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情人节，李兰娟院士的他，了解一下

从2月1日至今，李兰娟院士一直在武汉一线。她也被誉为国士，赢得了全国人民的尊重。

2月14日，情人节。李兰娟院士的那个他，了解一下。

“今天我轻松了，可以不烧年夜饭了，由郑院士替代，手术刀改厨刀。”

除夕夜，李兰娟院士的一条朋友圈刷屏了。

照片中，李兰娟院士的先生郑树森院士当起了大厨，烧好饭菜等候妻子归来。

一位是传染病学领域的领军人物，一位是多器官联合移植事业的开拓者。

李兰娟和丈夫郑树森，是中国科学界少数的几对院士夫妻中的一对。

郑树森，浙江龙游人。肝胆胰外科、肝移植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 法国国家医学科学院外籍院士。曾任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院长， 现任树兰医疗总院院长，中华医学会副会长，中国医师协会副会长。

以下为郑树森院士口述

郑树森

让底层民众享受高水平医疗

中新社 严 格 胡丰盛 潘沁文

1968年，我高中毕业后，曾经做过几年赤脚医生， 如果没有那段经历，我不会那么深刻地体会到中国农村恶劣的医疗条件。也因为此，心中萌生了这样的初心：让底层的民众享受到高水平的医疗。多年之后，这一初心仍然影响着我的言行和选择。而改革开放，让我的初心有了实现的可能。

我1950年出生，浙江龙游人。小时候上下学时，我会经过一个中药铺子，药铺的院落里晒着药材。病人来时，老中医用毛笔写张方子，再慢悠悠地从药柜里取出中药来，包在牛皮纸中。看着老先生仙风道骨的样子，心里总觉得很神奇。我想成为一名医生，也就起自于童年。

1973年我从浙医大毕业，到1983年，我在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以下简称“浙大一院”）做了十年的住院医师。当时，因为是在小弄堂里，浙大一院又被称为“弄堂医院”。

那时候这家“弄堂医院”技术水平不高。1978年发生了一件事情，让我至今难忘。

当时我们医院接收了一位患有胆道疾病的台湾同胞，院内医生束手无策，只能从上海瑞金医院邀请医生来做手术。当时我就在手术室一旁观摩，心中禁不住感叹：他们的医疗水平确实高许多。与上海、北京相比，浙江的外科技术差的不是一星半点。

难道以后遇到患有疑难杂症的病人，都要从外省请专家来帮忙？当时就想自己能不能改变浙大一院的外科水平。

最初十年的工作经历，让我意识到要改变医院的医疗水平，必须从改变自己开始。

1983年，我考取了浙医大的硕士研究生，深造进修；三年毕业后，我的夫人（现同为中国工程院院士）李兰娟和我说，家里全力支持我继续考博。

工作中的李兰娟。浙大一院 供图

在家里人的鼓励和支持下，1986年6月，我考取了华西医科大学肝胆胰外科的博士。当时，浙江省内还没有一个医学博士生，我是第一个。

考取博士后，我的精神得到了很大的满足，然而生活却过得格外艰苦。

我每个月的收入是90元，50元寄回家给夫人孩子做生活费，自己身边留40元，伙食费每天1元，剩下的钱是每年寒暑假来回的路费。从成都乘184次火车到上海，再转车回杭州，路上整整48个小时，不敢买吃的，只吃几片面包，从火车上下来，两条腿都是肿的。

当时心里也会忍不住犯嘀咕：自己这样，究竟是为了什么呢？但我明白，要掌握最先进的医学技术，追求医学事业的不断发展，只有坚持吃下这些苦，明天才有可能真正实现自己的理想。

肝胆胰是外科的“王冠”。人体的肝脏有上万种功能，相当于一个化工厂，非常复杂，其次是肺和胰腺。1967年，“肝移植之父”斯塔兹做完第一例肝移植手术的时候，曾如此形容它的难度：做一个肝移植手术要花100个小时，输100袋血，100％死亡。

中国是肝病的“重灾区”，全世界45%的肝癌患者是中国人。当时我在外科，医生在手术时打开病人肚子后发现是肝坏死，只能又缝回去，因为那时还没有肝移植手术，病人只能等死。

作为一名医生，那种痛苦可想而知。

中国第一次肝移植高潮出现在1978年，由上海瑞金医院和武汉同济医院掀起，当时全国总共做了57例肝移植手术，病人最长活了264天。20世纪80年代，中国肝移植手术已经基本停止。

我攻读肝胆胰外科，就是要摘下肝移植这顶“王冠”。

1990年，我考取了香港大学CMB资助的奖学金，去那里继续做肝胆外科、肝移植的博士后研究。

我很高兴，这个博士后是我人生的一个转折点。我的一生中，能够从一个普通医生变为硕士，再从硕士到博士，都是我的转折点。

当时香港有很好的条件做动物的肝移植实验，我做了几百例的肝移植和试验研究。

刚开始是在猪身上做，一次三头猪，一头捐肝，一头受肝，一头献血，前后做了几百头，难度非常大，后来慢慢成功了。为了观测结果，当时我吃喝都在实验室里，睡在猪旁边，一个星期都不出来。

香港医生都问我：郑医生啊，你一个月工资多少钱？

我说：500元。

他们就说：那你能用茶吗？我们用一次茶500元都不够。

我说：我已经够了。因为我的房子不要钱，是国家分配给我的，不像你们买车、买房子需要花费那么多钱。

当时香港的条件比起内地已经很不错了，现在想想，我们改革开放发展真的是快，变化非常大！

出于对我技术的认可，1991年10月我作为第一助手参与了香港首例人体原位肝移植手术，并获得成功。这一手术在当时引起了轰动，被列为当年香港的十大新闻之一。

我在香港不仅学到了技术，也学到了理念。那时香港的服务态度真是一流的，把病人当作亲人，和风细雨，没有一句生硬的话，这个理念给我印象非常深。

我来自农村，了解农民之苦，也知道农民看病难，所以我对老百姓的态度很好。但去了香港之后，我发现跟他们还是有距离。

香港是非常繁荣的港口城市，国际学术交流氛围也很浓厚。医院一个星期之内手术出现的并发症及死亡病例都要认真讨论，追究缘由。他们中年纪轻点的医生，起码提前一个小时到病房；年纪大的医生，也会至少提早半小时到病房。

比如我的导师（中国工程院院士）范上达，他上午查房，下午做实验，晚上去查房回来还要到办公室写论文……这些对我的冲击非常大，对我后来当浙大一院院长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郑树森院士和范上达院士 图片来源于网络

1993年4月，我回到浙大一院后不久，就遇到了第一例肝癌病人肝移植手术。

当时许多人在关注着这件事，说内心不忐忑，那是假话。但握起手术刀后，所有情绪都被一种心如止水的境界替代，这种底气，来自于无数次的基本功训练，使你在真正进行手术的时候，很有把握，决不会紧张……手术非常成功。

那时我正好阑尾炎发作，痛得非常厉害，父亲又病重，我都没回去，一边挂盐水，一边看病人，因为我觉得病人更要紧。

1993年4月13号，郑树森教授开展浙江省首例肝移植。（资料图）

我在浙江做的第一例肝移植手术和中山大学黄洁夫医生做的肝移植手术几乎是同一时间的，后来我们两个被公认为中国第二波肝移植手术浪潮的推动者。

从那以后，直到2018年，我做了3000多例肝移植手术。其中，接受肝移植手术的最小病人只有106天，最大的有70多岁。

因为掌握肝脏移植技术，救活了很多人，特别是那些原来不能做肝移植手术和做不起肝移植手术的病人，这是最让我高兴的。

那个106天大的孩子，如今已经上中学了。她是浙江温州人，患先天性胆道闭锁，黄疸很深，在上海新华医院就诊，那边做不了肝移植，就请我过去。当时拿了她妈妈的一小块肝脏做肝移植手术，创下了当时国内儿童亲体肝移植手术最小年龄的纪录。孩子现在情况也很好，和常人一样生活着。

中国的医疗走向世界，我们的肝移植手术是第一家。

2009年，印度尼西亚大学医学院派了很多专家到我们医院学习、观察，做学术交流，最后他们认定要我们去他们国家进行肝移植手术。在他们国家只能做活体肝移植手术。

2010年，我在那边一个星期做了4例活体肝移植手术，非常成功。他们院长问我：“你的这些技术是哪里学来的？”我说这是我们中国人的技术。他非常感慨地说：想不到中国不仅经济发展快，医疗技术也这么好。当时我真的很自豪，这是我们的技术。

当时中国驻印度尼西亚大使馆的大使章启月三次接见我说：“想不到你们肝移植手术做得这么好！我们和印度尼西亚建交60周年，你们来了以后，促进了我们的友好关系，这真是一次‘移植外交’。

后来，世界最大的移植中心—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肝移植中心邀请我去讲学。我就讲“活体肝移植”，这一块我们做得比他们好，他们还要向我们学习。

现在我们中国的肝移植水平已经不比美国差了，按手术量来说，美国第一，中国第二，但中国的增长速度很快。

郑树森院士和团队正在进行肝移植手术。图源于网络

评判肝癌病人是否适合接受肝移植手术治疗，原先通用的世界标准（米兰标准）是肝脏肿瘤直径在5cm以下，才可以做肝移植手术。

2008年开始，浙江在肝移植领域已经做到全国前列。这一年，我提出肝癌肝移植手术的“杭州标准”，将标准放宽到8cm，肿瘤直径在8cm以内的肝癌病人可做，肿瘤直径在8cm以上、术前血清甲胎蛋白低于400ng/ml的肝癌病人也可以做。这个标准在国际上产生了重大影响，它使很多原来不能做手术的病人得以接受手术，肝癌肝移植手术受者范围扩大了52%。

这几十年，我实现了初心。

1983年之前，我在当住院医师的时候，对肝癌疾病没有一点办法，病人都是等死。现在良性的肝癌，5年的成活率在80%，恶性肝癌5年成活率在75.7%；肝癌病人做移植手术以后，活了十多年、二十多年的也有很多。

我感觉到医疗必须是高科技的，高科技带来高的医疗质量，才能救活更多的人。

21世纪医学的制高点就是器官移植，它带动了一大批学科的发展。比如，肝移植带动了麻醉科、超声科、感染科、血液科等十多个科室的发展，因为肝移植涉及的问题很多，会牵涉到几千种指标。

我做的器官移植是肝肾、胰腺，肝移植是所有器官移植中最难的。肝脏有上万种功能，相当于一个化工厂，非常复杂。能否做肝脏移植，是衡量一个国家、一个地区医疗水平的关键，这是世界公认的。我很荣幸很早就接触到这个领域，也做了这么多手术，救了很多人。

郑树森院士荣获央视2016年度科技创新人物 图源于网络

1997年到2015年，我当了18年的浙大一院院长。

浙大一院以前被人笑话，被称为“弄堂医院”，而现在排到了中国前三位，重点学科也是名列前茅。医药卫生事业，关乎国计民生。做了公立医院18年的院长，也让我深刻地感受到，尽管我们非常努力，但还是存在一些老百姓不满意的地方。

我退休后，原卫生部部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陈竺在杭州考察期间，多次提及名人办医，并题词“树兰医疗”，希望我和夫人两位院士可以探索一条新的道路。浙江省政府也大力支持。

所以在大家的促成下，2015年12月6日，我们创办了树兰医院。

引进社会资本整合高端医疗资源，来为老百姓服务，这就是我们开办树兰医院的初心。

树兰医院成立不到一年，就取得了非常好的成绩，聘请了国内46名院士、国内外1000多名专家加入到这个队伍中，在每个月第二个星期的星期三上午，开放院士门诊，使老百姓可以得到高水平医疗专家的诊疗服务。

我们提出了“三高”（高质量的医疗、高水平的专家、高品质的服务）、“四化”（国际化、人文化、标准化、信息化）、“三满意”（病人满意、医务人员满意、政府满意），以器官移植和传染病为中心，抓优势学科建设，发展速度很快。

“三满意”中，我认为医护人员满意更重要，只有调动起他们的积极性、主动性，才能服务好病人。因此，我们尽可能提高医护人员的待遇，同时也规定医护人员不能收取病人一分钱，一旦被发现，就予以开除。有这样的“天条”，才能根除目前一般医院中存在的“红包问题”。

医生拿红包是医疗行业的一个老毛病。以前在公立医院，想处理一个拿红包的医生很难，更不要说开除了。

而在我们医院，每周“廉查”的情况都会进行公示。2017年，树兰医院就开除了两名员工，一名员工是通过整形美容药物拿回扣，一名员工是向病人推销医疗器械。

我认为要想管理好一家医院，首先管理要规范。管理出效益，要通过管理提高医院的效益。一家大医院，管理不到位，“跑冒滴漏”就不得了。

其次，要抓人才和学科建设。我任浙大一院院长时，就开始紧抓器官移植和传染病这两个学科，以此为龙头带动和引领浙大一院的发展。现在树兰医院也是如此。一家医院的发展不可能每一个学科都面面俱到，因此要抓准医院的定位和切入点。

再次，要有很好的体制机制。为了激励医护人员提升业务、搞科研，树兰医院出台了一系列的奖励制度。譬如说科研经费按1∶1配套，如果医生拿到1000万元的科研经费，医院再配套1000万元；再比如，某医生发表一篇SCI论文，根据影响因子给配套经费，一篇影响因子为5.0的文章，我们医院就奖励8万元。这方面我们要向国外学习，医生不但要看病，还要搞科研，既是专家又是教授，因为我们是教学、医疗、科研三位一体的医院。

最后，要有很好的医院文化。

我做过公办医院的院长，现在是私立医院院长，两者最大的不同是体制机制上的创新、管理创新和人才队伍的创新。

现在很多医生还是习惯吃“大锅饭”，不愿到私立医院来。

我在印度尼西亚做肝移植的时候，印度尼西亚大学附属医院有个教授告诉我，他的大部分收入来自私立医院，每个星期都有一两天在私立医院坐诊。我们的医院还没有这样的制度，一些公立医院的院长也怕这样会影响医院的业务。

我在浙大一院当院长的时候，是很鼓励医生出去诊疗的。

医生出去会诊，一是对方医院的医生可以学到技术；二是对会诊医生而言，可以赚到劳务费补足工资，医生增收就会稳定下来，同时也能增加医院的知名度。现在我做完自己医院的手术以后，周末几乎都在浙江各地甚至全国、全世界开刀，就起到了很好的宣传作用，全国各地的病人都会来到树兰医院看病。

医生要“走出去”，封闭式的管理对人才的培养和学科的发展都是有危害性的。比如上海的医院发展，和医生去全国各地会诊是有很大关系的，目前我们浙江也在做，开放式的工作制度，会使浙江的医学发展得越来越好。现在全国对浙江医学的认可度越来越高，很多人都知道郑树森，也知道李兰娟，知道浙江的医学水平。

法国国家医学科学院为郑树森颁发院士证书 树兰 摄

学校不能有“围墙”，医院不要有“院墙”，专家要流动，医务人员要成为“自由职业者”，不能禁锢在一所医院里。

现在我们树兰医院的医生大多数来自公立医院，而且目前已经托管了8家医院，最近还到成都、北京、重庆托管医院。对方医院出托管费，由我们负责托管，我们把制度和人才输送过去。

像福建晋江医院，托管之前，医护人员穿着拖鞋上下班，迟到早退现象非常严重；托管以后，情况彻底改变，门诊量、住院量全都上来了，据说目前已经为当地政府节省了1600万元的医疗费。在某种程度上，我们输出品牌、输出人才、输出理念、输出管理，其实也是在响应医改“双下沉”的号召。我们要把树兰医院办成遍布全国的医院，让医生多点执业，把“三高”“四化”“三满意”的理念输出去。

现在优质医疗资源集中在少数公立大医院，结果是医院里人山人海，一个医生每天要看上百个病人，这样怎么能保证医疗质量？医患关系如何和谐？

大众对私立医院的印象一般是收费高。在树兰医院，我们的收费标准和公立医院一样，开通了医保，同时还提供一些高端服务。

病人通过与公立医院比较以后，有一些会选择到我们医院就医，比如说树兰医院的医生比较关爱病人，医务人员笑脸相迎，病人看病有人接送陪同，体检过程中照顾得很周到……公立医院的病人太多，所以很多方面会照顾不到。要改变这种局面，一定要鼓励建更多的高质量的社会办医院参与到医改中，分流一部分病人，形成良性的竞争机制。就像我们国有企业的改制一样，要加快公立医院的改制。

海南博鳌超级医院投入运营后，全国去了16个有名的团队，其中有9个院士团队，都是每个领域中顶尖的团队。

海南省省长沈晓明两次给李兰娟院士打电话，说博鳌超级医院是一种新的模式，希望她能带个团队帮忙管理。这说明浙江的经验和理念在全国的影响很明显。

改革开放以前，浙江的医疗水平在全国只排得上二三流，现在是世界级的水平。在某些学科，比如器官移植和传染病防治，特别是H7N9传染病防治方面，为世界制定了一个参考标准。

过去都是我们参考国外技术，现在西方国家都来参考我们的技术。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我们有这么一天真的不容易。在改革开放的40年间，浙江的医疗水平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认为，是浙江的文化和改革开放的理念，促成了这一巨变。

以上口述收录于《浙江改革开放40年口述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