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艳

佛山科学技术学院人文与教育学院教师，文学博士。主要从事明清文学及域外汉文学整理与研究。已在《东南亚研究》《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暨南学报》等CSSCI期刊发表论文十余篇。主持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1项、广东省哲社科“十三五”规划特别委托项1项，参与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2项、广西高水平创新团队及卓越学者计划项目1项。

摘要：《香山宝卷》流传至越南后，主要有汉字重印本、喃字改译本、越南语改写本三种流通方式。安南本《香山宝卷》刊刻于后黎朝景兴三十三年壬辰（1772），比现知存世最早的中国乾隆三十八年（1773）版本还要早。相较于中国刊本，安南本《香山宝卷》在刊刻主持者、刊本流通参与者、捐资人上独具特征。《香山宝卷》在越南传播过程中迅速本土化，在形式体例上出现喃改译本、越南语改写本，其故事内容也被改编在越南境内发生。这些传播及流变，既缘于观音信仰在越南的长期流传及佛教僧侣的积极推动，也在于宝卷类通俗文学作品更易于被越南普通民众所接受，而越南女性地位、女性神祇信仰也一定程度上利于《香山宝卷》的传播。

关键词：《香山宝卷》；越南；传播；流变

宝卷是中国宗教说唱文学文本， 集信仰、娱乐、教化为一体，是民间宗教信仰与文化生活的重要体现。在中国俗文学史上，《香山宝卷》作为早期宝卷，带着变文向宝卷过渡中的重要痕迹。 《香山宝卷》在中国有广泛刻印、传抄，据车锡伦编《中国宝卷总目》中《香山宝卷》条下列抄、印本有二十八种，最早版本为清代乾隆三十八年（1773）古杭昭庆大字经坊刊行，原书为日本学者吉冈义丰收藏；另列河内存清刊本一种，但未交待任何版本信息。笔者据实地考察发现越南所存《香山宝卷》刊印时间为1772年，但并不是中国刊本，而是据中国楞严寺底本在越南的重印本。由于《香山宝卷》在宝卷乃至俗文学中占有重要一席，它曾引起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不仅车锡伦、李世瑜、马西沙等前辈学者在著述中多有提及，韩秉方进一步指出《香山宝卷》诞生于宋代，李永平从人类学角度探究其产生根源，白若思则从常熟地区《香山宝卷》作具体研究。虽然近年来中国传播至域外的俗文学成为研究界关注热点之一，但宝卷在海外的传播关注者很少，且多以欧美地区留存宝卷为重点，如崔蕴华曾就牛津大学博德利图书馆藏中国宝卷30种进行介绍。越南作为汉文化圈中重要成员，曾长期流传着中国宝卷，学界却知者寥寥。本文拟就《香山宝卷》作为切入点，探讨越南汉喃院存1772安南本《香山宝卷》的版本价值，同时探究《香山宝卷》在越南本土化中喃字改译本与越南语改写本的特征。以祈君子大家指教。

一、重印：安南本《香山宝卷》的刊本特征

在汉文化圈中，日、朝、越三国受中国文化影响至深。中国有许多古籍通过人员交流传播至这三个国家。它们还积极翻刻中国典籍，现有大量早已散佚的中国古籍借此得以保存。为了与中国刻本相区别，学界称之为“和刻本”、“高丽本”、“安南本”。越南地处南方，湿热多虫，外加连年兵火频仍，许多书籍湮灭无存。越南留存古籍多为十九世纪抄本，且有许多抄本重复誊抄。在域外三类刻本中，由于“安南本”存世量少、精刻者稀见，因而犹为凸显价值。

据现有研究看，《香山宝卷》传入越南早期主要以汉字重印本形式传播。越南存1772年版《香山宝卷》即为报恩寺主持，众多寺庙中僧侣参与印制。此外还存一本《观音济度本愿真经》的重印本，为陈智成重印於河内玉山三圣庙，题中国“咸丰九年（1859）新镌原板”，“惟诚堂刊于光绪十二年（1886）丙戌孟冬”。书前有东阳主人董沐敬跋。据车锡伦《中国宝卷总目》所题其编撰者广野山人月魄氏，为清代道光年间青莲教首彭德源。越南书籍印刷中占比较 多的形式有官刻、坊刻、寺院刻三种，不同刻印机构各有侧重：越南官刻由中央政府把持，主要刊印正史、儒书、御制书；越南坊刻由众多书坊组成，主要刊印通俗文学、举业书、医药书；寺院刻书主要以佛经及与佛教人物相关的书籍。寺庙是越南书籍刊刻的重要基地，据刘玉珺考证至少有139座以上。中国宝卷中很多内容都直接与宗教相关，因而也成为寺庙刊印选材之一。除此之外，越南还有一些村社、宗祠乃至家宅也是书籍刊印的一种形式。村社是越南基层社会中重要的一种社会形式，宗祠成为连接越南家族形式的重要方式，它们常是越南基层民众集体活动的基本社会组织。这些村社组织及个人也常因信仰的需要及实际能力刊印一些与宗教相关的书籍，但现存并未见有村社及家族刊印的《香山宝卷》流传。

《香山宝卷》何时传至越南因囿于资料无从考证。越南河内汉喃院现存安南本《香山宝卷》一种，藏书编号VHc.346。136页，高28公分，宽16公分。单边框，正文八栏，每栏十八字，板心题“香山宝卷”及页码。封面题《香山宝卷》，文内正文题《大悲观世音菩萨香山宝卷》。书中收录序文三篇，前两篇为景兴三十三年（1772）年再版序文：《御制刊刻香山宝卷序》、洞宗本来和尚《重刊大悲菩萨香山宝卷序》。第三篇序文亦题为《重刊大悲菩萨香山宝卷序》，但未题撰写人及撰写时间。该书由报恩寺僧正毗丘海阔督刻，越南著名刊刻中心柳幢社刊刻，板留报恩寺中。其卷末处有“嘉兴府楞严寺重刻《香山宝卷》，寓金陵聚宝门里东廊下，陈龙山经房印请流通诸经。”以一双边黑方框重点标识，方框上饰荷叶下绘莲花点缀。从中可知其所据刊刻底本为嘉兴府楞严寺的刻印本。虽然未知其底本的具体刊刻年代，但从嘉兴府楞严寺在明代刊印有多本经书来看，安南本所据的底本可能也是明代刊刻。楞严寺现存明刊本有万历十四年（1586）辩机撰玄奘译《大唐西域记》，崇祯七年（1634）的《神僧传》等。安南本《香山宝卷》，字体工整，文本精美，是越南刊刻中难得的精品。

安南本《香山宝卷》不题撰写人，《越南汉喃文献目录提要》题为“宋·蒋之奇撰”，此处有明显失误之处。其错录作者原因在于误读该本序文。安南本《香山宝卷》序三中称：

宋间开国公蒋之奇撰《汝州香山大悲菩萨传》。昔有终南山宣律师行道之时，日夜精进，感得天神侍卫。律师问云：“我闻观音大士而於此土有大因缘，未知菩萨灵踪，发於何地。”天神答曰：“菩萨灵异於此，功不可思，欲人人而获福，令个个免灾殃。”粤中有贵官某尝闻此经，深蒙感应。遂捐己资及募众缘，命工浸梓，以广流传。而请余言席之。

序二洞宗本来和尚在文中亦称：“造像、刊经留传，自大宋至兹，无方不有。”然该书序中所提蒋之奇所撰《汝州香山大悲菩萨传》虽与《香山宝卷》渊源极深，但并不是《香山宝卷》。蒋之奇所撰《汝州香山大悲菩萨传》后经蔡京所书，题名《香山大悲菩萨传碑》（俗称“蔡京碑”），立于“汝州香山寺”（现为河南 平顶山市香山普门禅寺）中。该碑于北宋元符三年（1100）所立，现仍存，碑文中称：

道宣律师在长安终南山灵感寺行道。律师宿植德本，净修梵行。感致天神给侍左右。师一日问天神曰：“我闻观音大士于此土有缘，不审灵踪？发何地最胜？”天神曰：“观音示现无方，而肉身降迹，惟香山因缘最为胜妙。”师曰：“香山今在何所？”天神曰：“嵩岳之南二百余里，有三山并列，其中为香山，即菩萨成道之地。”

中国有关观音的宝卷存世者众，现存安南本《香山宝卷》据中国刻本为底本，在文献刊刻形式上与中国相似。安南本《香山宝卷》的主要刊刻地柳幢所学的印刷技术就来自于中国。 越南后黎朝使臣梁如鹄在越南被尊称为刻字业的“祖师爷”。他于1443年与1459年两次出使明朝时期，学习中国雕板刻印技术并带回家乡海阳嘉禄县的红蓼，很快这一技术就传播至同县柳幢。红蓼、柳幢也成为越南的刻印中心。 然越南现存安南本《香山宝卷》作为目前已知存世最早的版本，相较于中国刊本，它仍有自己的特征与价值，主要有以下几点：

从刊刻者身份上看，安南本《香山宝卷》由越南皇帝亲自参与主持。中国宝卷多在民间流通，虽出现一部分刊刻者依附于官府背景现象，如明正德初年罗清所著《五部六册》，在清代刊本上也常在卷首出现一碑图画，上书“御制”及“皇帝万岁万岁万万岁”字样，但实多为避免官府追查而托伪粉饰。宝卷因与民间宗教联系密切，因而在印刷时常受阻扰且常受官府查处，如明代朱国祯《涌幢小品》中载明成化年间查处多部“邪书”且称“妖书图本，举皆妄诞不经之言……传习者必有刑诛。”清政府查办“邪教“档案载的民间宗教经卷中也有多部宝卷，如《伏魔宝卷》、《龙牌宝卷》、《皇极宝卷真经》、《九莲宝卷》、《普贤菩萨度华亭宝卷》等。由于佛教在越南独特的地位，李、陈朝时期被列为“国教”，黎、阮朝虽尊奉儒教，但依然是“儒、道、释三教统一”的局面，因而宝卷在越南流通中从未出现被抑制现象。景兴三十三年，黎朝显宗皇帝在《御制刊刻香山宝卷序》中对《香山宝卷》有高度评价，其言：

朕览普门品寔，能利人济物。如日当天，迷云顿净；如清钟响夜，幻梦於消。来龙象於无穷，垂浩劫而不泯用。是采辑校刊，昭示宇内，俾知敬仰大法。朕念释教东来，阅三千载，著书行世，莫匪至人本一性之圆通，作万年之寔语，即此经卷可信为真，古德之所显言。当来之所默印。是以序而传之。非曰朕之序句，可与从上大善知识比肩也。观者切莫哂焉。

除了皇帝亲自参与，还有多位高官参与刊印，如丁未科（1727）进士尚书义方侯阮曎、辅国上将军都督府少保严郡公郑等。可见，《香山宝卷》在越南受重视程度。

从刊刻流通者人员看，越南有众多寺庙僧侣参与安南本《香山宝卷》的刊刻、流通。中国现存《香山宝卷》多由某一寺庙承印，如在光绪四年（1878）南海普陀山常明禅院、光绪十二年（1886）万松经房印七；或由个人主持刊于书坊，如智公禅师重修刊于光绪十九年（1893）东瓯郭文元堂等。 与中国《香山宝卷》中列出较少的参与者相比，安南本《香山宝卷》虽由报恩寺督刻却有众多的寺庙也参与其中。在该本卷首列出众多寺庙的僧侣，既有与统治者密切相关者，如王府奉颁主持仙迹寺准应和尚、王府正法事莲宗和尚、王府正法事统宗大和尚护国僧等，也有一些地方村舍的僧侣前来参加，如来自定香社崇宁寺、光览社市村福林寺等寺庙。

从捐资人身份上看，安南本《香山宝卷》有众多捐赠者，尤其是女性。中国现存观音宝卷多由个人或僧侣募捐刊刻，如 惟诚堂刊于光绪十二年《观音济度本愿真经》 中东阳主人董沐敬跋称“思欲刻施流布，有志未逮。藏诸笥中已数十年於兹矣。因思善与人同。遂出此书以告同志，皆大讚叹，踴跃乐为剞劂。因捐囊共襄力盛举。”中国清刊本上列捐资者寥寥，安南本《香山宝卷》却有众多 的捐资者，书末附功德板列捐资人三类：一是以全家名义捐赠，如阮伟、阮名荧、阮登劳、高得璠等人；二是寺庙僧尼，如镇国寺、含龙寺、延福寺等僧尼；三是众多的女信徒，包括职官太太、儒生之妻甚至有公主黎氏玉琰、宫嫔阮氏尧等。

从上述内容可见，安南本《香山宝卷》以中国刻本为底本，在刊本的形式体制方面直承于中国。但它在刊刻主持者、刊本流通参与者、捐资人等方面与中国宝卷刻本又有一定的差异性。安南本《香山宝卷》作为现知最早的《香山宝卷》刊本，其在版本价值、中越文化流通中都占有重要价值。

二、流传：现存《香山宝卷》的喃译本

宝卷作为一种说唱文本，在中国的传播方式有文字、口头两种形式。口头传播即按照一定的仪轨说唱宝卷内容，俗称“念卷”、“宣卷”。 由安南本《香山宝卷》在景兴三十三年（1772）刊印可知《香山宝卷》在十八世纪越南民间已有广泛流传。但这部以汉字为基础的说唱类作品，如何在与发音方式上与汉字迥异的民族语境里流通传播呢？

越南佛教主要是北传佛教，很多佛家经典都来源于中国，如《大越史记全书·黎卧朝纪》载丁未十四年“黄成雅献白犀于宋,乞大藏经文”，《李太祖纪》丁巳八年,“遣员外郎阮道清、范鹤如宋,乞三藏经”，广南阮氏在重修天姥寺时“遣人如清，购《大藏经》与《律论》千余部置寺院”。汉字一直是越南文人科举、文学作品书写的基础。自丁部领脱离宋朝自治至1919年阮朝官方正式废除，汉字一直是越南的官方文字。科举作为越南选官制度，在科考中也是使用汉字。由此，越南文人、僧侣都熟知汉字，可以通读汉文书籍。这才出现《香山宝卷》在越南的重刊重印。

但越南建立独立政权之后，汉字与越南地方口语差别越来越大。随着社会的发展,汉字在越南最终脱离了人们日常生活。这给越南民众生活带来诸多不便。一些有识之士就借助汉字构造出符合越南人口语的新字即喃字，被民众称为Ch Nm（字喃）。虽然喃字产生后,越南官方并不重视, 甚至于严厉打压。但喃字因为贴近口语却被老百姓普遍接受。喃字产生之后,越南人的口头文学被记录成文，大量的中国戏剧、小说以及与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蒙学、医学等书籍都被翻译成喃字形式。在一些普通百姓中如乡约、碑文、家谱等都用喃字书写，可以说喃字成为记录民间文化的重要形式。《香山宝卷》主要流通于民间，也必然需要喃字译本的出现以适应普通百姓的需求。

随着《香山宝卷》的流传，越南文人本土喃译随之出现，《香山宝卷》的喃译本主要有以下两种流通方式：

其一，通过改译，以喃译印本形式传播。《香山宝卷》在越南有多种不同版本的喃译本，目前存世印本有四种：六八体喃诗传《观音真经演义》又名《德佛婆传·南海观音事迹歌》，存印本七种，启定元年（1916）嘉柳堂印本，106页；《观世音圣象真经》，印本一种，54页，收录汉文《高王观世音真经》、六八体喃文《德佛婆传·南海观音事迹歌》，前者讲述观世音菩萨求度众生脱苦海及一些报应故事等内容，后者讲述婆主（即为三公主）于香山寺修行成佛故事；《南海观音本行国语》存印本一种，86页。观音佛本行故事，有插图；另有《观音济度本愿真经》的喃译本《南海观音本行国语妙译重刊》。《香山宝卷》的喃译者有僧侣和文人两类人，喃译后的体裁主要是六八体喃诗传形式。喃诗传采用上六下八句韵文体制，模仿于汉文律诗音韵格律，但篇幅与韵律都很灵活。喃诗传既有诗歌的韵味又适合敷衍故事，因为成为越南文人广泛用于喃译中国叙事文学作品。

其二，通过抄写，以喃字抄本形式传播。佛教宣扬抄、颂、藏佛教典籍是一种积德行善的功德，受此影响，一些信徒请人抄录或自己亲自抄写。由于喃诗传富有一定的文学性，尤其是经过知名文人润色过的作品还有一些文人抄录收藏。现存喃字抄本三种：《香山观世音真经新译》，抄本一种，为越南知名文人乔莹懋喃译于维新己酉年（1909），并附有《题香山诗》；六八体喃诗传《观音真经演义》抄本两种，98页。虽然目前所知抄本有限，但考虑到越南民间古籍的大量散佚，不排除有更多抄本存世的可能。

从以上两种书面传播方式可见，《香山宝卷》流传至越南后除少量据中国原书的重印以外，主要以喃字改译的方式传播。汉字印本主要流传在僧侣及文人中，因为他们是汉字读本的受众。同时，这些僧侣、文人接受汉文本的《香山宝卷》后又进行喃译，将之传播到普通民众中。

《香山宝卷》在越南流传中也产生重要影响：一方面它促进观音信仰在越南传播。观音在越南被称为“佛婆”、“观音佛婆”，《香山宝卷》中三公主名“妙善”之名也影响到女性信仰者，越南众多女尼及女信徒都以“妙”字为起。如赖德公主号“妙莲”，并将个人诗文集题为《妙莲集》。观音类书籍也大量传播，据陈文玾《北书南印板书目》、《南书目录》中收录有众多观音经传及观音故事，如《观音注解》、《观音送子》、《观世音圣像》、《观音注解传》、《香山观世音真经新译》、《观音佛事迹演音》等。另一方面，《香山宝卷》还一定程度上丰富了越南文人创作，在越南文坛中出现有关观音的喃诗传、汉喃字小说乃至越南语作品。《香山宝卷》本土化后的“香迹山”也成为越南文人诗赋、散文游记题写对象，如《游香迹山笔记》、《香迹峒日程》等。

越南有没有《香山宝卷》的口传形式呢？越南除少数华裔背景的文人能写汉字说汉语外，许多熟练运用汉字的文人都只能书写，却口不能言。如越南出使中国使节多出身科举，精汉诗词赋，但出使中国期间与中国文人只能通过“笔谈”形式交流。汉字口头交流的缺乏由此可见一斑。但考虑到喃字作为越南口语的文字记录方式，口传亦有本可据。这还需要大量的田野调查数据作支撑。

三、流变：《香山宝卷》的越南语改写本

《香山宝卷》在越南重印、喃译后进一步在普通民众中流传。它在流传的过程中逐渐出现本土化现象。越南文人对《香山宝卷》也由最初形式体制上的喃译发展到内容上的改编。在这些故事流变中，以《观音乡迹》、《氏敬观音》流传最广。现代越南语随着法国在越南的殖民推广，汉、喃两种文字也随之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逐渐没落。随着拼音化越南语在民众中的普及，越南文人也用越南语大量翻译改写汉、喃两种文字记载中广为流传的作品，《观音乡迹》、《氏敬观音》也得以广泛传播。

Quan m Huong Tích（《观音乡迹》）故事内容主要本于《香山宝卷》，提到妙庄王三公主妙善修行得道之事。但文中有关观音的故事却出现一些越南本地化的改编：

一是将《香山宝卷》中所描述观音故事的发生地改为越南境内。《香山宝卷》中所所称“香山寺”源自北宋时观世音信仰的圣地的汝州香山寺，但随着观音故事的流传，越南文人却将这一“香山寺”被搬在越南境内，越南香迹山成为《香山宝卷》中的故事发源地。越南学者称越南香迹山发源于十五世纪：“香迹区的寺庙修建，开始于公元十五世纪”。中国观音形象很早就传到越南并对越南民众有很深影响。李太祖已丑六年（1049）建延祐寺（即现在越南河内知名的独柱寺（chua Mt Ct）便是观音信仰在越南的体现，“初，帝梦观音佛坐莲花台，引帝登台。及觉，语群臣，或以为不祥。有僧禅慧者，劝帝造寺，立石柱于地中，构观音莲花台于其上，如梦中所见。僧徒施绕，诵经求延寿，故名延祐。”越南李圣宗（1054-1072年在位）时期，观音已在越南有较广流传。李圣宗征占城，皇妃倚兰夫人辅政时“民心化洽，境内按堵，尊奉佛教，人称‘观音女’。”

二是将《香山宝卷》中故事情节与越南历史人物产生关联。安南本《香山宝卷》中有一段情节“于是，老人引定公主，不觉到了香山。果然好景。公主告曰：‘我三朝二日无饭，如何忍饥。’老人怀中取出一颗仙桃，递与公主喫了。即时身轻体快。”《观音乡迹》中称“香迹山有得道修行人并救度了无数众生的传言从河东省传到了京城，李太宗闻此，便前往香迹山祭拜，李太宗便是十世佛玛转世前给观音指路前往香山洞修行的人，他带了很多白色的荷花前来祭拜，这一年是丁巳年。”李太宗（1028-1054年在位）原名李佛玛，李朝第二任皇帝，越南历史上有名的英主。李太宗在位期间推崇禅宗佛教，创建“无言通派”，还把佛教定为国教。故事中提到李太宗为观音前往香山洞指路，并于丁巳年（1017）持白荷花前往香山洞祭拜。故事还提到李太宗在香山洞亲听妙善观音弘扬佛法，并赐观音封号为“大德”“传言皇帝在香山洞里看到了妙善观音并听其弘扬佛法，对她的德行，智慧身为佩服。皇帝回朝后便香天下颁布诏书曰观音菩萨已经在大越国修成正果，为其赐号‘观音大德’。”

Quan m Th Kính（《氏敬观音传》)原为六八体喃诗传，该书通行版本为越南现代学者韶繇注解本，在越南流传较广。该书内容中讲述氏敬在生活中忍辱、慈悲，终于得道，并以自身经历事迹打动亲人归皈佛门的故事。但将《氏敬观音传》与中国《香山宝卷》相比较，即可明显看出两者因袭关系：

一是女主人公性格中都能忍辱修行、慈悲为怀。《氏敬观音传》中的主人公氏敬在生活中屡受猜忌，她先是受丈夫善士的怀疑。因某日善士睡觉时，氏敬看他脸上有一撮胡子，便拿剪刀来剪。孰料却惊醒善士，以为她想谋害于他，便把氏敬赶出家门。随后又被疑忌，氏敬离开家化身男子到庙里阪依佛门，师父赐一法名“敬心”。寺院附近村舍有一位叫氏牟的女子爱上敬心，但表时心迹后却屡被敬心拒绝。后来氏牟因与人私通怀孕，她谎说是与敬心私通所致。于是敬心遭村民鞭罚一百。在这两次因疑忌所受之辱中，氏敬始终没作任何解释，对施暴者毫无怨言。不仅如此，她还不顾众人笑骂，将氏牟所生的男婴后独自抚养长大。《香山宝卷》中妙善因信佛先被贬后花园受苦，又被关在白雀寺受火烧，最后还遭受死刑的命运。但即便如此，妙善始终未对施暴者庄王有任何怨言，还施舍自己手、眼治庄王恶疾。

二是情节上曲折与结局的相通。《氏敬观音》中氏敬得道前的人生曲折，直至某日敬心重病，她临去世前写下两封信，一封给父母，一封给善士，说明事情始末。其后世人才知她原来为女身，被她的隐忍和慈善所打动。于是给她举行超度法会，这时天空出现五色祥云，云中端坐如来佛祖法身，授她“观音菩萨”法号。氏敬的父母和山士在读信后，也动身去找氏敬，并亲见氏敬成为观音菩萨。《香山宝卷》中妙善终于以施手、眼求庄王的善行感化了庄王，于是庄王、王后众人开始信佛也修成正果。两书主人公在得道前艰难的修行之路，尤其是受家人的无端迫害后却又感化家人信佛可谓有异曲同工之处。

三是人物造型设计上存在因承关系。在《氏敬观音》的结尾处，善士看了氏敬的信后很后悔，发愿出家。三年后，善士也修成正果，化身一只嘴里含串珠子的八哥。这一观音伴着八哥的造像也成为越南经典观音菩萨造像之一，有越南研究者称“越南佛教的观音菩萨造像有一个独一无二的特点,就是观音的身旁始终伴随着一只八哥”。而这一被越南学者视为越南独有的观音造像却可从《香山宝卷》的许多版本上找到相同造像。中国“咸丰癸丑年（1853）重镌”的《观音济度本愿真经》及“西湖玛瑙明台经房印造流通”的《香山宝卷》刻本中卷首有观音法像一幅，观音法像右上角即有一只嘴中叼一串佛珠的鸟。从人物形象、情节设置，《氏敬观音》都体现出《香山宝卷》中儒家仁、孝文化与佛教文化的碰撞与共生。

越南《观音乡迹》中对观音事迹进行改编，《氏敬观音传》中将人物故事的进行转化，这都体现出《香山宝卷》在越南民众传播本土化中被接受的进程。一些研究者认为《氏敬观音传》一书约成书十七世纪。但从笔者将其与《香山宝卷》中的文本关系比对中可见，该书中故事是《香山宝卷》妙善故事在越南的本土化，应当在安南本《香山宝卷》广泛传播被出现众多改写后成书。

结语

安南本《香山宝卷》是中越文化交流中的结晶。《香山宝卷》在越南的流传与本土化也是中越文化同源的一则例证。《香山宝卷》传播至越南后，出现以“汉文原文—喃文改译—喃文改编—越南语改写”的传播轨迹。《香山宝卷》在越南流传广泛，有众多的改写本。这一方面是观音信仰在越南民众中的传播。由于越南佛教中观音信仰源远流长，《香山宝卷》在民间有广泛的信仰基础。安南本《香山宝卷》文首《御制刊刻香山宝卷序》中也称：“我朝夙（素）有崇佛之习而然也。”另一方面，相较于宗教类宝卷，越南民众中更易于接受通俗故事类宝卷。《香山宝卷》情节曲折动人，相较于其它宗教书籍更易于被越南普通民众所接受。此外，越南母道信仰利于观音宝卷的传播。越南民间信仰中有众多的女性神，且地位较高，如被称为四不朽之一的“柳杏公主”，还有仙容公主、潘神娘、丁圣母、云葛神女、武氏烈女等越南对女性神祇崇拜及其事迹记载的传统，也利于《香山宝卷》在民众中被迅速接受。中国流传到越南的宝卷还有很多种，如“目连宝卷”《佛说目连救母经演音》、《佛说正教血盆经》及《佛说因果本行》等。中国其它宝卷在越南的传播还有待于有识之士进一步开拓。

【注】原文载于《国际汉学》2020年第1期。

责编： 魏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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