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文|包家全
为人母者，乃是天底下最高尚、最无私、最慈爱之人。人们都说母爱最伟大，那是因为她是无私的，有着一种献身精神，为了自己儿女心甘情愿奉献出自己的一切，包括幸福乃至生命。
我的母亲就是一位普普通通的家庭妇女，普通到想写些怀念她的东西都不知从何处下笔，去写些什么。
土生土长的天津人。我的母亲马桂珍，生于1914年3月13日，天津老城人；"西头"、"西大湾子"、“中国地”，这些都是母亲常常挂在嘴边说起的她所熟悉的地方。听母亲讲，那时她的爷爷给天津八大家做油工，要养活一大家人。她的父亲在她很小的时候就过世了，她和她的母亲（我的姥姥）都要靠她的爷爷供养。后来她的爷爷也没了，母亲与我的姥姥娘俩相依为命，靠糊纸盒做些针线活的微薄收入为生。那时为了生计，娘俩没黑没白忙乎，时常为了多糊几个纸盒赶着几件外活而忘记吃饭，常常点灯熬油到夜深人静的时候。就这样娘俩省吃俭用算计着日子，才好不容易积攒了几个钱，当母女俩正筹措拿这些钱两买房置地准备改善生活条件时，到手的房子却遭受小人暗算欺骗，被迫卷入一场官司。因为娘俩势单力薄又不谙世事，结果含辛茹苦积攒的钱财付之东流，靠自己劳动所向往的生活愿景彻底破碎。
出嫁到租界地。听母亲讲，那时姥姥年轻守寡，娘俩靠糊纸盒做些针线活维持生活。为了生活，已经熬到了30多岁的母亲经远房亲戚介绍嫁给我的父亲。那时真是只凭媒人介绍就把自己嫁了出去。我的父亲包槐芳，浙江定海人，很小的时候因家境破落，只身一人外出寻找生计，在湖北黄石学过徒；后来到过上海明昌公司学生意帮账；1936年投亲来到天津，在天津大明眼镜店（滨江道新店）做店员。当时母亲这边亲戚们对这门亲事大多不看好，那时城里老天津人很难接受租界文化和物质文明对传统文化和传统文明的冲击，把那里华洋杂处的市民生活，迥异的市民文化看成是异类，大多人都少些来往，有的甚至在背后说三道四。我的姥姥，一个旧时代小脚女人，在母亲人生抉择的关键时刻，力排众议一口就笃定了这门亲事。一个大门不出的小脚女人怎么就能认定这件事，这是我心里一直非常困惑的。过后看来姥姥的决定还是正确的，至少在当时她们娘俩的生活有了最起码的依靠和保障。母亲出嫁后不久，姥姥也搬过来和母亲一家一起生活，住在当时的租界地——英国地，即解放后的和平区保定道48号，一直到1976年地震，算起来在此生活了40多年。
学做操持家务劳作。生火做饭。母亲在家做闺女的时候，不会做家务的，真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出嫁后就要操持家庭的生活。先从生炉做饭学起。刚开始不会用洋炉子生火，有时要用好多洋火劈柴也点不着炉火，还要经常被煤烟熏眼，好多时候到了吃饭的时候炉子还没弄好。好在邻居们热心，时常夹好烧好的煤送过来，手把手的教给母亲怎样点火续煤，母亲天性好学又能与邻居搞好关系，很快学会了生炉子。父亲是南方人，母亲不会做饭更是不会做南方饭菜。那时院里有几户南方人家，先生们在外工作，太太们就在家里洗衣买菜做饭照顾老人和小孩。听母亲讲，那时过堂屋的嬷嬷（我不知姓氏，小时候见过，记得嬷嬷个子不高，有着典型南方小女人的身材，圆脸庞的头上总是带个布帽子，一身青蓝色的衣裤，一眼看上去都被水洗的蓝里发出泛白，像是今天曾经流行的水洗牛仔布的颜色，腰间总是要系着围裙，从上到下干干净净的，脸上总是带着微笑，满口轻快的江浙口音，让人感到非常亲切和慈祥。）经常帮教母亲烧菜；还有楼上的白太太也时常做好南方口味小菜送过来给父亲做吃酒下饭的小菜，时常教给母亲做些南方人喜欢吃的饭菜，在邻居的帮助下母亲慢慢学会了买菜做饭操持家务。
下图：60年代的母亲
甘心辞职做家庭妇女。解放后，街道动员家庭妇女都要走出家庭投身社会主义建设。母亲响应政府号召参加了扫盲班，期间也是认识了些字，我知道的是母亲至少还会写自己的名字，虽然不是那么工整，但那一笔一画是非常认真的。后来又在街道的动员下，母亲参加了街道手工合作社，记得车间就在山西路与保定道交口的耀华里六条胡同口旁的一个院子里，主要是包药糊纸盒。我想母亲起小在家就会糊纸盒，后来参加工作想必还是比较容易上手吧。那时母亲要照料一大家人的生活，除了洗衣买菜做饭，还要参加工作也是不容易。我还小的时候哭着闹着就是不上幼儿园，即使去了常常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母亲经常要请假照看。那时街道车间是按件记考核评定工资的，母亲因为总要请假经常完不成任务，最后没有办法只好辞职回家专心照料我们。现在想起，当时如果母亲不辞职的话，想必也会享受退休待遇还会有报销医药费什么的劳保福利待遇；可是为了家庭为了儿女，心甘情愿在家做了一辈子的家庭妇女，到老自己没有收入，生活开销还要靠儿女，也算是终身遗憾吧。
热心搞好邻里关系。母亲出嫁后一直住在保定道48号，这是个有着10多户人家的大杂院，从保定道一进门的一楼前院有两户人家，往里走经过台阶通往后院的客堂住着三户，后院有两户，二楼还有三户。院里人家大都是外地人，其中有4户是江浙一带南方人，院里的人家生活习惯大都不相同。平日男人在外出门上班，女人们在家碰到一起就喜欢聊些家庭琐事，母亲是很少参与的，也少去别人家串门，为的是避免不必要的口舌；有些事情大都在院里当着大家的面谈开，从不在背后议论人家。碰上邻居间有些隔阂或猜疑，大多是说些人家好事，不去传老婆舌头。所以院里邻居家里有什么事情大都喜欢和母亲唠叨。那时院里的电表和水表都只有一个总表，每月要将所有电费和水费分摊到每户，这是一件比较麻烦的事。每月的电费要按每家用的灯头、瓦数计算，水费是按全院人头平均计算，如果每户实际花费加起来少于总费用，亏的部分还要再按户分摊。院里各户轮流值班负责挨家挨户抄下灯头瓦数和统计在家用水的人头，父亲按照抄下来的每月实际各户情况和总体费用算好帐，将各户开支一笔一笔写清，再交给负责值班的去挨家收费。每月各户的水电费开销情况都是要用纸誊写清楚，贴在院里大门上公布于众，接受大家共同监督。因为算的仔细、清楚，大家很少在这些事上闹意见发生纠纷。这些都是母亲支持的，有时候还要帮助出主意。父亲退休后收入明显减少，家里生活更加拮据。父亲每天要看报、听广播，那时听广播的电子管收音机是要算灯头收费的，还有订报费用这些在当时也是一笔不小的开销，母亲从不计较这些。父亲退休后每天早上要去黄家花园的小花园晨练，母亲也是积极支持，从来不让父亲做些家务耽误锻炼身体。父亲喜欢和老邻居聊天，特别是院里周先生、白先生都是父亲老朋友，而且老家都是江浙一带的，还都从事眼镜行业工作，常常到我家串门聊天，母亲或是准备些茶水，或是在一旁干些自己的事情或者静静坐着听他们聊天，从不厌烦，因为这也是一天里父亲十分快活的时光。那时我也喜欢听大人们天南海北地聊天，常听他们聊些小时候出来闯荡生计的一些经历，听起来就跟听讲故事一样有滋有味。我从他们言谈中知道父亲十几岁离家出来到外地谋生学徒的艰辛历程；还有前院周先生曾经讲过，旧时上海滩有个摇船过江的，一天船到岸后客人走光，发现船舱里有个公文包，这位船工就一直守候在那里等到失主来领。后来这个船工被失主保荐到一家银行做事。他们讲得许多东西细细慢慢回味起来，充满着人生的哲理和做人的原则，这对我后来成长过程起到潜移默化的启迪教育作用。
下图：50年代家庭照。后排二哥、大哥；中间母亲、父亲；前排：三哥。
鼓励我们好好学习。母亲管教子女的方式与父亲言传身教不同，更是直接了当多些。她经常鼓励我们好好学习，并用自己没文化的经历告诫我们，学好文化才会有更多的出路。虽然那时家里生活比较困难，但凡用在我们读书学习上的开销费用母亲都是支持的。当时的学杂费尽管只有2元多钱，但在当时家庭支出中也是可以拿来做好多事情，尽管如此，母亲都会省吃俭用精打细算，早早为我们准备好，我们总是早早交到学校不敢耽搁。凡是参加学校组织活动要求交什么费用或是买书什么，母亲从不犹豫。那时学校上半天课，放学后下午有学习小组，需要把附近的同学组织在一起，一起写作业搞活动什么的。母亲支持我报名在家设立学习小组，还专门在后院姥姥小屋收拾出一张大桌子给同学们写作业。记得那时我家学习小组有五六个同学，大家学习氛围非常好，我们一起写作业，碰到不明白的问题互相帮助；做完作业后，我们会在后院或大门口做些小游戏，玩的非常开心非常快乐。
善待亲戚朋友。母亲刚嫁到租界地，她的亲戚们对这门亲事都不太看好。后来，母亲操持家务生活能力越来越好，家里日子也慢慢好转起来；加上父亲老实厚道，对母亲做事从不多言语；虽然父亲是私塾三年文化但多年在外打拼也是学习了许多新知识，在亲戚们眼里也算是小有文化知书达理的生意人。那时，母亲虽然没有收入但主管家里钱财，但凡有亲戚来家串门，家里都是要想方设法好吃好喝好招待，慢慢地母亲与亲戚间来往走动也多了起来。加上那会劝业场、和平路、小白楼、黄家花园一带商贸繁华，我家处在市中心，自来水、电灯、马路、便道还有周边的公共汽车、无轨电车，生活交通方便，那些亲戚也是乐意出来走走看看，再者有母亲和姥姥在这，也算是有个歇脚拉家常的地方。但凡亲戚来家做客全家人都是热情接待。如果谁家生活需要周济，或是家里人口多粮食不够，母亲都会尽力帮助他们。到我上学以后，家里也经常有亲戚来。一是看望我姥姥说说老话，再者就是跟母亲借钱借粮。这些事情都是母亲做主，父亲从不说个不字。后来大家生活都好了起来，那些亲戚还经常来家看望母亲。我的一个姨舅舅（身高体壮，家人习惯称胖二舅）每次来都给母亲买许多鸡蛋，母亲责怪二舅来就来别买东西，二舅说:四姐姐，在我家生活困难时，你帮扶了我，我这物价补贴钱只当没有。后来胖舅舅过世后，他的儿子也常到家中看望母亲。
母亲的更年期。到了文化大革命，母亲看到街坊邻居被抄家批斗，到处是砸四旧，担心害怕引火烧身，就偷偷把家里看似值钱的一些大号瓷器都砸了；就是父亲的家谱(我没见过，听家里人讲家谱的纸都有些泛黄，看来年头不短，真是可惜)也是给都烧了。后来又搞上山下乡运动，当时姐姐读书在十六中（现在的耀华中学）是老三届初中，家里就这么一个女孩，母亲担心姐姐被分配去上山下乡。母亲当时精神负担极重，整日都在过度焦虑，晚上经常睡不着觉，整天无精打采唉声叹气；那段时间母亲特别爱生气，脾气非常大，有时不知道因为什么说着说着就会发火；母亲也会和父亲发脾气，只是父亲总会听着不言语；母亲不但睡眠不好，还总是疑神疑鬼，总是把事情往坏处想；那会也不知看了多少大夫，吃了多少中药和西药。母亲当时的症状，如果今天看来应是更年期综合症，只是那时根本不懂这些医学知识。母亲她不但要承受自己病痛的煎熬，但凡家里的大事小事还要她亲自操劳。她自己讲，当时都把她折磨的成神经病了，有段时间自己有家不住，还要住在我一个胖大姨的亲戚家。记得那时我应该上小学，要跑到西开教堂附近的世昌里，到大姨家去看我母亲。现在可以想象到，当时母亲是为了散心，找个贴心的姐妹说说话，用来疏解内心的痛苦和郁闷吧。
全家险些被遣送。记得70年代文化大革命后期，国家号召全民皆兵搞战备疏散。那段时间，父亲单位三天两头来家做动员讲大道理，动员我们家疏散到外地，当时的政策是，自己可以投奔外地的亲戚，没有投奔地方的，单位统一给分配。那时父亲胆小怕事也不敢得罪单位，一家人商量准备去江西投奔大哥。当时在津的哥姐已经上班，只有我要随父母和姥姥遣送到外地。那时我还小，这些事情都不太清楚，只是隐隐约约从家人的交谈中猜到些什么。据说父亲单位为此事派人多次去江西联系，也是花费了不少时间、人力和财力，当时各种手续已经准备差不多了。后来，母亲不知从哪打听到，但凡被疏散的都是些本人或家庭有问题的，说是疏散实是遣送。母亲听到后非常生气，直接找到父亲单位，理直气壮去同他们理论。不管单位怎么劝说，母亲就是一口咬定不同意，结果真是在母亲的作用下，全家终于没有去成外地，父亲单位对这件事也就不了了之了。看来关键时刻，还是母亲拍板定夺。如果真是那样被遣送到外地，我们的生活又不知还会发生什么变化。
下图：1953年天津同生摄影。后排：大哥、二哥；中间：母亲、三哥、父亲，前排：姐姐。
我要上山下乡了。 1974年初中毕业后，我被分配到蓟县下乡务农。记得母亲曾因为我下乡的事去学校，希望能上高中继续读书但毫无结果。那时上山下乡到了后期，已有陆续选调回城。但那时初中毕业分配政策是家里子女中头大的留城工作，如果家中留城的多于外地的就要下乡。当时，大哥在外地工作，另外两个哥哥和姐姐都在天津，这样依据文件精神我下乡是跑不了的。当时自己十分单纯，真心是不想赖在城里吃闲饭，满心思是要开始自食其力的生活。记得当时自己拿着户口本去建设路小白楼派出所退户口，拿到证明后去劝业场后门家具门市部买下乡用的箱子。当时的举动真是没有多想，如果是今天我真不敢相信我还能会像那时那样坚定自信、毫不犹豫吗。记得销完户口回到家，母亲正和胖大姨在大屋地板地上给我做棉被，当时大姨问我，户口真退了，我应声答道：退了。大姨说了声：傻孩子。从大姨的话中应该品味到这孩子太单纯了。当时我根本不知道下乡是什么概念，将来会是怎样生活，反正我当时没有想。离开家那天，同学们一早就来到我家帮我拿行李送行，那时我也没有在意家里人感受只顾着和同学说笑。学校组织欢送的队伍，我们戴着大红花站在大卡车上和送行的人们挥手致意，车上的同学和车下的人们喊着叫着与敲锣打鼓声混合在一起。在众多的人群众中，我突然发现父亲瘦小的身材挤站在人群中，要是不仔细看是很难找到的。汽车离送行的人群越来越远了，父亲好像还是站在那里远远的望着我的离去。下乡的生活，锻炼了自己坚强的性格，学会了自理生活。在家的时候，什么都是母亲给安排，在这里一切都要靠自己。无论是下地干活，还是参加学习；不论是看青、打更还是挖渠、修地，直到后来的村办学校当民办教师，我都认认真真做好自己的事情，尽量不给家里增添负担。下乡四年，我几乎每年都是只有过年的时候才回家探亲，就是回来也就是十天左右，假期一到立刻返回农村，从不在家多呆一天。那时，我觉得自己已经不属于这个城市了。
经受大地震洗礼。1976年唐山发生大地震波及天津，当时和平区崇仁里是重灾区。我们家地处重灾区，我的同院邻居和与我家小屋只隔一条胡同同学的姐姐也是在这场灾害中蒙难。那时我还在蓟县插队，事后不知家里情况十分惦记，找村里伙伴借辆水管自行车，与同村一起下乡的同学三个人一起骑车回津探望。一路上，目睹了沿途建筑设施遭受地震后的惨象，公路上也遇到从天津回来老乡，都在说市里给震惨了，尤其是和平区。进入市区，穿过马路上横七竖八的地震棚，在山西桥小学门口的胜利路（今天的南京路）上看到家人，总算平安无事。那时在津的哥哥姐姐都要去单位坚守岗位，家里只有母亲一个人照顾80多岁的姥姥和身体虚弱的父亲。那个年代人人积极向上不甘落后，母亲也是没有怨言，支持他们做好自己的事情，一人挑起家庭的重担。哥哥和姐姐都在单位参加抗震救灾，母亲在邻居的帮助下，在山西桥小学门口和邻居一起搭了个抗震棚子。当时的临建棚非常简陋，也就是在家里床铺的床帮四角上分别绑上根竹竿，上面铺上塑料布。7、8月份那正是天津雨季，天气闷热多雨，晴天时太阳高照，晒透那层薄薄塑料布，人在棚罩下又烤又蒸；每逢下雨天的时候，雨点砸在塑料布上噗噗作响，雨水顺着棚顶四边哗哗倾泻下来，人们只有坐到床上才能躲过雨水。汶川大地震全国四面八方快速反应积极出手支援，很快使灾民安心生活住进帐篷；而那时条件非常有限，人们靠的是团结互助、坚持自救，人们坚信团结就能战胜一切困难。
地震那会儿，我们家里只有老人，都是靠街坊邻居帮忙安置的。后来我听说，地震刚过后，母亲先是搀扶住在大屋的父亲踏过瓦砾如山的废墟逃到马路上，当时院里邻居跑出来相互探问，当听到母亲说家里还有姥姥一人在屋里时，大家冒着余震又折回去抢救姥姥。那时整条街上荒芜一人，到处都是倒塌的房屋，堆积如山的砖块。院里大门被倒塌的砖墙堵死，院门、屋门和窗户被扭曲，房墙裂开大缝，不时还有砖瓦石块滚落下来。地震过后，姥姥一人还在一楼后院小屋的床上坐着，幸亏邻居大哥们冒着再次余震的危险，把姥姥从危楼里给背了出来。人们总算躲过一劫逃了出来，可能躲到哪里？外边阴雨绵绵，年轻的还好，上了岁数的老人就很麻烦了。姥姥虽是被邻居抢救出来，但也是没有地方呆；母亲跑这跑那找街道找学校，因为是上了年纪，最后总算把姥姥安置在山西桥小学一间教室里。当时教室里挤满了人，姥姥住进去也只是在巴掌大的水泥地上铺块塑料布席地而坐罢了。后来震情稍缓，父母和姥姥又回到老院。院里没水，没电，没有邻居，只有孤独的几个老人待在那里。不久，姥姥就离开了我们，时年87岁。如果条件好些，我坚信依姥姥的身体想必还能多活10年，那都是后话了。
在马路临建棚的那会，人们过上了战时共产主义，大家同吃同住，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当时邻居们一起吃饭，靠的是从废墟中抢出来煤气罐和一些米面。那会，父亲体弱多病，母亲一人要照顾两个人，一会要给在马路临建棚里的父亲弄吃的喝的用的，一会要到小学教室看姥姥，弄屎弄尿清理卫生。患难见真情，我非常感谢我的邻居，感谢他们在危难中帮扶我的家人，使他们在大灾大难面前能够远离危险，能够有个栖身之处，能够吃上一口饭，能够维持简单的生活。患难见真情，这些至今难以忘怀。我想念他们，由衷地谢谢他们。
四年的临建棚生活。现在的人们可能好难想象，那时的人们虽然躲过地震大难，但灾后的日子更是十分煎熬。保定道48号的房子已经在地震中受到严重损害，需要在原地重新建设。我家临建从山西桥小学门口的胜利路改到十六中学操场，为了找块能搭建临建棚的地方，母亲跑遍了整个操场。因为家里没有劳动力，加上动手又晚，整个操场早已挤满了临建棚。后来，母亲好容易在操场跑道外边靠近学校校办工厂旁找到几尺空地，可是校办工厂的人以各种理由不让在那搭建，母亲生来从未向任何人低头，这次为了一家人生存，为了照顾体弱多病的父亲，终于低下头来忍气吞声低声下气地祈求人家，经过死磨硬泡好话说尽后才争得勉强同意。就是这样，过后也是附加若干条件，这不行那不准，平日里也是百般刁难。母亲生来宽厚待人，根本不把这些事情看在眼里，不把人家的善待看成是应得该着的，正是这样的心态，仍是以好言好语相待。天长日久，再硬的心肠也是可以感化的，后来相处时间久了，关系也在慢慢改善，彼此关系愈来愈融洽了。
下图：母亲在地震棚
家里临建是姐姐单位同事帮助搭建。当时，姐姐单位了解家里的情况后，单位从车间派几个同事来帮助家里搭建临建棚。姐姐单位同事都是从事军工电子工作，搞仪表仪器电子零件的哪会有盖房子这般手艺，也真是难为了他们。一大清早，他们从南郊咸水沽跑到市里，也不知吃没吃早点就抄起家伙干起来，和泥、砌砖、搭架子，真是想不到，整整忙乎了一天就完工了。屋顶和四面墙都是用竹篱笆或树枝排，再在外边用泥糊上；屋子前脸用砖砌，有窗户有门，像模像样，一家人总算有个歇脚的地方。1977年我参加了全国恢复后的第一次高考，1978年回到天津上学，借用了隔壁邻居家一间临建小屋。那段的临建生活，我不敢想，不想想，但是至今难忘。春天，天气咋暖还凉，屋顶的积雪开始慢慢融化，一早一晚还是要注意冷风袭击；夏天是最难熬的，临建棚又矮又小，屋里闷热，喘不过气，赶上外边下大雨，里边还是要下小雨，盆罐用来接雨水；外边雨停了，里边还滴滴答答的；蚊虫的叮咬，湿气的侵邪，母亲身上要起许多湿疹疙瘩；秋天，好容易凉快能睡个好觉，雨水的凄凉，使人不寒而栗；冬天，四处透风，屋里生着炉子，桶里的水会结成薄冰。1980年，崇仁里大板楼竣工，结束了近4年的临建生活。
和母亲生活的日子。细数起来和母亲在一起生活的时间，应该是1980年我毕业分配工作后。那时我刚20多岁，刚刚参加工作，当时除去工作还要参加电大学习，近五年的紧张业余学习生活，几乎全部占用了个人整个时间。那段时间，每天都是从家到单位晚上再去电大上课，三点一线来回往返循回往复周而复始。母亲知道我回到家要读书学习，从不打扰我，家里日常生活我几乎不管不顾。那段时间，回到家母亲就把饭菜端上来，吃过后顾不上收拾我就要出去上课，晚上回来时，母亲已经收拾干净等我回家。母亲就是这样默默地支持，使我顺利完读电大和党校专接本学习。
母亲要天天听广播。因为我们都要上班无暇陪伴母亲，每天只有半导体陪伴母亲度过后来的日子。母亲一天劳顿后，最好的休息就是收听广播，从早到晚都是她的陪伴。母亲喜欢听常宝霆的相声，喜欢听董湘昆的京东大鼓，喜欢听王毓宝的天津时调，喜欢听骆玉笙的京韵大鼓；后来母亲又喜欢听与治病养生有关的广播节目。母亲只要有时间就要听广播，大事小事都要与它念叨。这也许是家里没有人陪她说话的原因吧。
晚年的母亲，每天的生活十分规律。起床，吃早饭，然后下楼溜溜，和街坊邻居聊天，母亲邻里关系非常好，每当出门或上下楼碰到无论大人小孩都会打招呼。母亲从不认为自己会生病，那时70多岁的人，每天要手提东西五楼上下，40多阶楼梯，况且每天不止一趟，邻居们都翘首称赞。记得有一次，母亲说她身上起个疙瘩，不疼不痒谁也没在意；后来母亲说她晚上睡觉前用手蘸上口里吐沫，用来抹在疙瘩上，过几天就消失了。当时还把它当作神奇笑谈，也没有引起母亲的重视。
母亲老年公寓的生活。后来，母亲胸前的疙瘩逐渐长大，慢慢扩散到胳膊肿大，当时哥哥请来人民医院的大夫在家看后，初步分析是乳腺问题建议去医院做诊断手术。当时考虑母亲年岁已大，担心手术问题，在母亲一直坚持下只好采取保守治疗。后来病情又有发展，母亲不便做饭，需要有人照顾了。在街道居委会帮助下，给母亲请了小时工帮助做饭和简单照料。随着身体状况的变化，母亲为了不给我们增添负担，执意要去老年公寓。由于母亲的病情愈来愈重，除了日常生活需要照料，特别是胳膊已经开始肿痛溃烂，经常要吃药换药，需要有人长期守着身边照料；那会儿哥嫂们都在外地，姐姐要照顾自己家庭；当时我已在机关刚刚提拔副处长，单位工作十分繁忙，经常需要加班；当时小孩六年级准备小升初，学校老师抓的非常紧，需要家长做好配合，况且我们白天要上班，没有更多的精力照料母亲。由于母亲病情日趋严重，疼痛每日都在折磨，常常要靠大声呻吟来舒缓自己，就是这样，母亲还是担心因为她自己影响大家正常工作和生活，她要给自己找个最好的归宿。
那段时间单位事情多经常加班，不管回来多晚，老远都能看到家里厨房的灯总是亮着，我知道那是母亲给我特意留的。回到家第一件事是先到母亲的屋看看她休息没有，如果没有还要聊上几句。母亲去养老院的事情，实际已经酝酿好长时间。我们家有一个老朋友，她是个知书达理有文化的南方人，常来家里串门；她对自己养老问题看得开也想得远，为了不给子女添麻烦，后来她自己住进养老院。她常把自己亲身经历讲给母亲，开导母亲。从那时起，母亲时常谈起有关去养老院的事情。有一天晚上，我照常进小屋准备看看母亲是否睡下，母亲把我叫到身边，眼睛望着我神情自若对我说，她已经想好了，准备去养老院，但是有一个要求，就是要自己住一个房间，因为担心和同屋人处理不好关系。我当时忽然一愣，这是一个不敢提、不想提但又是不得不提的事情，今天母亲自己提了出来，使我非常震惊意想不到。母亲的提出一下改变了我的尴尬窘困的处境，也给了我在外人眼里看似作为儿女尊重老人意愿的选择，也给了我在同事朋友面前就赡养老人问题的一个最为体面的说辞。看似一个很难处理的棘手问题，母亲用她自己的言行使其迎刃而解，使得我作为同母亲一起生活几十年的儿女，就是这样能够非常体面处理家庭老人赡养问题。
后来在征得哥嫂们和姐姐的意见，我请同事帮忙寻找合适的养老院，最终选定天津第三养老院。这是一家专科医院兼做养老院，看病方便，老人换药看病不用出屋，大夫护士随叫随到；养老院的硬件设施还好，房间楼道宽敞，而且母亲可以独居一间；养老院离姐姐家和我单位不算远，方便我们去探望。确定后，我和哥嫂、姐姐一同来到第三养老院，院方负责同志介绍了养老院基本情况，并带我们参观院里房间设施。看后大家感觉比较满意并签字办理入住手续。回到家后，把养老院的情况介绍给母亲，母亲听后表示满意。
去养老院的那天早上，母亲早早就起来了，看着孙子吃完早点去上学。等到哥嫂姐姐都来了，母亲四下看了看她熟悉的房间，又到厨房看看，然后执意要自己走下楼。那时母亲已经87岁，身体开始受病情拖累，已经少有下楼。我们又是五楼，那天她执意要自己走下楼，一手扶着楼梯栏杆，一手拄着拐棍，五楼呀，一个一个台阶走下去。母亲性格开朗与我们说笑走下去，在楼道碰到邻居还打招呼，像是出门转转似的。我们大家搀扶着母亲一梯一梯往下走，我扪心问自己，母亲还能回来吗，看她的兴致很难想象，性格还是那么开朗，我自愧不如。一路上，母亲望着车子窗外，道路两旁高楼林立，这些以前她熟悉的地方都不敢认了，那些熟悉的街道和地方再也没有了。我们坐车来到养老院，医院医护人员已在楼口电梯等候，医护人员引导我们到了二楼，母亲挨个房间看了看。母亲住的房间有12-14平米，房间擦拭的干干净净，一进门是个衣橱，两张床靠近窗户，屋里光线明亮，因为是个两人间，暂时只有母亲一人，另一张床空着。母亲看上十分满意，大家分头把日常用品收拾好，刚好赶上养老院开饭，护工推着装有饭菜的餐车在楼道给老人们打饭，那天有青菜，肉类，米饭，花卷，还有菜汤。吃过午饭到了休息时间，楼道里老人们喧嚣声渐渐没有了，母亲催促我们早点快回家，这里挺好，让我们放心。那天我不知道怎样走出屋门。从我下乡回津到结婚养子，母亲和我一直生活20多年，是母亲把我带到这个世间，今天是我把母亲送进了养老院，离开她生活多年的老院，离开自己亲生儿女，要去到一个陌生的地方重新开始生活，这一别就是今生今世我只能忘怀，只能原谅自己。今天社会的发展，老人住进养老院已经非常正常；但是在15年前老人自己提出来去住养老院可以说是很少的，我作为儿女是要背上忘恩负义不赡养老人的骂名。母亲，一个不识几个大字的家庭妇女，为了儿女幸福生活去尝试新的生活，那是需要多么大的勇气，我自愧不如呀。老了老了还要进行一次自我革命，我真是难为她老人家了。这就是母亲，一个甘愿奉献牺牲自己的母亲，母亲身材虽然瘦小，但是母亲为儿女所做出的牺牲，是非常高大和崇高的，真是需要仰视的。母亲是伟大的，虽然她没有文化但她的情怀让我在她的面前变得十分渺小。每每想到这件事我心里十分难过，眼泪不由地在眼眶里打转，真想找个无人的地方大哭一场，也不知能否释放心中的苦闷和感伤。
母亲病重的日子。母亲刚到养老院时，开始不需要特护，大小便虽然在屋里，但还可以自理。每日三餐，有护理员送到床边，吃完放在小桌上，到时有人收拾。养老院的三餐都是科学搭配，膳食结构统一调配，如果赶上老人过生日还会有捞面。那时，我只要有时间总要利用中午休息间隙，骑上自行车，过赤峰桥到河东，路过沃尔玛商场，穿过铁道，去养老院。养老院的门卫、护理员几乎全都熟悉。虽然有护工帮助打扫卫生，照料日常起居生活，但总是放心不下总要去看上一眼才会放心。在养老院与医生护士沟通了解母亲的病情，帮助母亲换洗衣服和尿布；为了排解母亲的寂寞，房间里摆放上母亲喜欢的花束，为了稀释母亲胳膊溃烂后的味道，房间撒放些驱味的花粉盒。记得非典时期，我来到养老院，整个楼都在封闭，不许外人进入。那天我偷偷溜进去，看到母亲躺在床上，我告诉母亲现在是非典时期外人不让进来，母亲说放心吧，这里护工非常好，经常要推着母亲去浴室洗澡。聊着聊着还是被护理员发现，你是怎么进来的，最后还是把我赶了出来。
后来，母亲的病越来越重了，我们带着母亲去肿瘤医院，寻求解除病痛的最好方法，医生考虑母亲年纪已大不适合做手术了，那时母亲已是乳腺癌后期已经扩散到淋巴。当时主要是止痛、减痛，母亲是不爱麻烦别人的，即使是自己儿女。止痛药的药力一级一级往上升，止痛药的药效对母亲已经很难适用了，最后通过朋友搞到进口药，每粒20多元。母亲吃后感觉很好，也能安稳睡觉了。但时间不长，母亲的病情发展很快，右胳膊已经肿成有小腿这么粗，每天大夫护士给换药需要用许多纱布。看到母亲痛苦的样子，我们爱莫能助。一天我给母亲擦脸擦身的时候，顺便给她擦到后背，适温的毛巾擦在母亲身上她感到非常舒服，高兴的说：真舒服。长期卧床皮肤都被压出褶子，那肿大的胳膊抬起来非常费力，需要另只手来帮忙，红肿的胳膊胖得一愣一愣的，很难想象母亲以什么毅力抗击着病魔；或是母亲在我们面前故意表露出高兴的样子，当我们离开房间后又会怎样，天知道。后来母亲被病魔折磨非常痛苦，现有药物作用不足止痛。那时杜冷丁很难买到，母亲上不了手术台，医院杜冷丁需要病人各种手续非常繁杂，而且能不能给还不确定；跑了几家医院后，终于打听到工人医院当时跟一家国外医疗机构合作实验可以使用到杜冷丁，但也是要到街道开具证明，报送相关证明资料，等待上边审批。后来医院终于通知去办理手续，可是母亲已经走了。
母亲病重的日子里，我除去白天上班忙里抽空来看看，和大夫了解一下病情，几乎晚上都要守护在床前。当时母亲神志已经时好时坏。那天晚上，整个楼里安静的出奇，平日熙熙攘攘的说教喊声都消失了，老人们早早的都回屋休息了。哥姐都已回家，我一个人呆在母亲的床前，期待她老人家能睁眼再看看我。夜里大约10点多，有位老护理大姐来房间查房，看到母亲喘气情况后讲，赶快叫大夫准备给老人穿衣服吧。我急忙喊来值班大夫，看着大夫护士在做各种抢救处理工作，这时母亲躺在床上已经十分安祥地睡过去了，母亲就是这样，悄然无声地离开了我们，时值2004年10月29日。母亲火化的那天，从头天夜里到转天早上，天空阴雨朦朦，一直下着细雨。姐姐说：母亲说过，她出生的时候是个下雨的日子。
每年清明给父母扫墓。父母的墓地在武清与河北省交界的万寿园公墓。今年早已和家人约好4月2日赶在清明放假前去扫墓，那天早上3点多就醒了，因为心里有事惦记没有休息好，早上起来就感觉头脹脚轻，一量血压175/110心跳也快到110，不由心慌腿也发软，结果当天没有去成。那几天我吃药休息，但晚上总是睡不好。一天夜里3点左右，我起来准备去卫生间，恍惚中隐约听到有人在轻声呼唤我的小名，那明明是母亲的声音，我定睛望去四周没有人。转天我与朋友谈论有关扫墓的事，他讲扫墓的事该去的日子必须去，要不别的人家都去了，自家人也会惦记着你们的。我想是有道理。是的，说好清明去怎能改，父母不就期待这天与家人相会吗。4月9日也就是清明后十天内，我和家人再定好去扫墓。那天，天气格外晴朗，我们早早来到墓地，这时候的公墓干净整洁，四周的树木簇拥成排，墓碑两旁上的红花绿叶开的满满的。我们来到父母墓碑前，将墓碑和四周擦拭干净，摆放好贡品，给父母行礼。我凝神望着墓碑，似乎在想些什么，就是在那一刹那间，我的泪水再也掩饰不住，内心的悔恨化作一腔热泪，突然放声痛哭起来。不知是思念还是对自己过去所做一切的考量，总是觉得自己愧对母亲对自己的挚爱。母亲啊，我来看您了，请您原谅我吧，尽管今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好了，但是我还是怀念有您在的日子。
记得有人说过：父母对子女的爱是无限的，子女对父母的爱是有限的。人们是要知恩、感恩、报恩，“子欲孝而亲不在”，悔之晚矣！
包家全
2019年4月 于天津
（编辑：张翔 swell1009@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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