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新忠（1969—），浙江临安人，苏州铁道师范学院历史学本科（1991），南开大学历史学硕士和博士（1994、2000），日本京都大学博士后（2005）。现任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暨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教授，兼任历史学院副院长和中国社会史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等职。

说起中国的瘟疫史，恐怕就是具有相当历史修养的知识人，也会感到茫然。在传统的史学视野中，瘟疫这样似乎无关历史发展规律宏旨且本身又不具规律性的内容，不过为历史发展进程中出现的一些无足轻重的细枝末节，至多也只是历史上一段段尚值得回味的插曲而已。故而长期以来，阅读我们的历史教科书，几乎让人不知“瘟疫”为何物。

如今，生活在科技飞速发展时代、享受着现代医学种种嘉惠的人们，对那种危害重大的瘟疫的记忆自然更是渐行渐远。然而令人始料不及的是，2003年年初，一种全新的疫病SARS突然降临于神州大地，并几乎迅速传遍全国并远流海外。面对这一不期而至的现代瘟疫，社会一时流言四起、风声鹤唳、人人自危，令人不得不感喟，原来，那种能够危及全民的瘟疫并非只存在于尘封的历史中，而是随时都有可能进入我们的现实生活。

现在，这场令人心悸的灾难已经过去，随着人们日常生活渐渐恢复正常，那些曾经由SARS带来的生活限制、紧张、焦虑以及混乱也自然会慢慢地淡出芸芸众生的记忆。但无论如何，在思想文化界，知识人显然不可能轻易地让这场铭心的灾难如此迅速地消散于无形的空气中，从而使我们的国家和社会失去一次“亡羊补牢”的机会。毫无疑问，非典绝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医疗卫生问题，由这场现代瘟疫所引发的种种社会、政治和文化等诸多方面的问题，无论哪一方面都值得我们整个社会很好地省思。“亡羊补牢，未为晚矣”乃是中华民族早已烂熟于心的道理，事实上，所谓“后SARS时代”的种种反思目前已在学界广泛地开展起来。这些反思是多层面的，既有对现实社会机制的批判和建构，也有对当今社会发展总体理念以及中国文化建设的重新思考，还有有关当下学术发展思路的反省，等等。这些从不同视角出发的反思无疑都自有其价值，不过，无论如何，这些省思不可能仅仅立足于SARS这一单一事件而展开，而必然需要了解甚至深入认识人类以往的相关经验，否则，反思也就不可能具有足够的深度和强度。由此可见，对人类瘟疫历史的回顾与认知具有毋庸置疑的现实意义，实际上，面对非典，我们的社会和民众所表现出的惊慌无措、应对失宜，也多少与今人对瘟疫史的失忆不无关系。

《瘟疫下的社会拯救:中国近世重大疫情与社会反映研究》

中国书店出版社，2004年版

显而易见，瘟疫绝不仅仅是自然生理现象，而是关涉整个社会方方面面的社会文化问题。故而，对历史研究者来说，实际上，其欲探讨的，确切地讲，也就不应称之为瘟疫史，而应是瘟疫或疫病社会史。即：该研究并不只是关注疫病本身，而是希望从疫病入手，呈现历史上人类的生存境况与社会变迁的轨迹。当然，开展这一研究，并非只是出于其重要的现实意义，或许更为重要的还是源于其独特的学术价值。人之一生，与自身最密切相关的莫过于衣食住行、生老病死，这些似乎无关社会发展规律之类宏旨的细微小事，其实正是人类历史最真实、最具体的内容。现代国际学术发展趋向，已经逐渐摆脱对结构、规律和因果关系等的过度追求，而表现出对人本身的关注以及对呈现人类经验的重视。然而，长期以来，我们的史学工作者把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投入于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以及社会发展规律等问题的探讨之中，而对历史上人的生存状况、生活态度和精神信仰等等与人本身直接相关的问题则往往视而不见，瘟疫这一虽与人的生命息息相关但显然并不直接关乎历史发展规律且本身又不具规律性的内容，自然就更不在历史学家的视野之中了。在中国史学界，自20世纪80年代，虽然随着社会史研究的兴起，衣食住行已越来越多地受到研究者的注目，但直接关乎生老病死的疾病医疗，仍基本还是历史学的“漏网之鱼”。实际上，只要稍作考量，便不难发现，疫病与医疗无论对历史还是当今社会都有着极其重要而深刻的影响，美国著名历史学家麦克尼尔（William. McNeil）曾在《瘟疫与人》中指出：“传染病在历史上出现的年代早于人类，未来也将会和人类天长地久地共存，而且，它也一定会和从前一样，是人类历史中的一项基本参数以及决定因子。”“流行病传染模式的变迁，过去和现在一直都是人类生态上的基本地标，值得更多地关注。”由于疫病始终与人类相伴随，给人类带来了难以尽述的痛苦和恐惧，因此在一个文明社会中，应对疾病的医疗观念和实践也必然会深刻地影响和塑造着人类的行为和思想，进而广泛而具体地对历史进程产生影响。另一方面，正因如此，借助呈现和透视历史上的疾病医疗，无疑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和理解人类社会历史的变迁。由此可见，疫病社会史研究乃是一个十分重要并具有广阔前景的研究领域。从笔者自身的研究体会来说，它对了解历史上人们的生存状况、精神面貌、环境与社会的变动、民众的心态等等，都是非常有利的，将可以使我们看到一幅“真实存在”却长期以来未被发掘的重要历史面相。

人类瘟疫历史长期被历史学界所遗忘，应该不是偶然的，个中的缘由，除了史料中有关瘟疫的记载相对较少、瘟疫本身不具有规律性等自身因素以外，恐怕主要还与我们的学术理念乃至思想文化取向有关。那就是，在我们的学术理念中，缺乏一种对生命的真正的关怀。为了生存和发展以及鉴往知来，我们往往热衷于社会的进步、经济的发展或者历史规律的探寻，而惟独忽视了历史的主体——人自身的衣食住行、生老病死。虽然生命的可贵对每个人来说可能都是不言自明的，但在我们整体的社会理念中，个体的生命在很多情况下其实不过是实现某种整体社会目标的一个环节和工具，而较少能真正体认到“人民的健康也是硬道理”，生命的存在乃是人类社会的最高伦理。其实，对生命的缺乏关怀又岂止只存在于学术理念之中，在我们的社会意识中又何尝不是如此?稳定和发展对人的生存自然是重要的，但如果这一切不能建立在对个体生命的尊重和珍视的基础上，不仅稳定和发展恐怕也就很难长久地保持，而且更为根本的，若稳定和发展不是为了个体生命的福祉，那意义又在哪里呢?认识到了这一点，其实就不难发现，我们学术上以及现实中的很多积习其实都与我们缺乏对生命的真正关怀和珍视有关。比如，学术上，过于追求宏大叙述而轻忽历史细节，热衷于规律的探寻而忽视人的生存境况等等；现实中，片面强调“发展才是硬道理”，不加思考地将“革命”、“改革”视为社会最高目标，施政办事不立足民生的改善而追求“形象工程”“面子工程”，匿灾不报等等。如果从这一角度而言，瘟疫史的研究，通过对历史上与人类生存环境和境况息息相关的瘟疫的钩沉，显然有利于我们真正了解历史上的生命，从而培养我们对关注生命、珍视生命的意识。而一旦这样的理念得以深人人心，也就增加了破除以往学术上、社会上乃至政治上的种种积习的可能性。这也就是说，在我们当前的境遇下，这一研究的深入开展将有可能同时具备学术和现实的双重意义。

历史学对包括瘟疫在内的疾病医疗的疏忽，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乃是一个世界性普遍问题，不过，至少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这一倾向在西方史学界就已出现改观。至今，探讨历史上的疾病医疗以及借此透视社会和文化的医疗社会史和身体史研究乃是当前史学研究的前沿领域，并业已成为主流史学的一部分。这一潮流自然不可避免地会影响到海外乃至国内的中国史研究，1975年美国的邓海伦（Helen Dunstan）发表了国际中国史学界最早的具有自觉意识的疫病社会史论文——《明末时疫初探》。随后，大约分别从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中期开始，台湾和大陆史学界也逐渐兴起了疾病医疗社会史研究。当然，海峡两岸的这一研究的兴起，并非仅是世界史学潮流影响而致，可能更为重要的还是1980年代以来其内部对以往研究的不满并予积极反省的结果。1980 年代以来，大陆和台湾史学界不约而同地开始对史学研究中各自存在的“教条公式主义的困境”或“社会科学方法的贫乏”展开了反思，大家似乎都对以往研究过于侧重政治、经济、阶级斗争及外交和军事等做法表示出了强烈不满，提出了“还历史以血肉”或“由‘骨骼’进而增益‘血肉’”这样带有普遍性的诉求。在这一思潮的影响下，社会群体社会生活、社会人口、社会救济、社会环境等等一些过去不被注意的课题开始纷纷援入历史研究者的视野，大大拓展了历史研究的界域。在台湾，在梁其姿、杜正胜等人的努力实践和积极倡导下，其研究目前已蔚为风气，成为台湾史学的热点之一。而大陆虽然起步较晚，而且当下的研究，与台湾相比，仍处于散兵游勇状态，既乏人倡导，也未成立专门的研究小组，自然就更谈不上有什么指引和规划，但已有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关注甚至涉足这一研究领域，同时，还不断有年轻的博士生和硕士生开始介入其中，显现出这一研究未来良好的发展势头。由此，不难看出，这是刚刚起步但具有方向性和广阔前景的研究领域。

疾病医疗社会史或身体史研究是一个牵涉范围甚广的领域，而且还存在着社会史、文化史等多种不同的研究取向。但无论如何，疾病，特别是其中的瘟疫史必然是其中最基本的内容之一。跟一般的疾病基本只与病人及其亲属直接相关不同，瘟疫一旦发生，就关乎整个社会。并非只是一种个人的自然生理现象，也是关系到方方面面的社会问题。事实上，相当多的历史研究者在涉足这一领域时，也往往是从疫病入手的。由此可见，从社会史的视角对中国瘟疫史的探讨，在当前的情形下，无论从现实还是学理来说，都是非常必要而且深具意义的。

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其先民必然会有较多的与瘟疫斗争的经历并留下相对丰富历史记载。早在商代，我们的祖先就在甲骨文中载录较多的疾病史资料。虽然中国历史上并不存在像欧洲的黑死病那样对人口和社会产生结构性和根本性影响的显著事件，但在汗牛充栋的历史载籍中，存在着大量值得我们注目和考量的疾疫史资料是无可怀疑的。由于资料丰富程度的不均衡，加上目前总体研究的薄弱，我们还很难确定地表明历史上各个时期疫病的分布情况，不过仅从已有的记载来看，中国历史上的瘟疫频次各个时代虽有起伏，但总体上还是呈现出逐渐增加之态势。特别是明代中后期以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口的剧增，这一趋势表现得更为明显。可见，至少在目前的资料条件下，从比较晚近的历史时段——近世切入展开中国瘟疫史的探讨具有较高的现实可能性。不仅如此，选择近世——从明代后期（万历以后）至民国这一历史时期来加以探讨至少还有以下两个方面的考虑：一是从瘟疫发生情况看，明代后期正是瘟疫频发的时期，在万历和崇祯时期，在华北和南方爆发了两次大规模的瘟疫。而清代以来，特别嘉道以后，既是中国社会转 型和趋国际化的时期，也是一个动荡不安的时代。在这样的情境中，不仅重大疫情较多，而且也相对具有典型性。二是明中后期以来，中国社会随着人口的增长，经济和文化的发展，逐步出现了一系列重要的变化，并最终建立了社会主义的共和国。同时，这一期间也是中医温病学（主要治疗传染病）形成并取得重要发展、近代医疗卫生制度逐步引人并基本建立的历史时期，因此，研究这一时期的重大疫情，不仅有利于了解中国近世瘟疫发生的一般规律，同时可使我们更好地认识中医与传染病斗争历史与成就、中国近代化过程中确立近代医疗卫生制度的过程及其经验教训，进而更深人理解明清以来中国社会的发展理路和所谓的近代转型，同时为现实的医疗卫生制度的建设提供借鉴。

具体到中国近世的疫病史研究，虽然历史学界的相关探讨的兴起是非常晚近的事，但医学史界从技术史角度的探讨已经历了近百年的时间，并有了相当的规模和成就。不过，包括瘟疫在内的疾病史在中国医学史研究中，并不占据重要地位，而且，他们的研究关注点较多地局限在技术与病理层面，故虽然对我们认识中国传统病名的内涵、症候和演变，疾病的治疗手段和疗效等方面多有助益，但对疫病与社会的互动关系，比如：疫病流行状况、流行的相关因素分析，特别是国家和社会对疫病的反应、疫病对社会及民众心态和信仰的影响等内容则基本未予注目。历史学界近年的研究，虽然出现一些就某次和某种瘟疫展开较为深人讨论的论文，但系统性的论述还非常缺乏，从社会史角度综论这-重要历史时期的疫情的著作更是尚未出现。除了单篇论文，就管见所及，目前已出版的相关著作共有四部，它们分别是：美国Carol Benedict的Bubonic Plague in Nineteenth-Century China（《中国19世纪的腺鼠疫》）、张剑光的《三千年疫情》、日本饭岛涉的《ペストと近代中国：衛生の「制度化」と社会変容》（《鼠疫与近代中国——卫生的“制度化”与社会变迁》）和拙著《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一项医疗社会史的研究》。Carol Benedict和饭岛涉的著作都属于立足鼠疫探讨近代社会变迁和卫生制度化进程的专题性成果，Carol Benedict 强调从历史、地理和传染病学等角度来观察晚清中国的鼠疫，著作除去导论和结论，共分六章，分别对中国西南地区鼠疫的源起、鼠疫沿着商路在内陆地区的流布、东南沿海地区鼠疫的空间传播方式、19世纪中国各界对鼠疫的反应、1894年广东与香港的鼠疫、清末东北的鼠疫与国家医学的兴起等问题作了探讨。提出19世纪末中国有关鼠疫的历史图像不单是生物学现象，也是文化现象。充分强调了国家权力全面介入公共卫生事务的必要性。饭岛涉之作在旨趣上与Benedict多有相似之处，但其探讨时空范围较广，而且也不限于腺鼠疫。通过对19世纪末至20世纪早期一系列鼠疫疫情以及国家和社会的对应的论述，探讨了中国的国家是如何在实现近代化这样一个大目标下，不断地介入卫生医疗领域而逐步推行卫生“制度化”的。《三千年疫情》国内最早出版的中国疫病史的通论性著作。该著对上起远古下至清末各个时期的疫情概况、教疗举措、疫病后果、某些重要的疫情以及医家与疫病关系等问题一一作了论述。可以想见，在既缺乏足够可供借鉴的细部研究又未能对各类历史文献的疫病资料作深人发掘的情况下，欲在有限的篇幅和时间内，对如此广大的时空范围内如此众多的问题都做出深入细致的探讨，显然是不现实的，事实上，从该著的写作手法和形式上看，它乃是介于通俗与学术专著之间的作品。书中大量是史事的铺陈，而基本缺乏对疫情时代变迁的内在理路、瘟疫与社会互动和有机联系等内容深入细致的讨论。相对来说，拙著算是目前较为系统全面论述瘟疫与社会关系的一部学术专著，它通过对清代江南疫情及其与社会互动关系较为全面细致的呈现，基本清晰地揭示了清代江南疫情的特点与规律，并在此基础上对中国近世社会变迁、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等问题做出了新的诠释。但其时间上仅限于有清一代，空间上偏于江南一隅。显然还无法让人对中国近世的疫情状况及其与社会的关系产生一个相对全面的认识。

由此可见，以上这些著作以及其他的相关论文虽然为全面认识中国近世疫情及其与社会的关系提供了较好的研究基础，但现有的成果显然还不足以让我们对此形成一个比较全面系统的认识。故此，我们有意撰述本书，希望通过有选择地对自明末以来对社会产生重大影响的瘟疫的论述，梳理出中国近世疫情一般状况，并揭示出瘟疫与社会的诸多侧面，检讨在近代社会变迁进程中，中国社会逐步建立近代卫生医疗体制的成败得失。我们之所以选择这些个案，自然跟这些瘟疫本身的规模和危害较大有关，同时也因为它们在与社会的关系中相对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这一点，从我们给出各章的主标题中可以清楚看出。

对历史的探讨，显然不是仅仅为了满足一些人的思古之幽情，而主要上为了更好地认识现实，面向未来。所以，本书的撰写既是想揭示历史上一段“真实”的存在，推动中国疾病医疗社会史乃至中国社会史研究的深入开展，同时也希望和读者一起，针对现实，至少就以下一些问题提出自己的思考，以期对读者有所裨益。

一、瘟疫一旦发生，在缺乏特效药的情况下，就非个体的人力所完全能够控制之事了，故整个社会很容易出现恐惧情绪。我们该如何通过及时和适当的历史回顾，来影响民众尽可能以一种谨慎而坦然的心态来面对人人自危的瘟疫?

二、面对瘟疫中出现的一些民众的过度甚至“迷信”的反应，我们该如何认识，并怎样合理地加以疏导?

三、中医是当下中国传统文化象征之一，在当前的社会生活中，依然发挥着重要的影响。其在历史上，在与传染病做斗争的过程中，究竟发挥了怎样的功能?如何认识它现实中可能发挥的作用?

四、近代以来，近代医疗卫生体制建立的过程，同时也就是国家权利不断介入并逐步控制卫生防疫领域的过程。在卫生防疫这一领域，国家的介入和主导，无疑是十分必要的。但与此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如何充分调动和发挥社会力量在其中的作用，乃是这一事业最终取得成功的关键问题。那么，我们又该如何理解和协调国家主导与充分发挥社会力量这两者之间的矛盾和关系?

五、瘟疫虽然直接表现为医疗卫生问题，但实际上，它却是关涉社会方方面面的社会问题。作为一种社会灾难，我们该如何来认识和促进其通过“社会灾难激发机制”来推动某些社会机制甚至社会思潮的补正和发展?

六、古往今来，何以“匿灾不报”之类的现象屡屡出现?其根源究竟何在，怎样才有可能去破除中国社会此类之积习?

本文为余新忠等：《瘟疫下的社会拯救:中国近世重大疫情与社会反映研究》(中国书店，2004）绪论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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