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生在四川成都一个封建官僚家庭里，原名李尧棠。封建家族制度的专横腐败、礼教的虚伪冷酷以及贫弱者的悲苦无助使得巴金萌生出对封建旧制度的憎恨和反叛。

他以一个战士的姿态写作，追求光明和自由，给我们塑造了一大批栩栩如生的人物，留下了许多发人深省的文学作品。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他的《家》，看看几十年前那个高墙深院究竟发生了什么故事。

小说以上世纪20年代成都高家青年一代觉新、觉民、觉慧的爱情遭遇为主线，展开描写高家四代人的悲欢离合。作为一家之主的高老太爷，俨然封建专制的代名词，抱残守缺，顽固不化。

青年一代中，长房长孙觉新为人宽厚善良，却又软弱无当，已接受新式教育的洗礼，却又屈从于包办婚姻，使自己与表妹梅芬的恋爱落空。弟弟觉民、觉慧则积极参加爱国运动，是家里的“叛徒”，他们向往革新，勇于反抗，却仍无法摆脱悲剧的命运。封建家族对青年的摧残、对人性的扼杀，与青年一代的觉醒与抗争形成鲜明的对比，“家”这一字则成为强烈的讽刺。

《家》刻画了一系列不同类型的人物形象。一种是以高老太爷为首的封建大家庭的家长形象。他曾做过清朝的大官，一手创造了高家的大家业，他说：“我说的是对的，哪个敢说不对？我说要怎样做，就怎样做！”在封建教条的背后，他严格要求后辈完全遵从他的旨意，活脱脱就是古时的“君主”，在他的影响下，儿子克安、克定等人也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整个高家被囚禁在封建的牢笼里，逐步走向败落。

觉新作为高家的长房长孙，他善良懦弱，内向退缩，泯灭自我，是典型的新中庸思想代表者。他也接受过新思想教育，却因缺乏自我意识和独立人格，不得已在旧制度的泥潭里越陷越深，活成了一个以封建大家长意志为导向的“不抵抗主义”青年。原本与表妹梅芬相爱，却因为双方家长的矛盾而娶了瑞珏，梅芬远嫁他乡，后来却被婆家人认为她是害死自己丈夫的克星，最终抑郁寡欢而死。瑞珏也因为所谓的“血光之灾”，因为觉新的软弱无能，在荒郊野外阴冷潮湿的小房子里难产而死。这些血淋淋的悲剧无一不展现出旧礼教对人的青春、爱情、生命的摧残。

觉慧是大家族中的“叛徒”，是觉醒者与反叛者。他承载着新的家族文化，是受五四运动新思潮影响的新一代。这位显贵家族的“少爷”从小洞察了许多旧家族的罪恶与不幸，加之受到进步思想的熏陶，他同情怜悯城市底层人民，帮助觉民逃婚，爱上婢女鸣凤，参加学生运动，创办刊物宣扬新思想。

正如鲁迅所言：“必须敢于正视，这才可望敢想，敢说，敢做，敢当。”觉慧和其他渴求自由、民主的新青年正是看到了他们身上肩负的推动变革的责任，他们正视这份责任，尽一己之力去解救处于水深火热中的“愚民”。

如果说觉慧的出走是当时五四精神的体现，那么鸣凤的死则是底层女性追求光明的悲壮结局。在高家公馆，她如同一件任人挑选的商品，谁都敢欺负她。直到觉慧对她表露爱意，她黯淡的生命才重新激荡起涟漪。

鸣凤天真柔顺，纯洁刚烈，在得知自己将被高老太爷送给荒淫无耻的冯乐山做小妾时，决绝洒脱地选择投湖结束自己的生命，用自己的死向封建专制发出最强烈的抗议。

最后高老太爷的死，象征着封建家族制度的崩溃，以及旧礼教必将自然走向溃灭的历史命运。觉新最终觉醒了，他帮助觉慧出走，帮助两个弟弟去追求自身的幸福。

“书中那些人物却都是我所爱过的和我所恨过的。许多场面都是我亲眼见过或亲身经历过的。”从小在封建官僚家庭长大的他，生活富足，却没有因此染上富家子弟的恶习，而是萌生出对底层劳动人民的同情与对封建旧制度的反叛。“我要向一个垂死的制度叫出我的‘我控诉’”，他将对封建旧制度的不满以及强烈的社会责任感，通过笔下的人物表现出来，借他们的觉醒与反叛敲响封建制度的丧钟，发出那个时代的最强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