犹记当年“非典”时

最近武汉新型冠状病毒的蔓延，让我又想起了2002年引爆广东“非典”疫情的SARS病毒。和女儿聊天时说起瘟疫，说起《十日谈》和《霍乱时期的爱情》，问她对非典还有没有印象，她居然说什么都不记得了。也难怪，那年她才四五岁，对于死亡的恐惧一无所知。

那时候没有微信，没有移动新闻客户端，消息传播得也没有现在这么快。官方的消息发布也没有现在这么透明，非典刚开始肆虐时，因在媒体上宣布“已控制疫情”卫生部长张文康，因此事落马。

2003年春节时，虽然有耳闻，还没当回事，但是春天的到来，随着气温的不断升高，真真假假的小道消息在城乡传播，气氛空间紧张了起来。走在路上、在公交车上，火车上，到处是戴着白色口罩的人。

口罩脱销了，消毒液涨价了，每个单位都发了板蓝根，居民楼的楼道里到处弥漫着“八四”消毒液和中草药的味道。

为了严防严控病毒的传播，市里下达了命令，停开赴外省的所有车辆，并在高速路口加强外来车辆人员的登记、监测和消毒。关停网吧、歌舞厅等场所，对城区楼堂馆所及公交车等进行消毒。

从北京来的车，从北京回来的学生都成了重点监控对象。如果知道谁家要有从北京回来的，都要单独隔离观察半个月，没有症状才肯让出来。据说当时在北京，有时一座楼上发现了一个病例，整个楼便都隔离起来不能出门了，有工作人员给他们送饭。

当时我在旅游局工作，这场突如其来的“非典”，使整个旅游业遭受到前所未有的重创。旅游活动没法组织了，科里负责组织活动的同事有点闲的不知所措，而我在忙着调度各区县情况写关于灾情的汇报材料。跟着领导到企业去检查，看到旅行社有的关门，有的改行卖口罩，昔日游人如织的景区景点冷冷清清门可罗雀，宾馆饭店无人光顾，只有服务人员在到处喷药消毒、开窗通风，在大堂里支起小锅熬醋杀菌。

当时报社跑旅游口的一个记者结婚，还是去了香港和东南亚旅游回来的。虽然她给局里领导都下了请帖，但是，最后是却是我一个人带着局长、副局长和科长的红包作为代表去赴的宴。那天婚宴上大家还开玩笑说，敢去的人都是不怕死的勇士。

当时还不太会用QQ和MSN聊天软件。在内心惶恐无助的时候，经常和论坛上相熟的两个朋友在聊天室里相互发消息，彼此安慰，他们都比我小六七岁，正是二十四五岁的好年纪，还没有结婚，我的孩子才上幼儿园，也是娇嫩的生命，在这样的生死关头面前，大家都有很多的感慨。因此三个人有种相依为命的感觉。那个男孩儿叫抱月听风，是本地人在北京工作，后来承受不了独自在他乡面对死亡的恐惧，悄悄跑了回来。女孩儿叫小米，后来在经历了很多的挫折之后，离开这座伤心的城市去了上海。我和小米后来见过几次面，但是和抱月，却始终只是隔着网线的联系。只因为非典时期的联系，和他们两个的友情在我心里始终是患难之交，亲兄弟姐妹一般。

非典过去十一年之后，我来到现在的公司工作。通过整理资料和采访，才知道公司在2003年的五月，承接了将原来的传染病医院改建为专门收治“非典”病人医院的任务。五百名施工人员轮班上阵，162小时的昼夜连续奋战，用七天的时间完成了这所号称淄博“小汤山”医院改建的艰巨任务，涌现出很多感人的事迹。当时的施工人员都是冒着生命危险在到处是传染病菌的环境下工作，有的人累到实在不行，就躺在医院原来的太平间里睡了过去。

医院改建完成后，他们受到了市领导的接见和慰问，并获得了很多嘉奖。万幸的是，这所“非典”医院后来并没有收治到“非典”病人，淄博当时只是出现了疑似病例，并没有人被传染。

据相关统计，当年“非典”造成了5327人感染、349人死亡。在那场生死的考验面前，人性中的美好和善良，丑陋与自私，也表现得淋漓尽致。

之后，又有禽流感，甲型H1N1流感等，却都没有造成现在这么严重的后果。

没想到“非典”过后十七年，又一种类似的病毒武汉新型冠状病毒开始威胁公众健康，仿佛当年SARS卷土重来。难道又是一次大自然给人类的教训？

但愿有上一次防控的经验，这次疫情能得到及时控制，佑我家乡父老平安！

（图片来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