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帝国的首都，洛阳周围还修建了大量的礼制建筑。建武二年（26年）正月，刚刚进入洛阳城三个月的光武帝刘秀，就在洛阳城中修建了宗庙、社稷等礼制建筑。在宗庙之中祭祀西汉的历代皇帝，意图彰显刘秀才是西汉王朝真正的继承者，确立了新政权的历史合法性。社稷坛在宗庙之右，祭祀土地神和谷神。在洛阳城南七里修建了祭天的祭坛，祭祀上天、五方上帝、日月以及一千五百一十四位神灵。祭地的祭坛则修在洛阳城北四里，祭祀大地和山川河流的神灵。这些礼制建筑，标志着光武帝刘秀的帝位获得了来自天地神灵的认可和护佑。此外，还有灵台、明堂、辟雍等建筑。

洛阳城中最重要的礼制建筑是宗庙。汉代号称以孝治天下，而东汉自称是西汉的合法延续，因而祭祀西汉历代帝王的重要性就不言而喻了。建武二年（26年）光武帝刘秀在洛阳建起宗庙，祭祀汉高祖、汉文帝和汉武帝。在夺取关中以后，又下令将西汉十一帝的神主收于洛阳的宗庙之中进行祭祀。后来，他还在洛阳城中为自己的高祖父、曾祖父、祖父、父亲立了“四亲庙”。光武帝既然宣称自己的政权是西汉王朝的延续，那么他就应当承认西汉帝王谱系为大宗，自己是西汉大宗的继承者。光武帝立“四亲庙”，并不完全符合礼制。到了建武十九年（49年）以后，东汉王朝还多次讨论过宗庙制度，一直试图在儒家礼制与东汉政权的现实之间寻求折中点。抛开这些，东汉宗庙制度中有一点是没有争议的，他们认为吕太后曾经迫害刘邦子孙，几乎倾覆西汉王朝，所以应该剥夺她高皇后的尊号，以薄太后为高皇后。吕太后只是由长安地方官进行祭祀，而薄太后则被祭祀于洛阳的宗庙之中。

在宗庙之右，有社稷坛，社稷坛是政权的象征。社稷坛祭祀的对象是土地神和谷神。“天子之坛方五丈，诸侯之坛半天子之坛。社者，土也。人非土不立，非谷不食，故封土立社，示有土也。稷者，五谷之长，得阴阳中和之气，故祭之也。”（《后汉书》第27页）社稷坛为方形高坛，中央为黄色，东方为青色，南方为赤色，西方为白色，北方为黑色。《礼记》中说：“天子太社必受霜露风雨，以达天地之气也。”（《后汉书》第3201页注）所以社稷坛只有围墙，没有房屋。社稷坛每年以太牢（古代祭祀，以牛、羊、猪三牲具备作为供品，叫做太牢）祭祀三次。

左祖右社的制度一直为后世帝王所遵守，如今明清时期的太庙和社稷坛就分列于北京天安门的左右。由于没有经过考古发掘，对于东汉宗庙和社稷坛的具体形制，我们所知甚少。

皇帝号称是天子，祭祀上天是皇帝的特权。所以，祭天一直是帝王最看重的仪式。光武帝定都洛阳的次年，根据“南郊礼天，北郊礼地”的礼制传统，在洛阳城外修起了祭祀天地的郊兆。祭天的祭坛在洛阳城南七里，祭坛为圆形，象征圆圆的上天。祭坛有两层，第一层祭坛祭祀五方上帝。祭坛之上又修起了第二层坛，在第二层坛上供奉着上天的神位。祭坛有八层台阶，后来“八陛”就成了祭坛的别称。祭天四周的围墙都被涂成了紫色，象征着天帝所居住的紫微宫。在南郊除了祭祀上天和五方上帝，还祭祀日月、北斗等一千五百一十四位神灵。从建武七年以后还规定，祭祀上天以汉高祖刘邦陪同祭祀，他的神位被放在上天神位的旁边，意味着刘家政权获得了上天的认可。

本来社稷坛中已有土地神，但还需要祭祀大地之母，即与皇天相对应的后土。祭祀后土的祭坛在洛阳城北郊四里，祭坛为方形，修有四层台阶。在祭坛之上供奉着后土和薄太后的神位。在坛的四周供奉的有五岳、江河淮济等山川河流的神灵。祭坛周围还修有围墙。南郊祭天最后将牺牲焚烧，北郊祭地最后是将牺牲深埋。

天人合一观念支配下的天文观测，意在揭示天意。光武帝在建武中元元年（56年）专门修建了灵台用以天文观测。“天子灵台，所以观天人之际，阴阳之会也。”（《后汉书》第3178页注）浑仪等重要的天文仪器都放置于灵台之上，“浑仪以铜为之，置于灵台，王者正天文之器也”。（《后汉书》第105页注）灵台“高六丈，方二十步”。灵台一共有十二个门。东汉政府专门任命太史令的下属灵台丞来管理灵台，灵台丞的级别是二百石。在灵台丞之下还有：“灵台待诏四十二人，其十四人候星，二人候日，三人候风，十二人候气，三人候晷景（影），七人候锺（钟）律。一人舍人。”（《后汉书》第3572页注）可见，灵台不仅负责观测天文，还负责观测气象。曹魏、西晋继续沿用，西晋末年遭战火毁坏，北魏时将其改作寺院，灵台不再使用。

著名科学家张衡在灵台工作多年

1974年曾经对灵台遗址进行过考古发掘。灵台遗址位于汉晋洛阳大城南墙正门平城门外的大道西侧，今洛阳市伊滨区佃庄镇朱圪垱村西北角，平面略呈方形，约230米见方。四周筑有夯土院墙，中间为一夯土高台。其基址南北长约41米，东西宽约31米，现残高8米余，顶部为一平整台面，四周有上下两层建筑平台。上层平台为围绕在高台四面的殿堂式建筑，据残迹复原每面至少7间。殿堂墙壁均涂粉，西面涂白色粉，东面涂青色粉，南面似涂红色粉，北面因被火焚，敷彩情况不详。段鹏琦先生认为，按照当时崇拜四灵的风尚，“左青龙，右白虎，南朱雀，北玄武”，北面应为黑色。西侧殿堂内侧还加辟两间内室，这可能与《晋书·天文志》记载的“作铜浑天仪于密室中”的密室有关。下层平台上是围绕上层殿堂外侧的回廊建筑，北侧保存较好，中部设有坡道，回廊外侧为河卵石砌筑的散水。

明堂与灵台同时开建。按照儒家的观念，明堂是天子发布政令的地方。东汉著名学者郑玄曾说道：“明堂者明政教之堂。”（《后汉书》第3177页）《白虎通义》也说：“天子立明堂，所以通神灵、感天地、正四时、出教化、崇有德、重有道、显有能、褒有行者也。‘承天行化’，天称明，故曰明堂。”（陈立《白虎通疏证》第265页，中华书局1994年版）事实上，明堂也是祭祀上帝的场所。比如：“[永平]二年正月辛未，初祀五帝于明堂，光武帝配。”（《后汉书》第100页）东汉朝廷设置一个明堂丞来管理明堂。东汉洛阳明堂，后世一直沿用，到西晋时还进行了扩建。西晋末年，明堂毁于战火。北魏迁都洛阳以后，曾在原址上重建。

据《汉官仪》记载：“明堂四面起土作堑，上作桥，堑中无水。明堂去平城门二里所，天子出，从平城门，先历明堂，乃至郊祀。”（《后汉书》第84页注）考古勘察证实，遗址位于平城门与开阳门外大道之间，在今洛阳市伊滨区佃庄镇岗上村一带。在明堂的东西，分别是灵台和辟雍。明堂遗址平面呈方形，东西410余米，南北残长400米。北墙因临近洛河大堤被破坏，东、西、南三面均残存有夯土墙基。南墙保存最好，中段宽28~34米，是明堂南门基址所在，两端宽14~20米；西墙和东墙残存长度均达到200米。院落中心为一大型圆形建筑台基，直径60余米，地基厚2米余。台基表面残存有当时的各种建筑遗迹，如大小不同的柱槽和砂坑，碎石片铺成的地面，以及环绕夯土台基的包壁石条沟槽等。残存的柱槽和砂坑数量虽多，排列也错综复杂，但经过细致研究，还是可以大致确定它是圆形围廊环绕中间一座方形殿堂的大型殿台建筑，最晚建筑时代为北魏。这种形制与《水经注》“寻其基构，上圆下方”的记载大致相符。

根据儒家经典的解释，辟雍是天子太学的别称。光武皇帝末年，在修建灵台、明堂的同时，也建起了辟雍。东汉的辟雍并不是一所学校，它是皇帝举行重要典礼的场所。《白虎通义》里讲：“天子立辟雍何？所以行礼乐、宣德化也。”（《白虎通疏证》第259页）在这里举行种种典礼，目的在于给天下臣民做一个表率。一些重要的任命仪式，也在辟雍中举行。中元元年（56年），光武帝刘秀下令修建辟雍。但尚未来得及亲临其境，光武帝就去世了。汉明帝即位，辟雍建成。永平二年（59年）三月，汉明帝第一次在辟雍举行了大射礼。当年冬天十月，汉明帝又到辟雍举行了养老礼。

《白虎通义》说：“辟者，璧也，象璧圆，又以法天，于雍水侧，象教化流行也。”（《白虎通疏证》第259页）《水经注》中也说道：“寻其基构，上圆下方，九室重隅十二堂。”（杨守敬、熊会贞《水经注疏》第1425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年）考古勘察表明，辟雍遗址为正方形，长宽各170米。四面各筑一门，中心为方形夯土殿基，长宽各45米，殿基北有一条南北向大道。曹魏、西晋的时候，东汉辟雍得以继续沿用。1931年在辟雍遗址附近还出土了一通西晋时期的碑，被称为《三临辟雍碑》。

洛阳周围的这些礼制建筑，极度地彰显了皇家的威严。在这些礼制建筑中举行的各种皇家礼仪，威严肃穆，对普通百姓具有很强烈的吸引力。通过这些仪式，进一步巩固了皇权。汉明帝在辟雍行礼的场面就曾深深地震撼了王充，所以王充才会在自己的著作中毫不掩饰地歌颂了自己所处的东汉王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