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财赋出东南，而金陵为其会”，浅谈繁华如斯的明末南京商业

楔子

“南京乃是太祖皇帝建都的所在，里城门十三，外城门十八，穿城四十里，沿城一转足有一百二十多里。城里几十条大街，几百条小巷，都是人烟凑集，金粉楼台……城里城外，琳宫梵宇，碧瓦朱甍。”

这是《儒林外史》中描述的明代中后期南京的繁荣景象。尽管明代自永乐年间迁都北京后，南京被降为留都。但它在全国的政治、经济生活中仍然享有特殊的地位。南京既是明王朝在南方地区的政治中心，又是江南地区的经济中心，时有“天下财赋出于江南，而金陵为其会”之说。商业的兴衰则是一个城市经济发展的镜子。明代中后期，随着江南地区商品经济的发展，南京的城市商业日趋繁荣，南直隶地区也成为大明王朝财政税赋的主要来源之一。明末南京的商业也因其城市的特殊性，呈现出特有的外在表现和特点。

南直隶

明代中后期，南京商业的繁荣主要表现在工商业人口的激增、铺户和市集贸易的发达、外来商人和商品的增多以及服务娱乐业的兴旺

明成祖迁都北京后，南京的城市经济一度衰落，商业也因人口的减少和市场的缩小而萧条。经过多年的恢复发展，到明代中期，南京经济再度兴盛起来，“明（南京）之盛，在武宗南巡之后”，当时的南京货物充盈，品种繁多。

“自大中桥而西，由淮清桥达于三山街、斗门桥以西，至三山门，又北自仓巷至冶城，转而东至内桥、中正街而止，京兆赤县之所弹压也，百货聚焉。其物力客多而主少，市魁驵侩，千百喷其中”。

明代画家仇英的南都繁会图(局部),描绘了明代南京城的情况

总的来说，晚明南京的商业繁荣情况主要体现在工商业人口的激增、铺户和市集贸易的发达、外来商人和商品的增多、服务娱乐业的兴旺等方面。

1、工商业人口的激增

永乐年间迁都北京时，“取民匠户二万七千以行，减户口过半”，迁都后南京人口一度不足30万人。到明代后期，随着城市工商业的恢复发展，南京的城市人口大量增加，“城内连云百万家”，“民居日密，稍稍侵官道以为廛肆”。万历年间，南京仅十三门内外的人户就有“几十余万”之多，至于明初荒凉的城西北地区，此时已是“僧寮尼舍，群取偏匿者不可记极”，全城坊厢户达到了9368户，总人口则超过了百万。

2、铺户、市集贸易的发达

明代的铺户指的是开设店铺、经营商业和手工业的人户。明朝末年，南京的铺户相对集中，“铜铁器则早铁作坊；皮市则在笪桥南；鼓铺则在三山街口、旧内西门之南；履鞋则在轿夫营；帘箔则在武定桥之东；伞则在应天府街之西；弓箭则在弓箭坊；木器南则钞库街，北则木匠营”。不同的行业铺户分布在不同的区域，具有明显的专业市场色彩。许多铺户海利用街道两侧的廊道进行商贸，如绸缎廊、糖坊廊、估衣廊、明瓦廊等均是如此。这些铺店大多为外来人户所开设，其中不少是前为店铺，后为作坊，他们既是手工业者，又是商人。

南京城的繁荣景象

正德年间，南京的铺户行业已有104种。每一个行业有铺户数十个，甚至上百个。这些铺户经营的商品中，既有本地生产的，更多的则是外地输入的商品，且大多为市民生活所必须的日用品。市民生活用品的供应主要依赖于铺户贸易，铺户贸易成为当时城市商业的主要形式。

市集贸易的经商人员多为四乡农民，以蔬菜、家禽、米油、燃料等商品为主。城区的市集贸易形成了一些大集，类似于今天的农贸市场，成为铺户贸易的有力补充。

除了铺户贸易、市集贸易的发展外，还出现了“夜市”，又称为“灯市”、“鬼市”。“饮虹桥、武定桥，尚有夜市”，笪桥一带“夜市所集”，以至于人们将笪桥夜市直接成为“笪桥市”。夜市中，“铺户彻夜不闲，灯火荧煌，通衢如白昼”。夜市中“最忙者为质肆、杂货食物肆”。

夜市

3、外来商人和商品众多，商业竞争激烈

明末的南京“城里几十条大街、几百条小巷都是人烟密集，金粉楼台”。南京吸引了全国各地商贾来此经商。外地商人不仅人数众多，而且商业势力也压倒本地商人，“绸缎铺、盐店皆为外郡外省富民所据矣”。当时，徽商、晋商、闽商均活跃于南京商界。这些商贾以南京的为基地，开展全国性的贩运贸易，他们东发两淮之盐、溯江而上，转卖于江西、湖广各口岸，再载回湖广之米，销往江南各地；他们北走齐鲁秦晋，送去松江之布，运来山东之棉。这些商人的长途贩运为南京市场提供了丰富的商品，南京市场上汇集了全国各地的土特产品。

在提供丰富的商品的同时，外地商帮之间为争夺南京市场，展开了激烈的竞争。当时南京“当铺总有五百家，附件铺本小，取利三分四分，徽州铺本大，取利一份二分三分，均之有益于贫民。人情最不喜福建，亦无可奈何也”。徽商的典当铺凭着其雄厚的资本以低息手段击败了闽商。明末南京商界以徽商的势力最大，其财力远远超过其他商帮。

4、饮食服务业、文化娱乐业的兴旺

商业的繁荣带动了饮食服务业和文化娱乐业的发展。明代中后期，南京的茶馆、酒楼发展迅速。茶馆在传统的商业经济活动中有着特殊的作用，不仅是休息娱乐的场所，还具有社交、传播信息、调节人际关系等多种功能。万历年间，就已经有人在钞库街栅口等处并设茶社。此后，茶馆、茶坊逐渐增多。它的出现适应了广大市民阶层日益频繁的社交需要，并成为富商巨贾们休息娱乐、洽谈生意的好去处。酒楼，又称酒肆、酒坊、酒馆等，是以经营饮食业为主、兼营其他的商业性店铺。

酒楼

明末时期，南京的酒肆业很发达，“有大街小巷，合共起来，大小酒楼有六七百座，茶社有一千余处。不论你走到一个僻巷里面，总有一个地方悬着灯笼卖茶，插着时鲜花朵，烹着上好的雨水。茶社里坐满了吃茶的人。”一些富商巨贾、纨绔子弟均是酒楼常客。每年南京的酒销量很多，除了本地生产之外，还要从外地贩来“大曲约五十万块，中曲约三十万块，四直大曲约十一万块”。

茶馆

明代中后期，南京商业的繁荣还表现在娱乐业的发达，秦淮河一带每日灯船如梭，史称“秦淮灯船甲天下”。

“到晚来，两边酒楼上明角灯，每条街足有数千盏，照耀如同白日，走路的人，并不带灯笼。那秦淮到了有月色的时侯，越是夜色已深，更有那细吹细唱的船来，凄清委婉，动人心魄……望如阆苑仙人，瑶宫仙女……真乃‘朝朝寒食，夜夜元宵’！”（《儒林外史》）

如今的秦淮河依旧能感受到当年的繁华

二、明代中后期南京商业经济繁荣的特点：封建性、消费性和从业人口的外来性

1、浓厚的封建性

南京作为明王朝的陪都，是全国主要的政治中心之一，作为南直隶之地，其城市商业的发展受到了政府的严格控制。对工商业铺户，根据不同行业限定在不同的区域，各行各业，各有区肆。对所有的铺店都要将其产业、人丁和经营状况加以登记。编成三等九则，以此作为控制铺户的手段和征调科敛的根据。在官府的严格编审制度下，铺户商人无法逃避繁重的征调和差役。“达官健吏日夜驰骜于其间”，“若有实办，但是开张铺面之家，不论军民人等一体桌它买办，敢有违了的，拿来不饶”。明政府规定铺户违政府无偿服役、当行、买办，将铺户纳入自己的消费轨道，实际上是一种变相的掠夺和徭役。此外，官府还“每三日一次校勘市斛、斗、秤、尺，稽考牙侩姓名，时其物价。”

明代中后期，明朝改变了对工商业者的轻税政策，频繁增税，各地都派有税监。即使有偶尔的减免商税，但往往是“南北二京不在此例。”终明一代，南京始终未能摆脱地区政治中心的框架而走向苏杭等地的发展道路，这与南京作为政治中心之一的地位、政治考量大于经济的因素有关，私人工商业的发展受到了种种限制，未能萌发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

2、主体商业的消费性

作为明朝在南方地区的政治中心，城中大量的勋贵、官僚、士兵等政治人口均依赖于俸禄、监粮、军粮为生，他们是纯封建性的消费性人口。明代末年，北方政治动荡，繁华安逸的南京成为许多官员向往之所。虽然南京六部之中，“吏部不与铨选，礼部不知贡举，户部无敛散之实，兵部无调遣之行。”但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却也因此少了许多政治上的辛劳和官员的内部倾轧之伤害。大量的勋贵、官员来到南京颐养天年，同时带来了大量的财富，刺激了明末南京商业的繁荣。

明代官员

明末南京的城市商业主要是为满足统治阶级生活享受和普通市民的日常生活消费需要，因而生产性的商业活动远不如生活消费性的商业发达，南京的城市商业受消费源的影响呈现异常的畸形繁荣，生产性的商业活动虽然得到一定的发展，但直到明朝灭亡，南京也未能完成从消费性向生产性的商业城市的转化。

3、工商业人口的外来性

明末在南京大量的工商业人口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来自外省外郡和外府的人口。万历时期，坊厢制和铺户当行制被革除，加速了外来人口的流入。他们“从聚两京，乡里之逃匿粮差者往往携其家眷相依同往，或创造房屋，或开张铺店。”这些外来人口在南京开店设铺，从事工商业活动。随着城市的扩大和人口的增多，原来的专业街坊已经不能容纳越来越多的店铺。在这种情况下，店铺的分布开始分散和合理。在很快集中的街巷，铺店不断的开设，因此出现了“侵官道以为肆”，以致于影响交通的现象。一些外来的工商业者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纷纷联络乡谊，建立同乡会馆。

在这种情况，南京本地人因为安土重迁、贪图享受、缺乏吃苦精神和冒险精神导致在工商业的竞争上不敌外地商贾，使得明末南京的工商业界“客多而主少”。

“留都地在輦轂，有昔人龙袖骄民之风，浮情者多，够勤者少，怀土者多，出疆者少。迩来则又衣丝蹑缟者多,布服菲屦者少,以是薪璨而下,百物皆仰给于贸居，而诸凡出利之孔，拱手以授外土之客居者。”

三、优越的地理位置、周边商品经济发展的推动以及经济政策的改革是造成明末南京商业经济繁荣的重要因素

1、优越的地理位置为南京商业的兴盛创造了得天独厚的客观条件

南京地区地处吴头楚尾，水陆交通发达。因而各地的商人充分利用南京“面京洛而揖嵩岱，纳江汉而控瓯粤”的有力地位，大力开展转运贸易，使得转运贸易在南京的商业中占据了重要的地位。

南京的地理位置

“圣祖开基之地。北跨中原；瓜连数省，五方辐辏,万国灌输,……南北商贾争赴焉。自金陵南下，控故吴之墟，东引松常，中为姑苏。其民利鱼稻之饶，极人工之巧，服饰器具，足以眩人心目，而志于富侈者争赴效之”。

2、明代中后期长江中下游地区不断高涨的商品经济浪潮为南京商业的繁荣注入了强大活力

明代中后期，江南地区的工商业普遍有了长足的发展，棉花、蚕桑等经济作物的种植面积也在不断的扩大，棉纺织业、丝织业等手工业日益发达，一些工商业城镇纷纷涌现，松江成为江南棉纺织业的中心，苏杭则成为太湖流域的丝织业中心，并且在这些棉纺织业和丝织业中间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南京附近的两淮盐业和运河的漕运也促进了南京商业的繁荣，正是在附近工商城市发生的推动下，南京的商业经济得到了蓬勃的发展。

漕运

3、万历时期坊厢制和铺户制的改革，为商品经济的发展革除了障碍，改革后，坊厢夫银摊入田亩，铺行买办则“尽度变为平买”，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工商业者的经济负担，促进了工商业的发展。

结语

明末的南京作为都会之地，靡丽之乡，有六朝烟水，江南贡院，也有甲第连云，秦淮风月。其壮丽繁华，东南之冠；文采风流，甲于海内。

明末的南京因其特殊的政治地位和地理位置，商业出现了高度繁荣的情况，为国家的财政税赋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天下财赋出东南，而金陵为其会”充分体现了南京的经济分量。然而，由客观因素的制约，明末南京的商业繁荣却未能带动生产关系的演变，这也成为明末清初中国江南地区商品经济发展的一大遗憾。

参考资料

《明史》

《儒林外史》

《秦淮广纪》

《明实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