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书或古装戏里，我们经常会看到或听到一句话，“拉下去，重打ＸＸ大板！”有人误以为就是打屁股，其实不然，打的是屁股和屁股的延长部分，即大腿，而且在某些时代，大腿才是主打部分。不过，即便只打大腿，屁股至少也要暴露出来，供人瞻仰，同样无法幸免。

那为何不打其他地方而要打屁股呢？主要因为笞杖是最轻的刑罚，不以重度伤残罪犯为目的。屁股脂肪较多，打此处不伤筋骨，相比其他部位比较容易痊愈。再有，屁股为人耻部，中国乃礼仪之邦，尤其在古代，先生教育百姓要“知廉耻”，当众把裤子脱下来让人打，终究是心痛超过身痛的事情。当然，有些滚刀皮还是觉着身痛大于心痛，但毕竟是少数者。

中国人的历史浩瀚几千年，屁股上的趣闻轶事并不少见。

打屁股是门手艺

三百六十行里没有打人屁股这一行，但这一行绝对是靠手艺吃饭的。笞杖在手，轻重便在一念之间，可饶人性命，也能往死里打。于是，怎么打人就成了一门学问。

李伯元在《活地狱》第九回提到过此事：

从来州县衙门掌刑的皂隶，这小板子打人，都是要预先操练熟的。有的虽然打得皮破血流，而骨肉不伤，亦有下死的打，但见皮肤红肿，而内里却受伤甚重。有人说，凡为皂隶的，预先操练这打人的法子，是用一块豆腐摆在地下，拿小板子打上去，只准有响声，不准打破，等到打完，里头的豆腐都烂了，外面依旧是整整方方的一块，丝毫不动，这方是第一把能手。凡是犯罪的人，晓得自己理屈，今日难免责打，不惜花钱给这掌刑的……

因此，彻底掌握这门手艺的人，不仅能顺利完成笞杖任务，而且可以捞点好处，从中渔利。

据沈家本的《历代刑法考·刑罚分考十四》记载，明代厂卫负责施行廷杖的校卒在训练时，先用皮革绑扎成两个人形，一个里面放上砖头，一个里面包上纸，然后再给它们穿上衣服，让校卒对其行杖。放砖头的人形是用来练习“外轻内重”手法的，要求能做到看起来似乎打得很轻，衣服也不会破损，但里面的砖头要打碎。包纸的人形是用来练习“外重内轻”手法的，要求能做到看起来似乎打得很重，但里面包裹的纸不能破裂。

行杖要达到这样的水平才算合格，因此，行刑者大多是练家子，否则难以达到。

清代方苞在《狱中杂记》里曾记载自己在刑部监狱中亲眼看见的一件事：有三个犯人遭受同等杖刑，为了少吃点苦头，他们事前都贿赂了行杖的差役。第一个犯人送了三十两银子，被稍微打伤一点骨头，养了一个月的伤；第二个犯人送了多一倍的银子，只打伤一点皮肉，半个多月就好了；第三个犯人给了六倍的银子，受刑后当晚就步履如常，跟没事人儿似的。

这再次证明了，行刑者有拿捏分寸的本事；而当有钱人犯错误，只要打点妥当，一般是能免去皮肉之苦的。最苦的是老百姓，钱本就见不着几个，更别提使上银子，到头来犯点错误，定然落得个被狠揍一顿的下场。

被打了屁股怎么办

蔡东藩的《明史演义》写到过：明朝著名权臣沈思孝，因触怒朝廷要员，被施以杖刑。沈思孝因受杖时右腿叠放在左腿上，所以右臀受伤重，左臀受伤轻，回家后，大夫从其身上割下几块老大老大的烂肉。为了让肉尽快长齐，生割活羊腿上的好肉填实。（古人做法不可取，小朋友切勿模仿。）

《娱目醒心编》卷五详细讲述了医治杖伤之法：

用刀割开外皮，剜尽内边烂肉，更取活羊一只，割他腿肉填补空处，使他血肉相连，长成一片，然后可以行动。

可以想见，有多少古人的屁股上挂着羊肉。只是，人的屁股遭殃，缘何会殃及羊腿，是否只有羊腿肉质鲜嫩，可堪与人臀媲美？

信修明在《老太监的回忆》中记载了慈禧时一位老太监对屁股的回忆：

太后宫内的总管首领、妈妈、宫女，平日受太后的严厉训练，即使安德海、李莲英等，也是打出来的，其他人可想而知。太后宫几乎天天有打人声。……御前的首领、小太监和妈妈、宫女等殿上的近御者，屁股上常绑一块橡皮，以防重杖，其皮名叫宝贝……

把“宝贝”绑在屁股上，这种不得已透露出的黑色幽默实在让人哭笑不得。橡皮的这一功用也应该写进中国科技史。

没有真正的旁观者

在封建帝制下，几千年来士大夫阶层还流传着“伴君如伴虎”的说法。无数官吏，哪怕是一品大员，都是在一路棍棒的调教下成长起来的。等手握权力，他们又转而再去调教那些巴望着在仕途上有所成就的人。

可见，打屁股这事，人人皆有可能轮到，没有谁是真正的旁观者，包括在公堂上打百姓屁股的官老爷们。但在棍棒落到自己身上前，事不关己者便可优哉游哉地做一个暂时的旁观者，欣赏别人伏地挨打，不失为一次愉快而又新鲜刺激的精神历险。

事实上，行刑本就需要看客，否则就是去了惩戒示众的作用，达不到杀鸡儆猴的效果。尤其是击打臀部，相比其他刑罚，显然能招来更多旁观者。因为它算不上是酷刑，一方面能满足人们本性中的暴力倾向，另一方面还能让人们获得偷窥耻部的快感。挨打者伏地受刑时，就算衙役拿了钱有意维护金主的面子，可受杖后艰难地站起来时还能顾上什么，生殖器暴露在所难免。

因此，县衙公堂就成了很多有心理疾病的闲汉们聚集的场所。尤其是当听到有妇女被打屁股的时候，他们的神经会突地一紧，如同一个重大节日到来。麦高温在《中国人生活的明与暗》中给了这些人一个精彩的速写：

事实上，那天这群人聚在一起似乎仅仅是为了某种喜庆的目的。他们真的是快活极了，脸上露出了笑容，相互间开着玩笑，并且就罪犯被捕获一事而相互祝贺。

清代大学问家俞樾在《右台仙馆笔记》中也记载了这样的嘴脸：

……闻堂上笞一囚，而哕哕呼痛之声，则女子也，诸又趋往观之，拉余俱去。余危坐不起，咸笑曰：“有是哉，子之迂也！”

这些人后来了解到，这次行刑并非打屁股，而是打嘴巴，无不大失所望，悻悻而归。

《右台仙馆笔记》中还记载了另一则故事，它突出了看客们的“卓越贡献”。

河南某县农家女与人私通，被发现后不仅不知悔改，还教唆相好的挟持了自己的丈夫，向夫家索要金银。县官得知，让该女子父母出面。女子不听，县官便“命隶笞其父臀，批其母颊”。然后又让其父母训导，不行，又照例责打其父母，如是者三。最终，官府擒获这对奸人，县官骂女无耻不孝，猪狗不如。“命左右尽去其上下衣，不留寸缕，先批颊如其母数，再笞臀如其父数，然后科以奸罪，决大杖四十。”此事轰动一时，闻风而至者上千人。用刑完毕，县官命父母将其领回，退还聘礼。但事情远未完结。当父母扶着裸体的女儿离开县衙时，脱下自己的外衣为女儿遮丑。这时，伟大的极富正义感的看客们出现了，他们抢走了衣服，迫使女子光着身子回家去。

这一幕，纵然是情色电影的导演也未必能想到。却在与案情毫不相干的看客导演下上演。估计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内，事情本身的传奇，加上女人丰满的血流如注的屁股，都可以作为他们的谈资。

显然，看客并不限于只能旁观，还可以作为行刑者的帮凶。等有一天轮到他被打屁股时，他会发现围观人群中有个很像他的人，也在挥手叫好。

疑似同性恋者的主张

清代名闻天下的“扬州八怪”里有位郑板桥，曾任山东潍县县令，期间常对犯罪者施以刑罚。关于笞杖之刑的施刑位置，他主张不要打屁股，改打后背，还专门在给别人的信中陈述理由。个中对美臀的赞叹流露出了“青天大老爷”的恻隐之心，堪称千古奇文。他写道：

刑律中之笞臀，实属不通之极。人身上用刑之处亦多，何必定要打此处。设遇犯者美如子都，细肌丰肉，堆雪之臀，肥鹅之股，而以毛竹加诸其上，其何忍乎？岂非大煞风景乎？夫堆雪之臀，肥鹅之股，为全身最佳最美之处，我见犹怜，此心何忍！今因犯法之故，以最佳最美之地位，迎受此无情之毛竹大板，焚琴煮鹤，如何惨怛？见此而不动心怜惜者，木石人也。……我又不知当初之制定刑律者，果何恶于人之臀，惩罚时东也不打，西也不打，偏欲笞其无辜之臀也。臀若有口，自当呼冤叫屈。……圣朝教化昌明，恩光普照，将来省刑薄税，若改笞臀为鞭背，当为天下男子馨香而祝之！

文末不忘强调，“为天下男子馨香而祝之”，显然“改善”刑罚的对象并不包括女子，至少，女臀不如男臀重要。郑板桥先生以经天纬地之才为臀部鼓与呼，实在是感人至极。后有人以此为据，揣测他有同性恋的嫌疑。也有人认为，尚不足为据，而只是从人性和美学的角度去理解这位颇有艺术品位的老先生，称赞他关怀人性，语言表达也很有人情味，着实让人钦佩。笔者愚见，其实无须揣测，郑先生固有青天的美名，但好男风亦毋庸置疑。

武举人也怕挨打

宋孝宗赵眘是南宋最富热情、最有抱负的皇帝，公元1180年，为了增强军事力量，他颁布了《补官差注格法》。新办法提高了武举的待遇和社会地位，也为他们许下了一个光明的未来。如果这套办法得以全面推行，武举们便能进入军中长期服务，以便他们将在书本上学到的知识与实践结合，日后国家需要用兵时，就不愁选不到文武双全的将帅之才。而且，随着越来越多武举们进入军界，军官和军队的整体素质也会逐步提高，最终达到让金兵不敢小觑的目的。

可是，三年后武举再度开科时，冷落的考场依然不见起色。孝宗困惑不已，找来主考官王蔺，劈头盖脸地臭骂了一通。事实上，王蔺的困惑不亚于孝宗。新办法出台后，从军的前途已堪比文举入仕，为何参加考试的人还是这么少？中了武举的人也没几个肯选择从军，这又是为何？

后来，该科武状元林飙拜望王蔺，王蔺当面问他是否愿意从军，林飙答道：“实在是不堪忍受军中的笞捶之辱。”

原来，文治大于武功的南宋朝廷，在军中存在着极为森严的等级制度，而体罚则是体现等级的直接方法。作为一个军人，挨几下竹板木棒，本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可是对于已取得功名的武举们来说，当众受刑不仅意味着皮肉之苦，那简直是奇耻大辱。这碗饭还是不吃为好！

恍然大悟的王蔺当即上书，奏请孝宗下诏，命令军士们对武举以礼相待。七年之后，王蔺当了参知政事，即副宰相，请求继位的光宗皇帝最终废除了对武举的体罚。从此，武举从军，稍见起色。可惜，病入骨髓的南宋王朝并未因此中兴，终被异族所灭。

显然，光照顾小部分人的屁股并不管用，只有将全天下老百姓的屁股都照顾好了，给予应有的尊严，国家才能长治久安，团结一致，共抗外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