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子铭《漳州传》节选：宋朝往事|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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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影：镜头里说故事

（一）

大约在公元十世纪至十四世纪，全球气候变得更加宜人，粮食供应充足，人口生息繁衍。在欧洲，人口增长至少50%。在亚洲，草原游牧民族崛起，与中原汉族形成并立之势，世界以及中国国内格局产生了一系列变化。

这个时期，是中国的宋王朝时期。

公元960年，宋王朝在中国建立自己的统治。

中国随后进入封建社会经济和文化最为繁荣的时期。在西方还处于色彩暗淡的中世纪，大宋王朝实行较为开明的政治，科技发展，儒学复兴，商业兴盛、人口剧增。这是世界最富裕的国家，无论是财政收入、民间富裕程度和社会经济繁荣程度都远远超过盛唐。

西方和日本史学界常常把这个朝代看成是中国历史上的文艺复兴与经济革命时代。

大宋王朝统治的三百年里，一直面临周边少数民族政权的挑战，疆土局促，军队士兵不再有汉唐那样纵横草原的气势。但是，强大的文明力量却对辽国、金国、西夏、吐蕃、回鹘、大理、高丽、日本产生深远的影响。王朝统治重心从盛唐时西北一隅的关中平原向东南迁移。南方长江流域成为经济重心。

1125年，金国南侵，当年世界最大的城市汴京在数万金人的攻击下陷落，皇帝和数千宋皇室、贵族被虏向北方，失去了自由和浮华的生活，北宋消失了，留下梦一般的《清明上河图》。

南宋在建立时，国土进一步收缩，国家权力中心转移到临安。这对未受战火侵扰的江南，却是一个难得的发展良机。在失去大半土地和赋税之后，南宋朝廷更加倚重海洋。福建地区由此进入王朝统治的视野，闽南开始显山露水，成为统治集团的后方基地。泉州与阿拉伯人建立稳定的商业关系，朝廷在那里设立市舶司，像广州一样。

1129年12月，南外宗正司——宗室的管理机构也迁到这里。 2300多宗子来到这座城市。 1134年9月，高宗皇帝命六宫从温州坐船来到泉州，又有大批宗亲贵胄和中原士族来到这里。他们屈尊移驾不外乎两个因素，避祸、地方供养。舶来品充斥在市井和大量使用来自南海的香料，是贵族给这座城市带来的生活时尚。大批番商生活在这里，泉州成为南宋王朝的海洋贸易的重要门户。

至于与泉州比邻的漳州，要释放出令人难以置信的力量，还要等一些时候。

（二）

在更多的人来以前，漳州还有大半时间的荒芜，鸟与兽成群、茂林还在生长，生活还有些生涩。与浮华的汴京，如梦的临安，有一段悠远的距离。不过，经济中心南迁和北方人口大量南迁已经成为一种趋势。避乱是一层因素，生态环境恶化导致生存压力是另一层因素。处于王朝统治边缘的闽南是一个值得期待的居住地。原先的瘴疠之地漳州，正在迸发出新的生机。至少，面对权力中心，她现在比潮州近了，而邻居泉州已经成为国际著名的港市。漳州往去潮州300余里，往泉州去300余里。处于两个州的中间点。闽南粤东物流的孔道，让人看到她的前途。

宋代是个继唐以后又一个人口大迁徙时代，不同身份不同经历的人迁徙抵达这里，士族、商人、兵士、农夫，讨生活的、流放的、躲债的，最后连灭国王族也夹在逃难的人流中来到这里。

一些人是和平时期来的，高登的祖先在宋神宗熙宁二年（1069）从浙江绍兴来到这里，为的是躲避政府债务就是青苗债，两个孪生兄弟带了子女从人文荟萃的绍兴来到江南的边缘，弟弟去了福清，兄长高逸到了漳浦杜浔东山岭，成了闽南高氏始祖。

绍兴二年（1132），债务人高逸的后代高登中了进士，终其一生，他的地位说不上显赫，但是却拥有不错的声誉。因为反对为秦桧父子立祠，下过狱，出狱后编管漳州，这倒有利于他的声名。他的诗文和学问也好，时人称他东溪先生。

战乱带来了一大群人。柯氏，潮州太守，先世居江西广信府，金人南侵时隐于漳州府龙溪县二十五都良村，子孙遍及闽南。卢氏，始祖卢先绸，其子孙也是这个时候由江西入闽，分布在漳州、同安一带。

一些人来了又走，比如谪官。高宗朝的宰相赵鼎到这里只是过客，这个中兴四相中的第一人，名字还在李纲之前。一个倔强的老头儿，岳飞的伯乐。先被高宗看好，因为忤逆的秦桧，罢相，迁到绍兴，又徙泉州。归朝，还是倔强。谪兴化军，再安置漳州，又安置潮州，离朝廷越来越远，最后死在吉阳。

建炎年间，孔子五十五世孙孔任率子克权避兵入漳，他们和他们后裔就住在文庙，陪伴他们的祖先，直到几百年后的明正德年。

靖康之乱是北方移民大量移入闽南的重要时段，朱熹说： “靖康之乱，中原涂炭，衣冠人物，莘于东南”。建炎之后，江、浙、湖、湘、闽、广大量战争难民涌入，迅速改变这里的人口规模和社会结构，沉雄刚劲的北方口音流行于江南与岭南的市井和山野、乡间，身份标识在逃难的队伍中失落，所有人都要面对莫测的前程。

到了南宋末年，一些灭国王族最后边跟着逃难的人群来到这里。天潢贵胄和他们的侍臣隐去了自己姓名，藏匿在海滨、山村，象平民百姓一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幸运地躲过了蒙古人的清洗，保全了赵氏余脉，过些年，也成了当地盛族。

这些陆续抵达的人，不管曾经经历了什么，大抵有了新的开始，彼此照料，互相习惯，过了一两代人，开始穿木屐、嚼槟榔，说话带土音，让亚热带日光把皮肤晒得黑红。

至于如梦的临安、舒适的故宅，别了。

他们带来了许多有价值的东西，比如文化修养成了这里的一部分。这使原先有些稀薄的一段历史浓稠起来，漳州的面目也就丰饶了。

（三）

历史的逻辑常常是这样，王朝的权力中心的动荡，对权力边缘地区倒是一个机会。因为远离争夺与流血，那些地方是合适的避难所，尽管最初会面临许多困难，但对于仓惶无助的人，却是新生活的开始。

从唐末至南宋，400年的时间里，北方经历了若干次的战乱，每一次战乱，福建人口却会显著增加。北宋初年，福建人口是唐后期的6倍。南宋初年，又比北宋末年增长3成。两宋之交，福建人口激增33万户，漳州增速更快。从唐元和年间（806-820）至北宋元丰初年，漳州人口增长幅度高达318%。

这是漳州社会历史发展的一个关键时期，那些早先人烟罕至的地方出现了村落、市镇。

那些来到这里的人发现，这里一年四季比北方温暖，雨水也多，冬天几乎不下雪，充足的日光好象可以催生作物，种下的东西总是比老家成熟的快，产量也高，一年到头，总有吃不完的水果。花也开得娇艳，这一切仿佛都在证明，只要肯努力，自然的馈赠会越来越丰厚。

越来越多的人从北方来到这里，他们先在平原生活，然后把山地填满，早先的湖田不够用了，便到海滨和深山，开发埭田和梯田。

熙宗年间，龙溪县一个叫谢伯宜的大户自己筹资疏通了九十九坑水，把那些地方变成沃土，每年收入钜万。然后，许多有能力的人也跟着这么做了。

海澄一带，早先是“斗龙之渊，海鸥之渚”，人们结茅而居，捕鱼为生，荒凉得很。围垦后，海滨之地悉为沃壤。也在那个地方，出现了最初的港市。

今天，那些古老的地名，比如渚、港、浦、埭、塘，往往是宋人围海造田的遗痕。

水利设施建设是土地深度开发的一个环节。据吴宜燮的《龙溪县志》载，“绍兴十九年（1149）秋，沿凿渠凡14处。 ”“自溪导水，以次而上，向之所谐高平之田，悉治其利，计其所溉，无虑千倾，上存以备天时，下有以尽地利”。绍兴十九年的郡守刘才邵又领人凿渠叫“新渠”。淳熙二年，唐人丁儒的后代丁知几修“官渠”，“上通柳营江，下通石美，长二十余里，溉田二百余顷”，庆元三年，郡守傅伯成在九龙江下游垒石为堰，长一百三十丈，溉田千余顷。嘉定年，有“郑公渠”，淳佑年，又有“章公渠”。海口青礁的颜唐臣家族，连续三代围海造堤，计4000多米，填淤造田，是为盛举。

北方使用的农具也在漳州广泛使用，耕种水田的犁，车田工具耖，插秧的秧马，“龙骨水车”在岁旱时汲水灌溉田地。

水利兴修和耕作技术进步带来农业生产的巨大发展。在沿海，有两种田地土质特别好，一种是湖田，就是填湖而成的土地，是最优质的稻田。另一种是潮田，就是围海而成的，等淡水冲灌后，也是良田。这两种田地，种水稻一年两熟。到了北宋大中祥符年间（1008—1016），源于越南北部的占城稻，被引进到闽南，然后向各地扩散。这种水稻，产量远高于其他稻种。占城稻直接促进了人口的大幅度增长。在漳州，人们称它为“占粟”。几种经济作物在全国也有很出名，比如甘蔗、茶叶、荔枝、龙眼和柑桔。棉花，又名吉贝，外来物种，宋代传到中国，经济效益极大。甘蔗的广泛种植，为闽南漳州制糖业的发展打下了基础。一些年后，漳州成为全国著名的糖产地，从这里运出的糖品销往日本、南洋。制糖师傅成为台湾糖业的中坚。

宋代是我国古代农业发展的一个决定性时期，整个农业开始向精耕细作方面发展。宋代漳州的田地管理理念和人们在农耕技术上的成功意味着他们的后裔走向海洋时仍保留农耕文化的特色，那是他们谋生的根本。一些年后，这块土地上的人，无论是固守乡土还是飘洋过海，农耕文化伴随人口迁徙步伐，并且在新的居住地生根发芽。

这是漳州社会历史发展的一个关键时期。随着人口的快速增加，那些早先人烟罕至的地方，星星点点地散落着一个个村落，鸟兽隐匿到山林。平原白水纵横，远远近近的，如棋格一般。至于山地，田垄高低参差起伏，如叠加的龙鳞。自然环境变得越来越适合人类生存。

清代《漳州府志》还提起这种现象，“中兴(南渡)以来，生齿日繁，漳之事物，益非昔比”。

农业技术的快速发展使漳州的土地滋养越来越多的人口，而保持一个地区的人口规模是刺激经济活力和形成自己城区文化特色的物质基础。依靠农业的发展，漳州积攒了兴起的人口。为海洋贸易奠定了物质基础并形成了足够规模的手工业。

“顺天时，尽人力”，与土地关系所日益深厚影响人们精神生活。

士大夫往往告诉人们，怎样做一个好农民，如何勤于耕畲、勤于耕耘、勤修沟塍、勤于粪壤。农业生产不仅是生存，还是一种道德指标、行为准则。

大儒朱熹来到漳州时，说得更具体。他指导人们，在秋收之后，必须趁冬天未到，赶紧将户下的田地，用犁耕动，让它们保持酥脆，待正月过后又这样做过数遍。这样做的目的，是要让田泥深熟，土肉肥厚，种上的禾苗容易生长，并且保持充分的水分。

（四）

至宋代，朝廷派遣到漳州的官员，出现了一批著名人物，比如蔡襄、真秀德、李弥逊、朱熹，这就意味着漳州的分量，开始受到朝廷的关注，至于这种关注，毫无疑问，源于这个历史上的荒芜之地正在源源不断地释放出新的活力。而儒学渊源深厚的士大夫的到来，将催生农耕文化的美丽花朵。

公元十三世纪，九龙江流经的漳州平原成了富庶之地、鱼米之乡，一年四季盛开着灿烂的花朵，仿佛春天从不曾离去。空气中飘着稻菽和瓜果的清香，江水湍湍，风物繁盛。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人们把九龙江流经平原的这一段，叫“香江”，把自己生活的郡城，叫“香城”，仿佛所有的日子开始散发出植物的香气。在古汉语里，“香”近“芗”，再以后就有了“芗江”、“芗城”。

离芗江边上松洲堡不远，有一个村落叫香洲。现在据说，已经没入到江水里。香洲村边上有一个香洲渡，若干年前，一个叫陈淳的人从这里渡江、进城，去看望正在城里当知州的老师朱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