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转载自：早茶夜读 ID：yuedulinju

作者：杨早

随着这次新冠病毒疫情的不断扩大，病毒和瘟疫这两个字成了大家谈论的中心。其实，纵观整个人类历史，这两个词一直伴随着人类，从未真正远离。

今天阿信想讲的，是发生于1912年民国时期的几场瘟疫以及随后建立的防疫体系。与现在不同的是，当时刚刚爆发辛亥革命的武汉，曾在1912大瘟疫中神奇地逃过一劫。

今天故事的来源，都出自1912年的《申报》报道。

汉口

新旧端午都不准过，也没事

武汉是首义之地。革命军占领武汉三镇之后，清政府派出了北洋新军，冯国璋实际指挥，征讨武汉。

两军在汉口打了一场保卫仗，革命军最终退守武昌。接下来袁世凯暗令停火，两军开始了南北议和前长达47天的对峙。

停战了，议和了，民国了，可是汉口被打成一处烂摊子。二月之后，汉口城市建设恢复迫在眉睫。

1911年汉口，清军水师巡洋舰为镇压起义新军开炮导致大火。图为俄国领事馆后面的一座仓库中弹着火

可是当时的汉口是什么情况呢？

一是武汉三镇内外，充斥着军人警察，超过十万名。

二是汉口商业迟迟无法恢复，物资调运很成问题。 外地征调来支援汉口重建的工匠一万多人，望眼欲穿，苦苦等待。

三是汉口租界以外的民房，基本在战争中焚毁殆尽，于是租界外搭起的篷屋窝棚，也超过了一万多户。

这时已是阳历四月，眼看着天气就快热起来了，“秽气熏蒸，恐有酿疫之患”。

老百姓也不想受瘟疫之苦，他们的应对方式是：过端午节。

因为此前过正月初一，被武昌军政府严厉禁止，大家就传说，新朝用新历，那端午也改在阳历5月5日吧。反正目的是一样的，“收瘟摄毒，预戢时疫”。

于是用纸扎龙船，组织迎神会，不亦乐乎。这股过节风也吹到了军政各界，公务员私下议论，希望5月5日能放假一天，军队更是提出要求，希望照例赏给酒肉。

黎元洪听说此事，很不高兴，发了一道通令，说“过节”原来是我国的陋习，现在民国开创，正要改良社会，荡除旧习，军政人士，应当以身作则，不准过节。

没在端午节求神佑护，万幸，到了夏天，武汉三镇，包括大兴土木的汉口，都没有爆发瘟疫。

整个1912年，唯一的一次惊吓，来自客船江新轮，这艘长江轮船从上海驶来，船上有人死于霍乱。江新轮三天后抵达汉口港，立即被扣留隔离，经过半天消毒之后才被放行。

汉口保卫战前后共持续了40多天，给清军以沉重的打击，也为各省响应武昌起义赢得了时间。在40多天的战斗中，也造成了很大的伤亡，这张照片正是一张战后红十字会医院内的影像。基本每个床上都有受伤的人员，红十字会工作人员，站在中间，胳膊上带着标志，正在进行管理。

在1912年八月的上海之前，先一步出现疫情的，是六月的天津与北京。

6月8日《申报》引用路透社报道：

“由香港开往天津之昌新（译音）轮船，有搭客三人，先后患疫猝毙，迨至烟台即被验疫所扣留，验系肺炎病传染，现天津租界已准备预防。”

我们不知道在这三名香港来客暴死于船上之前，京津地区是否已出现疫情——这种可能性很大，因为仅仅四天以后，路透社的报道已经是“京中近来疫势颇盛”，北京各学堂都提出了“提前放暑假”的预案，以免出现大面积的传染。

上海

被日本列为了疫区

八月底的上海，暑气仍然闷人。

《申报》8月28日的一条新闻题为“租界时疫盛行”，点明瘟疫 （就是上文霍乱） 主要发生在公共租界，中外人士，死者不少。 没有具体数据，但形势相当严峻，因为租界各巡捕房的警察探长，已经死了十多人。

8月26日，总巡捕房一名“三道头” （三道杠的高级警官） 西洋人也染上了霍乱，被送往工部局医院。另外，各国来沪水手，染疫死亡的，也已经有数十人之多。

同日同版的《申报》上，还配了一篇时评，说“西门外小菜场往南一带”，各家门上，满悬着纸锭，铙钹声、锣鼓声震耳，也就是说，家家都在办丧事。

又来到闸北，各条弄堂里垃圾堆积如山，也不曾分类干湿，臭气熏蒸。记者感慨道：

“近来租界已发现疫症，而尚不自清洁若是，呜呼迷信犹昔，不讲卫生犹昔，乌乎其为新国民？”

闸北，正是后来被称为“水中含病菌之多，为全世界之冠”的多次霍乱爆发点。

时评提到的两处地方，都在租界之外。从这篇评论看，当时上海租界中的疫情，比上海租界外要严重得多 。

1912年的上海霍乱，看到的材料很少，远不如“最为惨烈”的1938年大霍乱数据多。

1938年记载的霍乱发病人数为11365人，死亡人数2246人。而1912年，只是笼统地说“死者数千人”。

但两个年份有一个共同点，即因为战争与水灾的缘故，大批难民涌入，造成了霍乱病菌的大面积传播与交叉感染。

8月31日，《申报》发表时评， 向市民建议的防疫方法：扫除垃圾，清洁饮食，按时作息，注意保暖等种种防卫手续，到现在也未过时。

上海霍乱的重灾区，在“西门外周泾浜及太平桥一带” （也就是今天的“新天地”）。 这里是江北难民聚集之处。

霍乱传播后，小孩死亡极多，每天都有十多名，大都被脱光衣服，丢在路边，无人理会。幸亏有收字纸的人，每天负责背这些孩童的尸体到城里，交给慈善团。每背去一具童尸，慈善团给他两角钱，大约可以买三斤糙米。

温州

红十字会在行动

1912年9月4日，南京下关有一名外国人，染上霍乱去世。还有别的病人，住在马克林医院，病势沉重。而军队里，也发现了感染者。

9月下旬，霍乱终于传到了南京上游的武汉。有数人死亡，症状疑似霍乱，但似乎没有进一步的报道。

江苏省加强了各县的排查防疫工作。

苏州号称东方威尼斯，沟汊纵横，用水也极不卫生，喝茶做饭，洗衣服涮马桶，用的都是同一条河道里的水。

因此苏州警局发出通告，要求城内各茶馆，及供应居民开水的老虎灶，必须雇用水船，到城外汲取清洁河水，“以重卫生”。

“老虎灶”为城市里供应水的地方

只是这些百姓，“不知公益为何物”，依然从城里臭水河里打水来卖，导致疫症流行。

警局于是派警察到各老虎灶随机检查，如果发现水质不合格，就不准出售。新闻里说，因为这些派出的巡警“不善开导，稍用强硬手段”，激发商户的反弹，认为警局是借此勒捐，发起了全苏州的老虎灶罢市。整个苏州好几天没有开水喝。

截至9月27日《申报》发出报道为止，还没有结束罢市的消息。

9月底，温州遭遇特大水灾，“瓯江浮尸列若繁星”，地方官绅来不及打捞的，没有漂入大海的，都浮在江面上，臭闻数十里，江里的鱼类根本不能吃。

大灾之后大疫发作，不到20天，方圆不过270里的灾区，死亡人数达到300多人。温州地方政府一面致电浙江都督申请拨款，一面联合致电上海红十字会、赤十字会求助——对，这是两个慈善组织，赤十字会由张竹君于1911年10月创办，用意是区别于1905年创立、此时日益带有官方色彩的中国红十字会。

这两个慈善会曾在汉口保卫战中联手救护伤兵，后来又辗转南京、苏州、杭州、嘉兴等地。可以说辛亥年有战争处，就有红十字会与赤十字会的身影。

张竹君女士小影（1904年第9期《女子世界》）

不过，史载赤十字会已于1912年4月解散。温州10月向上海发求援电，不知道是否未知赤十字会解散消息？

在后来温州救灾的报道中，就只出现了红十字会的名字。

12月29日《申报》报道，红十字会多支放赈与救疫的小队，奔赴瑞安、景宁等灾情最重之地，但他们带去的棉衣银米，迅速告缺，只能急电上海催运。

与此同时，红十字会还在负责河北地区涿州、良乡等地的雪灾救济，耗费棉衣六万套，米粮银钱约合大洋二十万元，但这些钱粮物资，只够125万灾民20天的用度。

最后，红十字会托顾问向美国欧洲各团体募捐。因为责任重，存款不足，对于南北灾情，红十字会已经心有余而力不足，如果再没有国外的援助，今冬每天冻饿病死的灾民将以百计。

上海

中外协力抗鼠疫

其实1910年伍连德主持扑灭的鼠疫，并非只发生在东北一处。上海同样遭受波及。

当时，上海由英美工部局发起，在马路中间树起了一道铅皮墙，用来隔绝带有病毒的老鼠乱窜。

说白了，这是租界自保的策略，想将鼠疫隔绝在租界之外。

但1912年底，租界还是爆发了鼠疫。接连有商贩店伙染病去世。据报道，“查染疫者咳嗽痰带鲜血，现又时值冬令，与往岁东三省肺瘟相仿”。

唯一进步的地方是，因为1910年曾出现租界华人染疫，外国医院拒绝收治的情况，上海以红十字会副会长沈仲礼为首的绅商，发起成立了天津路公立医院，对于染上鼠疫的华人，免费收治。

1914年出版的《中国红十字会杂志》

《申报》昭告市民，如果一旦发现有人染上鼠疫，应当立刻将病人送入公立医院。如果家人不忍离开，医院也备有病毒疫苗，家人注射之后，可以留下陪护病人。倘病人不幸死亡，也可以照常殡殓，不必火化。

而租界当局，也考虑到如果放任租界内外华人传染鼠疫，不可能只传华人不传洋人，于是也派出医师，到疫区查看治疗。 据报道，西医“用药水针在病人腿际刺入，灌以药水，以除疫疠”。

中外协力，也是1912年上海鼠疫不像两年前那么严重的重要原因。

东北

庚子赔款开建五所传染病医院

1912年8月29日以来，上海开往日本的所有船只，都需要在长崎停留隔离三至五天，接受检疫。

不过，严密的检疫制度，也未能让日本幸免于此次东亚霍乱。

10月4日路透社电，霍乱在日本传染迅速，已经有十四个县出现感染者，一共有736人。

动物试验

而年末的鼠疫，也没有放过东北亚。

12月15日，报载贝加尔湖有鼠疫发现，满洲里车站附近也发现了三名疑似感染者。第二天的消息，哈尔滨有三名哥萨克兵染上鼠疫去世。

两天后，俄国发表声明，说这三名哥萨克兵，也即在满洲里车站的三名疑似患者。他们在阿尔诺地区捕食了几只旱獭 （野味！） ，因此染上致命的鼠疫。

早在1911年，万国防疫大会因为东北鼠疫的惨重教训，提议在东北全境设立多家疫症医院。这项提议由伍连德博士上书中国政府，政府批准每年由“满洲税关”拨出8000英镑用于医院建设。

1911年4月，在奉天召开11国代表参加的万国鼠疫研究会。主席：伍连德（前排右四），副主席：北里柴三郎（前排左五），锡良（前右三），施肇基（后右五）

然而，1912年9月，北京政府财政总长提出，当年的庚子赔款严重不足，需要用“ 满洲 ” 税收填补亏空，建设东北疫症医院，难以进行。

9月18日，欧美外交团召开会议讨论此事，最后形成决议，从中国政府当年庚子赔款中拨出8000英镑，请伍连德博士赴东北设立疫症医院五所。

等到东北的鼠疫完全消亡，五所专科医院改为综合医院。这些医院聘用的医生，将全部是来自海外的华人医科学生。

1911年，哈尔滨停业的客栈、学校等被用来当作防疫的办公室、消毒室和病房。

北洋政府分别于1912 年和1919 年设立东北防疫处和中央防疫处，主要从事防疫的调查研究 和疫苗的研制等工作。

而地方卫生事务基本附于警政机构之中。 这一做法，伍连德曾批评道:

“溯自革命以前，卫生行政，几完全操诸警吏之手，彼等徒知取缔垃圾，清扫街道，即以为满足。……对于如何推行公共卫生，懵然罔觉，常致疫病流行，死亡枕藉，贻害民族，实非浅鲜。”

伍连德在东北的哈尔滨、三姓、拉哈苏苏、大黑河、满洲里、牛庄（今营口）共设六所防疫医院，平日应诊，疫时防治，成为东北地区的卫生防疫中心，也是民国时期全国的卫生研究中心。

这就是1912年的瘟疫纪事，也是中国现代防疫的开端。当时《申报》感叹“验疫为保障人民生命之要务，关系实非浅鲜，我国于此等事向不注意”。

《申报》曾发表一封赴日人士来函，描述了日本检疫的经过。

医生发给每个人一个玻璃盒，要求乘客留置自己的大便。作者的弟弟正在生病，此前乘船，一日一夜水米不进，根本拉不出屎，憋了半天，又吃了药，才“出便一次”。第二天医生又来，正式验病，一直到下午三点，才放他们这些头等客人上岸。

写信人一面感慨“虚费此三日光阴”，一面也承认“在日人之意，未尝不善，公务所在，自不肯轻忽”。

他由是生出感慨：“我中华民国，卫生智识不知何日能发达，检疫之举，并关国权，又不知何日能如各国之设备周密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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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d-

编辑：Yoyo

2020.2.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