赤祖德赞（也称可黎可足）是吐蕃第41任赞普，吐蕃王朝第8代（或第9代）赞普，也是整个吐蕃王朝唯一一位有年号的赞普，因此也有文献用年号称为“彝泰”赞普。
赤祖德赞为赤德松赞与妃子没庐·拉杰莽莫杰之子，与末代赞普朗达玛为同母兄弟关系。
可能是因为他头发浓密，又喜欢留辫子，故有热巴巾(“有辫子的人”)的绰号，也有史料称其为赤热巴巾。
赤祖德赞生于公元806年（唐宪宗元和元年），于公元815—837年在位，继位时年仅10岁，也是位少年赞普。
由于其在位时推行了全力弘佛的措施，西藏教法史料将其尊为“吐蕃三法王”之一，与松赞干布、赤松德赞并列，并称其为金刚手菩萨的化身。
但相比于佛教史家的极力赞美，赤祖德赞作为一个君主的治国能力，相比先祖要逊色得多。
实际上，正是他推行的一些错误政策，直接导致其被大臣谋杀，同时也将吐蕃王朝推向了奔溃的边缘。
一、赤祖德赞遇害的记载：
赤祖德赞的遇害，各版本的史籍记载基本一致。
《贤者喜宴》:赤热巴巾宣布兴佛养僧的法令后，“一些恶毒的内相商议毁掉戒规之事，他们说‘如果不杀赞普就不能毁掉戒规’。
有些人说‘即使杀掉赞普，还有王子藏玛、王妃昂楚玛和钵阐布，因此仍不能毁掉戒规’。
韦·达纳坚说‘先除掉这些人，然后再杀赞普’。
于是，在赤热巴巾王三十六岁的铁鸡年，一日在墨竹夏巴宫饮葡萄酒，醉眠于宝座上。
韦·达纳坚、觉热·拉伦、勒都赞三位恶臣，将赞普头颈扭转致死。”
《西藏王统记》记载:“王(赤祖德赞)以饮米酒入睡，韦·达那坚及烛庐拉雷二人强扭其颈，使头面背而死。”
《汉藏史集》记载：“最后，国王本人(赤祖德赞)也于三十六岁的阴铁鸡年，在墨竹强巴拉康的石梯上，被烛庐勒札达东赞用剑刺死。”
从上述藏史记载可知，赤祖德赞遇害的动机、地点、手段、发起者均很清晰。
目前存有争议之处，仅为其遇害的时间，究竟是836年（唐文宗开成元年），还是837年（《资治通鉴》记载为838年，但考虑行程周期，应向前推一年）。
贞元初年唐蕃态势图
二、赤祖德赞的历史背景
陈寅恪先生在述及唐朝政治史时曾云:“吐蕃之国势，自贞元时开始衰弱。”
“贞元”为唐德宗李适年号，自785年正月至—805年八月，共计21年。
对应吐蕃历史，为赤松德赞执政中晚期（798年－815年在位）、牟尼赞普（797—798年在位）及赤德松赞（798—815年在位）父子三人。
而赤祖德赞出生前一年（805年）的八月，唐宪宗李纯继承皇位。
这位号称“小太宗”皇帝，励精图治、重用贤良、改革弊政、勤勉政事，讨刘辟、除李琦、收魏博、平淮西，“自广德（唐代宗）以来，垂六十年，藩镇跋扈河南北三十馀州，自除官吏，不供贡赋，至是尽遵朝廷约束”，史称“元和中兴”。《资治通鉴》
相比于唐朝的“元和中兴”，吐蕃政局却处于长期动荡之中，前四位赞普中，有三位赤松德赞、牟尼赞、牟如赞（有学者不认可牟如赞继位）死因成谜，可见吐蕃国内的乱局。
在唐蕃战争格局上，贞元十七年(801年)七月，爆发了具有转折意义的维州之战。
唐蕃两军在朔方的盐州（陕西定边）、川西的维州（四川理县），两个战略方向上相继开战。
剑南节度使韦皋，指挥两万唐军九路并进，向吐蕃占领的维、保(今理县北部孟屯河中下游)、松(四川松潘)、栖鸡、老翁城等地发起进攻。
在南诏和川西诸羌的配合下，先后攻取7城，5军镇，焚毁堡寨150座，斩万余人，俘六千余人，受降三千余户，兵围维州及昆明城(四川盐源)。
《资治通鉴》：“转战千里，凡拔城七，军镇五，焚堡百五十，斩首万余级，捕虏六千，降户三千，遂围维州及昆明城”。
川西的严峻局面，令赞普赤德松赞倍感压力，他一面发起“大料集”筹集军资，同时召谕身在朔方的论莽热，即刻南下解维州之围。
韦皋以逸待劳在群山间设伏，大败吐蕃十万援军，生擒论莽热“献俘阙下”。
《资治通鉴》：“吐蕃遣其大相兼东鄙五道节度使论莽热，将兵十万解维州之围。西川兵据险设伏以待之。吐蕃至，出千人挑战。虏悉众追之，伏发，虏众大败，擒论莽热，士卒死伤太半。”
详见拙作《帝国嗜血——唐蕃转折之战》
唐蕃维州之战标志着，自安史之乱后，吐蕃40余年的狂攻，彻底终结。
同时也意味着，吐蕃通过掠夺河陇，以战养战的经济来源消失。
国家经济已呈现无处开源的窘境，但赤祖德赞却毫无财政节流的举措，反而在弘佛上不计代价的加大投入。
二、赤祖德赞的“暴力弘佛”
赤祖德赞的父亲赤德松赞继位时，国内政治矛盾就已十分剧烈。
他在“师僧”——娘·定埃增的支持下，躲过了谋杀，坐稳了赞普之位。
为此，赤德松赞任命“师僧”为大相（钵阐布），位列众相之上，使吐蕃政局再次由多相制转向了独相制。
《谐拉康碑》：“班第定埃增于予之驾前，参与社稷大事，自予掌政之日起，即对予政躬，对社稷政务，倡有益与久暂之善议，行有利于众人之大事，上下安宁，共同受益。”
随着僧相的上任，僧伽集团渐渐成为吐蕃重要的政治势力，开始与旧有的贵族集团萌生利益冲突。
赤德松赞病逝后，赤祖德赞幼年即位，有拥立之功的僧相（娘·定埃增、贝吉云丹）继续辅政，僧相的政治地位再次凸显。
《新唐书·吐蕃传》载:“赞普立几三十年，病不事，委任大臣”，“国之政事，必以桑门参决。”
在僧相的主持下，唐蕃两国于821年（唐穆宗长庆元年、吐蕃彝泰七年）举行了最后一次会盟，大昭寺前的唐蕃会盟碑（长庆会盟）便是此次会盟的产物。
在这次会盟中，大理寺卿刘元鼎入蕃参与大典时，仅僧相贝吉云丹一人立于赞普之旁，其余众相大臣只能站于台下，可见僧相地位之高。
唐蕃会盟碑
长庆会盟后，唐蕃再无大战发生，但对外关系的缓和，并未缓解吐蕃国内的矛盾。 在弘佛的道路上越走越远的赤祖德赞和僧相，正在将最后一根稻草压在骆驼身上。
有关于赤祖德赞“暴力弘佛”的施政举措，在很多藏史中都记载。
《楚布江浦建寺碑》的碑铭上写道:“作为寺产之民户及产业，不征赋税，不征摇役，不取租庸、罚金等项。”
《汉藏史集》记载：他(赤祖德赞)对出家僧人的敬奉，达到这样的程度，有些人在随便交谈时，用手指对僧人指指点点。
国王就下令:“对我供养的僧人不能这样做”，命令把指点僧人的手指砍掉。这样，使得佛教的权势大增。
《贤者喜宴》记载：有些人对于僧人进行目瞪手指，赞普随即下令，“对于僧人不准这样行事，对这种人要挖其眼断其指。”
他还将赤松德赞时期的“三户养僧制”扩大为“七户养僧制”，规定吐蕃国内七户属民，必须供养一位僧人。
同时，赤祖德赞在广建寺院之余，还开展了大规模的国家译经、抄经工作。
仅在敦煌一地一次的抄经工作，就动员了多达239名写经生及校勘者。当时抄写一部佛经需费时三年，写经生在写经期间，家中的家畜、财物要被扣押，监督者若无法完成任务，将受到兄弟或亲戚遭受监禁的处罚，而里正亦遭连坐，每缺一卷，受杖十下等惩罚。《敦煌胡语文献》_山口瑞凤
甚至，有西藏教法史料记载，赤祖德赞在发辫上系两条长丝带，丝带铺在赞普左右僧人座上，请僧众坐于其上，表示僧人地位尤在其顶上，以示尊崇，并称其为“头顶二部僧伽”的由来。《如意宝树史》
赤祖德赞实行的“七户养僧”制，以及《金色鹿图法规》、《三宝法》等律条，从法律上给予了僧人免税权、宗教裁判权和土地所有权。
这导致吐蕃僧伽集团的政治、经济地位空前膨胀，严重制约了军队建设和国库收入，触发了僧人与世俗贵族间的终极对决。
桑耶寺
三、世俗贵族的绝地反击
赤祖德赞给予僧伽集团的优厚待遇，不仅削弱了贵族大臣的权力，也破坏了多相议政制的政治权力格局。
而以国家财政兴建寺院、供养僧人的负担，则直接转化为赋税增加和贵族收入减少。
在各种利益诉求越发撕裂的背景下，对僧伽集团的怨怒交织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反佛教的战略同盟。
这其中，以吐蕃豪门韦氏家族大臣韦·达纳坚为首的同盟，发起了一场维护权利的绝地反击。
他们首先向信仰佛教的王长子藏玛发难，散布谣言说他不守戒律，随意出入后宫，并偷偷修行赤祖德赞禁止的密宗大法。
最为致命的谣言是藏玛的种种不轨行为，将会影响赤祖德赞的阳寿。这对身体本就不佳的赤祖德赞来说，简直就是见血封喉的攻心之计。
赤祖德赞盛怒之下，将藏玛流放到边地，途中王子被贵族暗杀。
随后，韦·达纳坚又开始向僧相贝吉云丹下手，这次他动用的手段是男女私情。
赤祖德赞有位非常喜爱的妃子，名叫贝吉昂楚。
笃信佛教的贝吉昂楚非常喜欢孩子，却一直没有子嗣。为此，贝吉昂楚亲自在佛寺供奉并参与抄经，希望以此来感动佛祖。
现在保存在敦煌的藏文古经中，便有她和贝吉云丹共同署名的经卷题记。
这正好成为了韦·达纳坚攻击的口实，他散布谣言说贝吉云丹与王妃有染。
王妃贝吉昂楚被逼自缢，贝吉云丹则心知大势已去出逃，但依旧被杀。
《布顿佛教史》记载，“将出家为僧的天子藏玛流放到亚东，并造谣说王妃昂促与钵阐布贝吉云丹私通，随即杀死钵阐布，王妃亦自杀身亡”。
剪除了赤祖德赞的羽翼后，韦·达纳坚最终将黑手伸向了赞普。
在一次宫廷宴会后，葡萄酒喝高了的赤祖德赞，被身边大臣拧脖子致死，终年32岁。
赤祖德赞的被杀，显然是吐蕃矛盾积累爆发的产物，而崇佛政策恰恰是点燃矛盾的导火线。
正如藏族学者恰白·次旦平措先生所言:“赤德松赞时期，以娘·定埃增、贝吉云丹为首的佛教僧人掌握着政教大权，使大臣们不仅失去了权利，而且为日后热巴巾时僧人权力膨胀、大臣与众将领不满情绪高涨、王宫内部不和埋下了隐患。”
韦·达纳坚杀死赤祖德赞后，将其弟弟达玛扶上了王座，这便是吐蕃王朝最后一位赞普，也是最后一位被刺杀的赞普“赤达玛·吾冬赞”（朗达玛）。
请看下一篇《吐蕃赞普被杀之谜：末代赞普朗达玛——吐蕃王朝的“诸神黄昏！”》
参考书目：
《吐蕃史稿》_才让；
《敦煌胡语文献》_山口瑞凤；
《唐代吐蕃史论集》_林冠群；
《简明西藏通史》_恰白·次旦平措；
《吐蕃赞普墀祖德赞研究》_林冠群；
《吐蕃几位赞普的死因探析》_索南才让；
《吐蕃时期佛教与苯教的交锋与融合》_阿旺平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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