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献忠,是明末农民战争的领导者之一。与民间名声颇佳的李自成相比,张献忠可以用声名狼藉来形容。自张献忠率军入蜀,建立大西政权后,四川百姓遭遇了惨烈的屠杀。直到今天,四川仍流传着“八大王剿四川,杀得全鸡犬不留”的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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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张献忠是否真的在四川肆意屠杀百姓?是否真的如部分史学家所说,所谓“张献忠屠川”乃是封建地主阶级出于对农民阶级的本能仇恨,编造的不实之词?为了解开这一谜题,我们可以借助一本来自于法国的古代文献——《圣教入川记》。

《圣教入川记》的作者是法国耶稣会会士——利类思和安文思。崇祯末年,利类思和安文思接受教廷的诏令,进入四川传播天主教。1644年,张献忠率领数十万大军攻入巴蜀,杀死了明朝的蜀王,建立了大西政权。

经过好友——明朝成都知县吴继善的推荐,两位传教士得到了张献忠的委任,在他的身边任职。对于这两位金发碧眼的西洋人,张献忠一开始对他们非常感兴趣,甚至许诺,等到他统一天下,一定会为他们修建一座宏伟的教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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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张献忠的话,利类思和安文思自然是感激涕零,决定忠心为张献忠效劳。张献忠从传教士口中得知,这个世界乃是一个球形,大感兴趣。于是张献忠命利类思和安文思制造两颗天球,一个象征太阳,一个象征地球。在那颗地球仪上,两位传教士精心绘制了五大洲以及世界主要大国,并加之以名山大川。其制作之精美,让张献忠以及其部下均啧啧称奇。

之后,张献忠更是将两颗天球放在大殿上,每天都要细心玩赏。由此,两位传教士和其他参与天球制作的工匠,都得到了重赏。

端详着地球仪,张献忠仿佛有了一个奇特的计划。只要有机会,张献忠就会找来利类思和安文思,向他们询问西洋各国的山川地势和政治、军事情况。对此,利类思和安文思都感到十分疑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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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局势的变化,利类思和安文思逐渐发现,张献忠简直是个披着人皮的禽兽。他们发现,张献忠喜怒无常,只要动怒就一定会杀人。无论是宫内男女,还是大小官员,只要稍不如意,即处以绞刑、斩首,或凌迟碎骨。

对于自己的屠戮行径,张献忠不仅不以为耻,反以为荣,他对两位传教士说:

  “吾杀若辈,实救若辈于世上诸苦,虽杀之,而实爱之也!”

一开始,张献忠尚能“励精图治”。但到了后来,张献忠便越来越不能抑制自己心中的杀欲。从荣县、洪雅等县县志所引资料看,张献忠在四川许多地方实行了“除城尽剿”的政策。在屠城之前,张献忠先会命令地方官廓清四野,然后像围猎野兽一般将城中百姓四方围定,最终将百姓全部杀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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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5年11月,清军南下,大西军在汉中接连失利。多疑的张献忠在谋士汪兆龄的误导下逐渐相信,整个巴蜀百姓都“里通鞑子”。因此,张献忠决定将巴蜀百姓杀个精光。而人口繁盛的成都,成为张献忠“试刀”的屠场。

对此,利类思和安文思在《圣教入川记》中有着详细的记载:

1645年11月22日,张献忠以检阅军队为名,在成都集结大量士兵。23日,张献忠召集部将,说老百姓勾结满清入川,应该将这些“乱民”剿杀殆尽;24日,二位神父就看到大西军士们将成都百姓驱逐出城。两人看到这种情况,就知道一定会有大事会发生。两位神父赶紧各跟随 一支人群而去。利类思跑到南 门城上,安文思则站在东门城头,亲眼目睹了屠杀惨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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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张献忠亲自带人到了南城。而位于南城的百姓纷纷向张献忠下跪,并说:“乞陛下救命,我等都是你的百姓!”谁知张献忠却扬鞭大骂:“畜生,你们竟敢私通鞑子!”随后,张献忠冲入人群,纵容战马乱撞乱踢,并且高声叫喊:“该杀!该杀!”

得到张献忠许可后,贼军马队随即杀入人群之中,那悲惨的嚎哭声震撼四野,直干云霄,屠杀后的旷野死尸山积,血流成渠。

利类思见此情景,吓得两腿发软。不过出于公义之心,利类思仍跌跌撞撞地找到张献忠,让他宽恕百姓。但是张献忠不仅不听,还威胁要将他杀掉。经过这场大屠杀,往日繁华的成都成为一片废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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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利类思和安文思在张献忠的裹挟之下,撤离了成都。据两人记载,张献忠对于失去根据地似乎没有任何的不安,作为流贼,他早就习惯了流动作战。不仅如此,张献忠竟然还制定了一个神奇的宏大计划,《圣教入川记》记载道:

  “张献忠将四大义子封为四将军,第一子孙可望为平东将军,负责征服山东、辽东、朝鲜和日本。次子刘文秀为服南将军(应为抚南将军),他将来负责征服南方诸省和泰国、越南、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三子艾能奇为定北将军,将来负责征服北方诸省和蒙古。四子李定国为安西将军,负责收服西藏、青海、新疆和西洋诸国。”

原来,张献忠见识到地球仪后,才知道世界是如此之大。既然地球这么大,作为流贼的自己就不愁没有地方可去。因此,张献忠甚至制定了一个征服世界的初步计划。当然,张献忠的宏大野望并没有实现。在与清军对峙过程中,张献忠不穿盔甲就敢出营侦查,结果被清军神箭手射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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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四川先后经历了张献忠与满清的残害,加之以大旱、大饥、大疫以及虎豹之害,四川百姓千不存一二。而利类思和安文思被清军俘获,并被解送至北京,先后收到顺治和康熙皇帝的礼遇。在北京,两人以自己亲身经历写成了《圣教入川记》一书,为研究张献忠和大西政权,提供了宝贵的第一手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