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义军 小史读史

1932年伪满洲国成立以前东北最可怕的疫病是“鼠疫”，从清朝光绪年间便屡屡流行出现鼠疫，1910年9月，黑龙江省满洲里附近爆发“鼠疫”，此病以破竹之势迅速袭击哈尔滨、长春、吉林、奉天各城市，短期内便蔓延了整个东北。

这场大瘟疫持续了6个多月，席卷半个中国，造成了6万多人死亡。而当时的东北人口很少，这些人数相当于整个地区人口的1.7%。

当时，清政府尚无专设的防疫机构，沙俄、日本均以保护侨民为由，要求独揽防疫工作，甚至以派兵相要挟。迫于形势，经外交官施肇基推荐，清政府派伍连德为全权总医官，到东北领导防疫工作。

伍连德到东北后，经过调查，提出初步的防疫措施：控制铁路、公路交通，以防瘟疫蔓延；隔离疫区傅家甸；向关内征聘医生等。

此外，设计了一种极其简单的双层纱布囊口罩，即用两层纱布，内置一块吸水药棉，戴上它就可以隔离病患，成本费仅需当时国币2分半钱。

正是在伍连德的正确布置下，消灭了东北的鼠疫。

到了伪满州国时期，又是如何进行疾病的预防和防疫的对策呢？

1932年4月，上海发生霍乱，逐渐蔓延到华北天津，6月间进入东北。伪满官员考虑到它的入侵路线，陆路是从山海关，水路是从营口，便对这两个经由路线实行了严格的检疫，同时全力以赴地进行防疫，8月2日作为传染病预防法公布前的暂行法令公布了《预防霍乱暂行令》，在伪满范围内加强预防，当时的霍乱没有流行起来，到10月中旬被全部扑灭。在此以前，5月30日由伪满主办将日本卫生机关请到长春，召开了“第一次防疫联席会议”，决定与伪满洲国内外各机关通力合作共同预防传染病，并制定了《共同防疫智行办法》，确立了有关传染病的共同防疫的原则，接着，同年6月18日，以伪民政部训令第111号将上述《共同防疫暂行办法》通令伪满州国各省，要求遵行，以彻底防止疫病的蔓延，在这之前，同年5月18日，还曾以伪民政部训令第51号，要求各地在发生传染病时，立即向主管卫生机关请求预防和治疗，并迅速由该公署转报本部，以防传染病于未然。继而于1932年5月21日，号召卫生机关进行捕蝇奖励，以唤起老百姓对严重传染病媒介蚊蝇的注意，努力保持清洁。

为防止鼠疫，于1933年9月15日组成“鼠疫防疫委员会”，定出九项防疫对策，21日又成立“日满鼠疫防疫联合委员会，”作为国际合作防疫机关，这之后，一面普及提高老百姓的卫生意识，一面充实防疫机关和完善防疫设施，在营口、安东（今丹东）、葫芦岛设置检疫所作为海港防疫机关；在山海关、满洲里、黑河、绥芬河、古北口和喜峰口设置了检疫所作为国境检疫机关，掌管防疫事宜。1939年在古北口、喜峰口增设了检疫所，作为鼠疫的防疫机关，设置了“郑家屯鼠疫调查所”和“海拉尔鼠疫查所”(后转移到前郭旗)，并在调查所下设隔离所和监视所各12个，并公布了《传染病预防法》和《法规》，还公布了有关妓女及其他服务行业者需要进行卫生管理者的《健康诊断规则》，以彻底防疫慢性传染病特别是花柳病的传播，稳步地整顿卫生状况。其它对于东北的地方病，诸如甲状腺肿、克兴培克氏病(大骨节病)以及克山病，也于1938年10月召开了“第3次满洲卫生委员会”会议。1939年2月，又成立了癞病疗养所，以防止病毒的传播。

仅就鼠疫情况来看，1938年中国人患者718人，死亡是687人；1939年日本人患者2人，死亡2人，中国人患者是655人，死亡498人。

另外，从宣传方式来看，笔者查阅过伪满时期的《大同报》、《盛京时报》等多种报刊，都有关于防疫和卫生的宣传内容。

1938年5月开始，鼠疫蔓延于香港、上海及华北一带，在日本的九洲和朝鲜也有发生，伪满政府通过早期预防注射和在边境重要关口进行严格检疫等措施，只在沈阳和营口有小量的发生外，其它地方则未见有更多的流行。伪满洲国防疫以及日本的防疫应该说取得了一定成绩，经验也是值得我们研究和借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