信仰，对上帝之子耶稣的性的绝对信仰"[]这种做法剔除了耶稣的神性，而是将耶稣看成了一个人。郁达夫在《学生运动在中国》和《中国人的出路》中认为，耶稣基督是一个为人民大众而牺牲自己的最大的模范，虽然外形虚伪的基督教被打败了，但是耶稣基督为人民大众牺牲的精神恒久地流传下来了，成为西方社会发展的根基。郁达夫如此夸奖耶稣基督，他的用意不是为了在中国推行基督教，而是他认为耶稣基督的牺牲精神对改变中国、甚至是拯救于水火之中的中国有重要的意义:只要中国人学习到了耶稣基督的为人民大众而心甘情愿牺牲自我的精神，中国就有救了，中国就能走出黑暗，拥有光明。郁达夫创造性地吸收了基督教的文化，结合了救亡与启蒙的时代背景，对基督教文化进行了自己的改造。

（二）苦难意识

郁达夫对苦难意识地创造性的运用是基于对耶稣经历的感同身受和通过苦难意识地描写批判了社会的黑暗。郁达夫接受了传统的儒家教育，有着积极入世的情怀。当他从日本学成归来的时候，他有理想和抱负，他想用文字来启蒙人心，拯救民族。他在纯文学刊物《创造》的出版公告中写道创造社的成员们要奋起打破社会因袭，主张艺术的独立自由，要打破文坛上的偶像的垄断地位，和天下无名的作家一起创造中国的未来的崭新的国民文学。我们可以看到郁达夫宏伟的抱负和伟大的设想。然而不久郁达夫就感受到了现实的残酷。刊物没有销路，面临着严重的生存问题；新的文艺创作，面对着道德家的强烈的反对。他们的写作和抱负不被人理解，让他们深切地感受到了现实的严峻。郁达夫的奋起反抗而没有更随者，甚至被反对，民众的无动于衷，让郁达夫有了深刻的孤独感和悲哀感。而这恰恰和耶稣的不被世人理解所吻合。基督教认为人人都有罪，而这份罪要和苦难联系在一起。耶稣代替人类承担苦难，完成对人类的救赎。耶稣不辞辛苦没有抱怨的向人民布道，传播基督教的教义，但是没有人理解他，他最后被民众侮辱和钉在十字架上。这种苦难精神让郁达夫深有同感。他在郁达夫在《〈茑萝集〉献纳之辞》中写道"总之，我们是沉沦在，悲苦的地狱之中的受难者，我们不得不拖了十字架，在共同的命运底下，向永远的灭亡前进!"这和耶稣的受难意识很是相似。但是耶稣是没有抱怨的承担着一切苦难。而郁达夫有一定程度上的苦难的承担意识，但是当时中国的苦难超出了脆弱敏感的郁达夫可以承担的范围。他创作了独特的人物类型"零余者"，发出了"零余者"的呼声。郁达夫并不赞成基督教的原罪意识，他不认为人生来就是有罪的，所以人不应该受难，而人之所以受苦受难，是因为时代的黑暗。通过对苦难的承担和对原罪的不赞同，郁达夫批判了社会的黑暗。例如在《杨梅烧酒》里，一位曾在日本学过应用化学的人，却在小学里面教书，过得十分清贫，因为自己的才智不能得到充分地运用，生活又十分拮据，甚至有点神经衰弱。把付钱的朋友当做炫富的不劳而获的资本家而大打出手，表现了社会的黑暗，资本家剥削人们，使人们受苦受难。

（三）忏悔意识

郁达夫非常喜欢卢梭的《忏悔录》，曾经盛赞卢梭的《忏悔录》，阅读郁达夫的日记和作品可以看出卢梭的《忏悔录》对郁达夫忏悔意识的影响。但是郁达夫结合自己的体验对忏悔意识进行了属于自己的改造。郁达夫的忏悔是贴近世俗道德的完善。郁达夫通过忏悔来审判自己，以求获得心灵的解脱。而且郁达夫的忏悔意识不单单是对自己行为的忏悔，更是对外在世界的批判。郁达夫"以个人心灵的忏悔引向时代社会的忏悔，以个人迷惘、矛盾、消沉甚至颓废的心灵实供，展示'五四'一代知识分子精神追求的曲折经历。"郁达夫对于个人的忏悔主要是性的苦闷。性的苦闷主要是灵与肉的冲突。突出表现在《沉沦》《银灰色的死》《过去》《茫茫夜》《秋柳》等作品当中。《沉沦》中的敏感脆弱主人公独自一人在外留学，由弱国子民的身份，更加自卑，陷入孤苦伶仃的处境。渴望爱情却不敢与人说后，只能成为欲望的奴隶，在一次次地沉沦，一次次地忏悔自责，却无事于补，陷入更加堕落的地步。每一次忏悔自责过后都渴望得到心灵的净化，重新开始生活，可却陷入堕落忏悔再堕落的死循环中不能自拔。忏悔与堕落形成冲突，而这种忏悔是无力地，不能起到真正的救赎的作用，最后陷入死亡。众人在阅读郁达夫的作品时，只看见性的苦闷，却不见发自心灵的忏悔。可正是这勇于暴露自己解剖自己内心的忏悔，让郁达夫的小说有了与众不同的意义。

生的艰难的忏悔是结合时代背景来看。郁达夫想要拯救底层的悲苦的人民，可是他自己却无能为力，只能通过小说角色表达出自己无能为力的忏悔并且达到对罪恶社会的批判。例如《薄奠》，《薄奠》讲述了"我"和一个车夫交往的故事。这个车夫辛苦拉车存钱，想买一辆自己的车，可是却被车行老板剥削压榨，生活负担重，一直没有能买一辆属于自己的车。妻子花了三元买做衣服用的布料，他感到生气愤怒，因为他想把所有的钱存下来，买一辆属于自己的车，摆脱车行老板的剥削。他骂妻子的时候，"我"正好路过，听闻此事后，"我"把自己的表留给他，并且为自己的无能为力而自责忏悔。有一天，"我"路过他们家听到车夫的妻子在哭泣，以为他们又在为金钱争吵，"我"心里想今天"我"可以解决他们的问题了，尽管"我"并没有钱，生活也过得很拮据。可"我"却愿意慷慨解囊，把自己的医药费给他们用，可是更令人伤心的是，妻子这一次哭泣不是因为被骂，而是因为车夫一天晚上拉车不幸掉入水中淹死了。车夫活着的时候一直想拥有一辆属于自己的车，"我"为车夫买了纸糊的养车，在送洋车去车夫的坟上的时候，"我"的愤怒和反抗止不住的从心里冒出来，我在心里怒吼到:"猪狗!畜生!你们看什么？我的朋友，这可怜的拉车者，是为你们所逼死的呀!你们还在看什么？"在《薄奠》当中，郁达夫表达了对生活在底层辛苦工作却无法过上幸福生活的劳动人民的同情以及自己无法帮助到他们的自责与忏悔，而上升到对剥削劳动者的权贵阶级和罪恶腐败社会的批判。

二、基督教文化典型的意象和叙事模式

郁达夫对基督教文化的独创性的运用不仅仅只有对基督教精神的改造，也有灵活地运用了基督教文化典型的意象和叙事模式。

（一）基督教文化的意象

阅读郁达夫的有些作品，能明显地感受到郁达夫受到了基督教文化的影响。显而易见的就是作品中反复出现的与基督教有关的意象。例如在《马缨花开的时候》有金色的十字架、有牧母的人物形象、有《神曲》、有圣母像等等；在《南迁》有牧师、基督徒、教会、圣经班等等，《迷羊》中的迷羊的意象更是明显。虽然郁达夫创作的不是宗教小说，但是这些宗教意象的运用，推动了情节的发展，使小说有了更深刻的意蕴和多层的解读角度。

（二）基督教叙事模式

人类本来在乐园里面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但是因为违背了上帝的意旨，而被上帝逐出乐园，人类失去了他们的乐园。而上帝之子耶稣却化成人身来到人世间受苦受难拯救人类，这体现了基督教的生存观的基本的框架模式:"创造——堕落——救赎"。而《圣经》的叙事模式也是如此。这成为西方文学的经典的叙事模式。例如列夫托尔斯泰的《复活》，聂赫留朵夫的人生从一个善良的青年，被贵族社会污染堕落，诱奸了玛丝洛娃，但是在基督教的启发下，他开始改过自新，重新得到了"复活"。西方有很多优秀的经典之作都体现了基督教的叙事模式。

郁达夫阅读了大量的西方经典作品，也潜移默化地接受了基督教的叙事模式的影响。但他也发挥了自己的主观能动性，进行了独特性的创作。

郁达夫的作品的叙事模式大都是"困境——堕落——救赎"，他所塑造的人物形象大多是"零余者"，他们处在生活的困境当中，受到社会的挤压，没有经济基础也没有政治地位，他们在动荡混乱的时代下无法安身立命，他们没有出路，陷于生活的绝望。这是他们的困境，他们面对困境，曾苦苦寻找过出路，可是社会的压迫实在太沉重了，他们无法挣脱。有的越来越堕落，例如《沉沦》中的"我"，将自己麻醉于欲望之中，却陷入更深的绝望。在郁达夫的小说中救赎的方式有两种，自我救赎和他人救赎。自我救赎多是通过自我忏悔来得到的。但那种救赎是短暂且容易消逝的，例如《茑萝行》当中的"我"由于政府的孱弱无能，社会的黑暗腐败，"我"在外并不能谋得一份满意的职位，也只能勉强养活自己和妻子儿子。"我"在外面软弱无能，受尽欺压，于是在家里就成为一个暴君，轻易地责骂妻子，抱怨妻子和孩子是"我"的累赘，抱怨社会的不公。可每当"我"责骂妻子过后，"我"的心灵也受尽折磨，"我"会一次次地忏悔，而这忏悔就是"我"对自我心灵的救赎。可是这种自我救赎是短暂的，因为面临的最紧迫的生存问题依旧存在，我没有挣脱缚住"我"命运的铁锁圈。另一种救赎是他人的救赎，而他人的救赎在郁达夫小说中的体现大都带有基督教的意味。救赎的人身上大都带有宗教色彩。典型的小说是《南迁》。《南迁》描述了一个青年人伊人的堕落与救赎。伊人本是在日留学繁荣帝国大学的学生，可是在日本妇女的M的引诱下，丧失了名誉和金钱，甚至患上了疾病，整日郁郁寡欢。在英国人E的推荐下去了房州，结识了基督教徒C夫人和O，O是一个容易害羞的女孩子，她就像天使一样净化了他的心灵。但最后O得了伤风，而伊人也得了伤风。天使没有能救赎堕落的青年。

郁达夫在描写人陷入困境，更加堕落，获得救赎的叙事模式时，更多的笔墨是放在了人物的困境与堕落中的，而只花了少许笔墨描写人物的救赎，且绝大数的救赎是无效的，最后的结局仍然是困境，是死亡。虽然郁达夫借鉴了圣经的叙事模式，但他的故事没有脱离中国的时代背景和自己的性格特征。他本身就不信仰基督教，所以在神的救赎上没有那么坚定的信念。而且更重要的原因是他从中国的时代背景出发，当时的时代是混乱的时代，国家积贫积弱，人民生活不幸、没有出路，单纯的信仰也解救不了人民。而且郁达夫自身就是一个脆弱的人，他不像列夫托尔斯泰有自己系统的宗教、社会思想，例如"道德自我完善"、"宽恕博爱"。他也不像列夫托尔斯泰有着坚强的意志和坚定的理想信念。郁达夫是脆弱敏感的，是孤独可怜的，所以他笔下的人物也无法摆脱困境走向光明的未来。

郁达夫创造性的接受了基督教文化，结合中国黑暗的社会和自己的理想抱负、自己脆弱敏感的性格对基督教文化中的牺牲精神、苦难意识和忏悔意识进行了世俗化的改造。郁达夫也学习借鉴了基督教文化中的宗教意象和典型的叙事模式，使作品的内蕴变得丰富。郁达夫并不信仰基督教，他对基督教文化的接受本质上是围绕传统的家国观念和文人的救亡与启蒙的任务来的，立足于基督教的俗世价值和实际作用。

参考文献

[1] 童庆炳主编：《文学理论教程》，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年版，第357页。

[2] 梁工主编：《基督教文学》，宗教文化出版社2001年版，第442页。

[3]刘勇：《中国现代作家的宗教文化情结》，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4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