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农业出现开始，从人类定居开始，与满仓的小麦同样疯长的，还有跳蚤、老鼠和蚊蝇。

农耕造就了文明，也造就了瘟疫，推波助澜的则是城市与战争。在人类历史中，瘟疫永远头戴黑兜帽，偶一现身，数百万人就此丧命。

在人类的历史上，疾病不仅能影响个体的命运、决定人的生死存亡，大规模的疫病通常还能改变历史的前进方向和人类的整体命运。

东汉大瘟疫

史载，东汉末年几十年间，全国性大瘟疫共有十多次。

当时人们统称为“伤寒”。患者往往高烧喘息，气短而绝。发病急、死亡率高，身上有血斑。

桓帝延熹九年（166年），“今天垂异，地吐妖，人疠疫。”建宁二年（169年），“疫气流行，死者极众。”

张仲景在其《伤寒论·自序》中记载，汉献帝建安元年到九年间，他的家族本来有两百多人，死了三分之二，其中十分之七死于伤寒。

汉都洛阳，半数以上死于瘟疫。曹植描绘：“家家有位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

△张仲景的著作《伤寒论》

明末、清末鼠疫

鼠疫又叫一号病，是人类的头号天敌。而小小的老鼠能终结一个没落王朝，是统治者们很难想像而又必须接受的历史事实。

万历八年，瘟疫从山西大同起势，十室九病。患者表现为脖颈肿大，民间叫大头瘟，一两天就死人。传染性极强，病、死者无人问津，都怕传染上。

崇祯六年（1633年），鼠疫还是从山西发作，1641年传到北京。

当年夏季，有人目睹成群结队的老鼠互相衔咬着对方的尾巴，像敢死军一样游渡河水，进入河北河南境内。

整个华北叫老鼠给占领了。这一年也赶上大旱、蝗灾，饥荒和瘟疫夺走了六成人命，“道殣相望，葬以藁席”，剩下四成非乞即盗。

京城内，人们的恐慌无以言表，夏秋时，如果谁身上会出现一个隆起的肉块，不到一个时辰就命绝，这种鼠疫叫“疙瘩瘟”。全城死者十之四五。鼠疫很快覆盖到通县、昌平等郊区。

崇祯十六年，据史料记载，“通国奇荒，疫疠大作。”出现了“疙瘩瘟、羊毛瘟”，患者吐出西瓜水一样的血水，然后立即死亡，江浙等地死了数百万人。

崇祯十七年，清军入关，顺治登基称帝。奇怪的是，北京城的鼠疫像是与大清朝的军队约定好了似的，全身而退，一下子无影无踪了，清兵一个也没有感染上。

世界性的鼠疫流行共有三次，第三次始于云南，1894年在广东爆发，并传至香港，历时几十年，席卷亚欧美全球，导致60多个国家的近千万人死亡。

古希腊瘟疫

两千多年前爱琴海岸辉煌灿烂的雅典城，大瘟疫突然降临，得了怪病的人先是发烧、然后腹泻、浑身长满红包，四肢开始腐烂，人们能看见蛆虫在自己腐烂的伤口里钻来钻去。七八天，人便死去。

得病的人根本没有生还的可能，当时的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对瘟疫做了详尽的记述：人们只知道死亡的人数在剧增，但找不出原因，也找不出制止的办法。

尸体多得无人掩埋，连食人的鸟兽都因撕咬了尸体而死亡，家中的狗畜都不能幸免。

但让人不可捉摸的是，肆虐数年的大瘟疫，公元前426年底以后，像是接到了无声的指令一般，突然间销声匿迹了。

△雅典大瘟疫，约1652年至1654前后

古罗马大瘟疫

公元65年至565年期间，罗马发生过四次大瘟疫，死人无数，致使强大的罗马帝国由盛及衰。

前三次分别发生在65年尼禄统治时期、164～180年马克乌斯奥里略时期和250～270年间盖勒乌斯、克劳第乌斯统治时期。

△《被瘟疫侵袭的罗马城》

第四次罗马大瘟疫是一场始发在541年查士丁尼统治时期的大鼠疫，史称“查士丁尼鼠疫”。也是世界史上三次大鼠疫的首次。

据拜占庭作家普罗柯比的记载，高峰期拜占庭每天死亡1.6万人，“所有的居民都像美丽的葡萄一样被无情地榨干、碾碎。”

历史学家约翰描述：

  • 人们相互之间正在进行着交谈，突然他们就开始摇晃，然后倒在街上或者家中；

  • 一个人手里拿着工具，正坐在那儿做他的手工艺品，他也可能会猛然倒向一边，灵魂出窍；

  • 人们在市场上买一些必需品，在他谈话或者数零钱的时候，死亡也许就会突然袭击这边的买者或那边的卖者，商品和货款尚在中间，却没有买者或卖者去捡拾起来。

鼠疫病人会出现高烧，腹股沟、腋下和颈部淋巴肿大，因死后皮肤常呈紫色，并有斑块，故有“黑死病”之称。后世学者说，拜占庭的死亡率达75%。

“他们像苍蝇一样地死亡着。垂死者的身体互相堆积起来，半死的人在街上到处打滚。”

欧洲黑死病

被称为世界史上第二次大鼠疫的是绵延几百年的中世纪欧洲黑死病。从14世纪40年代开始，逐渐散布到整个欧洲。

这场鼠疫造成几乎7500万人死亡，欧洲从威尼斯到西班牙、叙利亚、希腊、英国、法国，再到俄罗斯，几乎无一国家幸免。14、15世纪的英法人口几乎少了一半，远高于英法百年战争的死亡人数总和。

△1348年佛罗伦斯的瘟疫绘图

迈克修道士曾记录：“受害者发病那一天，水泡和疖子出现在胳膊、大腿和脖子上。他们非常虚弱，备受折磨，只能倚靠在床上。……到了第四天，又一个孤魂升入了天国。”

“如果有人染上瘟疫而死，那么所有拜访过他、和他做过生意甚至把他抬到坟墓里的人很快都会步其后尘。”

瘟疫使整个欧洲坠入了世界末日。人们在末日心态中各有选择，有的及时行乐，有的向上帝祷告，有的避世远离，有的顽强抗争并帮助他人。

瘟疫“滋养”的文学

“瘟疫”一词自带悲剧效果，无需多着墨就渲染出死亡的气氛，因此古今中外的文学巨匠，都热衷于描写传染病。在瘟疫的底色下，人性中的善与恶都成倍放大。

在阿尔贝·加缪的《鼠疫》一书中写道：“人始终受到死亡的威胁，生活在焦虑的状态中”。

最后人们与鼠疫搏斗的胜利也只是暂时性的，鼠疫杆菌永远不死不灭，只是沉睡于衣服、手帕、皮箱、废纸堆中，耐心地潜伏着，酝酿着下一次厄运。

乔万尼·薄伽丘的《十日谈》，虽未直接描写传染病，但以佛罗伦萨大瘟疫为背景。

10个正值青春的男女为了躲避瘟疫，住进郊外如画的别墅中。瘟疫的晦暗与桃源的美丽形成巨大的反差，100个貌似喜剧的故事，也在浮华中显露出悲剧的本质，越是及时行乐，越是压抑恐惧。

还有加西亚·马尔克斯的《霍乱时期的爱情》、鲁迅的《药》、萧红的《生死场》……

事实上，在漫长的生物演化过程中，各种微生物已通过传染病，在人类的基因组中留下了大量的痕迹，所有人的染色体中都含有大量的病毒基因碎片。

这些基因印记，是死去同胞的墓志铭，也是幸存者的回忆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