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轰开国门以来，古老的中国迎来了一段充满辛酸与屈辱的近现代史。在那山河破碎、国将不国的危急时刻，许多有识之士开始意识到唯有革新才能进步、唯有进步才能使民族立足于世界之林。

在语言文字方面，这种革新意识主要聚焦在两点上：一是将文言文变为白话文，二是将汉字变为拼音文字。在这个汉语变革的过程中，曾有许多大学者巧妙地表达自身立场，如黄侃讲了两个关于胡适的段子，赵元任则写下了三篇千古奇文。

此外还有一个问题值得引起注意，文言文和汉字的变革基本是同时展开的，不过二者取得的成果并不一致。白话文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就基本取代了文言文，而直到如今汉字也未被拼音取代。这个问题背后其实是文体和文字与文化的关系，对此笔者将末结合黄侃的段子、赵元任的奇文展开讨论。

1917年1月，胡适在《新青年》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这一事件一般被认为标志着中国现代文学的开端。在《文学改良刍议》中，胡适从“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的进化论角度出发，认为中国舞文学想要适应现代社会，就必须停止使用已经丧失活力的文言文。这一提法很快得到了陈独秀、钱玄同、刘半农和鲁迅等人的支持，白话文运动亦由此展开。

不过，当时也有不少反对白话文运动的大学者，如吴宓、林纾、梅光迪和黄侃等。黄侃更是针对胡适讲了两个非常有意思的段子，以表达自己的反对立场。

第一个段子是从胡适的名字入手的。有一次胡适碰到黄侃，黄侃忽然来了一句：你不是真心实意提倡白话文的！胡适一听这话不由感到不解，便问黄侃为什么这么说。黄侃答道：如果你真心实意提倡白话文，就不应该叫“胡适”，而应该叫“到哪里去”。也就是说，胡适这个名字也应该翻译成白话。

第二个段子则是假设了一个事件。有一次黄侃在讲课的时候，拿胡适举了一个例子：如胡适的太太死了，他的家人必电报云“你的太太死了，赶快回来啊”，长达十一个字；而文言文仅需“妻死速归”四字，仅电报费就可省去三分之二。也就是说，文言文作为一种书面语具有简短却含义丰富的优点。

对于这两个段子，胡适是给与了回击的。他说行政院有位朋友发信邀他去做行政院秘书，他不愿从政，便发电报拒绝了；复电便是用白话文写的，只有五个字“干不了，谢谢”，而用文言文写的话，可能要“才学疏浅，恐难胜任，恕不从命”十二个字。

20世纪50年代，关于汉字是否拼音化的问题曾引起激烈讨论。1958年2月11日，国家颁布了《汉语拼音方案》，实行拼音和汉字结合的方式。针对汉字是否应该保留的问题，赵元任先生曾以同音字写下了三篇奇文，以表自身的立场。

第一篇全文只用了一个音“shi”：

第二篇只用了一个音“yi”：

漪姨倚椅，悒悒，疑异疫，宜诣医。医以宜以蚁胰医姨。医以亿弋弋亿蚁。亿蚁殪，蚁胰溢。医以亿蚁溢胰医姨，姨疫以医。姨怡怡，以夷衣贻医。医衣夷衣，亦怡怡。噫!医以蚁胰医姨疫，亦异矣；姨以夷衣贻医，亦益异已矣!

第三篇只用了一个音“ji”：

唧唧鸡，鸡唧唧。几鸡挤挤集机脊。机极疾，鸡饥极，鸡冀己技击及鲫。机既济蓟畿，鸡计疾机激几鲫。机疾极，鲫极悸，急急挤集矶级际。继即鲫迹极寂寂。继即几鸡既饥即唧唧。

这几篇文章，就算请最优秀的播音员来读，听者也会一头雾水，根本不知道对方在说什么。但以文字的方式呈现的话，稍有文言基础的人都能看懂大意。也就是说，拼音存在一个同音的问题，而汉字中存在大量同音字。有人可能会说，生活中我们根本不可能在一句话中使用这么多同音字，即使是在古代文献中，我们也找不出一篇全是同音字的文章，这根本就是一种文字游戏。

三、由黄侃段子和赵元任奇文看文体与文字和文化的关系

在引言部分，笔者已经谈到：文言文和汉字的变革基本是同时展开的，不过二者取得的成果并不一致；白话文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就基本取代了文言文，而直到如今汉字也未被拼音取代。笔者认为这是因为文言文和白话文之争涉及的是文体、表达习惯的问题，汉字和拼音之争涉及的除了表达习惯、书写习惯的问题之外，还有根本性的文化问题。

新文化运动的主阵地《新青年》

1.文言文和白话文之争背后的文体问题

2. 汉字和拼音之争背后的文化问题

不知大家是否注意到，前文笔者只是引述了赵元任的三篇奇文，但并未说明他的立场。这主要是因为赵元任本人其实是汉语改革的坚决拥护者，在《语言文字》一书中，赵元任曾这样解释道：

其实我是说呀，在有限的某种用文字的场合里头，是非用汉字不行。比方你要是研究文字本身呐，当然不能不写你所研究的文字。就是研究中国文学史跟中国历史当然也非用中国汉字不可。可是在多数——刚刚是‘有限’的反面儿——在多数文字用处的场合，比方说是自然科学啊、工啊、农啊、商啊、军事啊、普及教育啊，我觉得现在就可以用国语罗马字拼音文字。

不难看出，赵元任之所以写这三篇奇文并非是为了说明保留汉字的必要性。不过赵元任的三篇奇文及他本人做出的解释，却也透露出了汉字和中国文化之间不可分离的关系。

赵元任虽是怀着游戏的心态创作这三篇奇文，但这种行为本身却表明汉字已经不仅仅是语言的载体，它本身已经具有较强的独立性。与这种文字游戏对应的，还有其他文字艺术，比如书法艺术。也就是说，汉字本身已经成为了中国文化的一部分。

赵元任提出“有限的某种用文字的场合里头，是非用汉字不行”，但这有限的场合其实都关乎中国文化的根本。比如古代文学和历史，如果将它们都完全转换成拼音文字，那无疑将对传统文化造成毁灭性的打击。如刘禹锡的“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转化成拼音的话还有什么韵味？不难看出，如果将汉字完全拼音化，必然会造成文化断层的问题。

此外，将汉字完全拉丁化也将造成交流的问题。我们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拥有者众多不同的方言，在民间“十里不同音”的情况更是屡见不鲜。正是汉字，在漫长的历史中将说不同方言的人们联结在了一起。

胡适 《胡适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版

赵元任 《语言问题》.商务印书馆.1980版

钱理群 《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