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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道大家在家每天都做些什么，是不是每天醒来第一件事就是打开手机查看疫情实时数据，看着每天都在增长的数字，揪心得直皱眉头？

记得在过年放假前，大家还在讨论着“年味儿越来越淡”的问题。然而1月20日以后，湖北武汉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突然就占据了热搜大部分位置。

自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爆发以来，全国人民都在为武汉加油，为中国加油。在口罩等医疗防护资源紧缺的情况下，各大工厂紧急复工支援武汉，全国各地，甚至全球华人的爱心人士也相继捐款捐物以助一线医疗团队尽早战胜疫情。

全国几乎所有城市、村镇进入停滞状态，如果有机会走到你所在的城市主干道上看一看，就会发现路上的车辆和人稀少得让人不敢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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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瘟疫”，是恶性传染病的代名词，通常由一些强烈致病性微生物，如细菌、病毒引起。瘟疫在中国史料中早有记载。如《周礼·天官·冢宰》记载:"疾医掌养万民之疾病，四时皆有疠疾。"《吕氏春秋·季春纪》记载:"季春行夏令，则民多疾疫。"

从古至今，人类遭遇过无数的瘟疫，其中有些瘟疫特别严重，对人类后代的影响巨大的有:非典、鼠疫、天花、流感等。

在影片《大明劫》中，就描述了明末清初的那场让明朝陷入更深泥潭的大瘟疫。

公元1642年（明崇祯15年），崇祯自缢前两年，李自成围攻开封。崇祯皇帝万不得已将关在死牢内的孙传庭释放出来，督师陕西军政，南下攻打李自成。

然而潼关一带瘟疫横行，身强力壮的士兵纷纷病倒，几天就不治身亡。军营里面的运尸车一趟一趟的将将士们的尸体运走。

当时的军医均参照《伤寒论》来医治受瘟疫侵袭的士兵，只是效果甚微。这时江湖游医吴又可临危受命，他大胆提出对《伤寒论》的质疑，并自创了一套祛病方法，这套祛病的方法后来被写进了他创立《温疫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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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将军孙传庭和吴又可在历史上真有其人，孙传庭的大名了解明史的朋友肯定听说过，然而知道吴又可的人可能就没那么多了。

1644年正是明清交替的时期，这时候的明朝内忧外患，全国上下被一场大瘟疫笼罩着。据当时的相关文献记载，人们称这场大瘟疫为“疙瘩瘟”、“疙疽病”，也就是鼠疫。

明朝灭亡的最后两年，鼠疫疯狂传染到无以复加的地步，恐怖至极，“大疫，南北数千里，北至塞外，南逾黄河，十室鲜一脱者。”

据康熙《通州志·灾祥》记载，通州，“崇祯十六年癸未七月大疫，名曰疙疽病，比屋传染，有阖家丧亡竟无收敛者”；昌平一带，“见则死，至有灭门者。”

吴又可是明末清初的传染病学家，原名吴有性，字又可。面对这场可怕的鼠疫，医生们都用伤寒法治疗，却毫无效果。

吴又可自小学医，瘟疫为他提供了大量磨炼的机会。和诸多奋斗在前线的医者一样，吴又可在疫区不断奔走，寻求治愈之法。他大胆推翻旧法，大声疾呼：“守古法不合今病，以今病简古书。”

吴又可非常重视实践，当时的医者多从古籍之中寻求出克服瘟疫之法，而吴又可认为，只有深入疫区，才能找到办法战胜瘟疫。他不仅仅和病人亲密接触，有的时候甚至去考证动物是否和瘟疫有关。

他提出：“牛病而羊不病，鸡病而鸭不病，人病而禽兽不病。究其所伤不同，因其气各异也。”“种属免疫”现代医学之中是常识，但在当时要得出这样的结论非常不容易，吴又可在乡村四处寻访，在牛棚、猪圈和鸡舍之中长久逗留，只想要寻求一个科学的答案。

最终，在这场疫情中，他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推究病源，潜心研究，最后撰写成《温疫论》一书，开我国传染病学研究之先河，并创立了温疫学说,领先西方世界2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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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疫论》一书共二卷，卷一载论文五十篇，主要阐发瘟疫之病因、病机、证候、治疗，并从中参论瘟疫与伤寒的区别。卷二载论文三十篇，着重叙述瘟疫的各种兼挟证治，还设立了多篇有关瘟疫的质疑正误及疫疠证治的辨论文章。

这是我国第一部急性传染病专著，在中国医学史和温病学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在当前中医界传染病理论的临床研究中，其学术思想越来越受到医学界的重视。

《温疫论》对后世的影响很大，清代著名医学家如戴北山、杨栗山、刘松峰等都或多或少在《温疫论》的基础上有所发挥，有所创造。我国历代医家在与传染病斗争的实践中创造了温病学说。

直至今天，我国仍应用温病学说的理、法、方、药治疗一些传染病，如流行性乙型脑炎、流行性感冒、麻疹、猩红热、痢疾等，均取得很好的疗效。而其中很多地方就继承和发扬了《温疫论》中的理论和经验。

吴又可创立的用于治疗瘟疫的主方——达原饮，在十多年前的“非典”疫情治疗中也起了一定的作用。

而对于当前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已经有大量经验丰富的医学家投入到对应药物的研发当中，相信疫情很快就能得到控制。

到那时候我们可以摘下口罩，肆意呼吸新鲜的空气，随意出门玩耍，想去哪去哪，愿大家都健康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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