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访作家

徐怀中

1929年生。曾任昆明军区宣传部副部长、文化部副部长，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主任，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化部部长，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著有长篇小说《我们播种爱情》，中短篇小说《西线轶事》等。《底色》获第六届鲁迅文学奖。《牵风记》获第十届茅盾文学奖。

采访者

傅逸尘

1983年生。著有文学评论集、理论专著、长篇纪实文学、绘本等多种。曾获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优秀成果奖、“紫金·人民文学之星”文学奖、中国文联文艺评论奖、全军文艺优秀作品奖等。现为《解放军报》文艺评论版主编。

徐怀中 、傅逸尘对话《战争叙事的“超验主义”审美新向度》

发表于《小说评论》2019年5期

《中华文学选刊》2019年11期选载

创作自述

放开手脚作一搏

徐怀中

（收入《中华文学选刊》2019年第9期茅盾文学奖专题）

这段时间，熟人见面少不了对我说：你真厉害，九十高龄还写出长篇小说《牵风记》！当然，这是祝贺之词，但也令我不胜感慨。我心想，他们本应该问我：你为什么一拖再拖，直到九十岁才拿出这本书，你早干什么去了？

《牵风记》以1947年第二野战军千里跃进大别山为背景。这次战略行动是解放战争中最富华彩的乐章之一，也是我参加革命部队以来经受锻炼与考验最严峻的一段经历。这一段生命阅历岂可轻轻放过？早在1962年，我就请长假写这部长篇，写了二十余万字。不久，我作为军报战地记者派驻福建反空降部队，随后又接受其他任务，《牵风记》创作被搁置下来。多年后，书稿被我忍痛付之一炬。过后想想，倒也并不觉得多么可惜：如果当时匆匆忙忙把书出了，也就不会重改一次，我也只会为这部长篇小说成色平平而羞愧，痛感自己留下的遗憾无法补救。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迎着改革开放大潮，涌现出众多富有探索精神的作家。他们勇于强化主体意识，积极追求文本创新。小说创作如飞流而下的瀑布，产生大量“文学负氧离子”，清新的气息令人心身愉悦。遗憾的是，他们一身锋芒不能为我所用。如我老朽者，得益于思想解放完全解除了创作思想上的自我禁锢，清除了公式化概念化影响，真正回归到文学艺术自身规律上来。否则活到九十岁，依然不可能写出这样一本《牵风记》来。

历经沧桑风雨，跨越世纪门槛。一路蹚过来，我不再瞻前顾后，必须完全放开手脚作最后一搏。小说关键在于虚构，我希望能够凭借自己战地生活的积累，抽丝剥茧，织造出一番激越浩荡的生命气象。战争背景最大限度地被隐没、被淡化，人物也被大大压缩简化，只有独立第九旅旅长齐竞、骑兵通信员曹水儿、女文化教员汪可逾、一匹老军马“滩枣”作为主要角色。

《牵风记》只有十多万字，对壁耗费五年，所以我称自己“爬行者”。主要原因是写作上的习惯，我先要将整段文字默背下来，输入电脑后又不免改来改去，哪里还说得上什么进度。明知这种习惯效率不高，但是改不过来，只能无可奈何地回过头去，观察大地上留下的自己那两行手模足印。

深度对谈

战争叙事的“超验主义”审美新向度

——关于长篇小说《牵风记》

徐怀中 傅逸尘

01

《牵风记》想要超越什么？

傅逸尘：在我看来，《牵风记》是一个理想主义的叙事文本，是一种超越具体历史语境的新的审美建构和想象，是一种浪漫自由精神的张扬。这有点类乎于书法运笔中的偏锋或侧锋，线条变化多端、梦幻奇谲，作品也因此呈现出中正伟岸之外的别样韵致。这种战争叙事与文学风格在中外战争文学中都是不多见的，尤其是在中国现当代军旅文学中更是独树一帜。您是否有意识地想要反拨某种东西，或者着意建构某种东西？抑或是要打开一个新的文学世界，印证一种新的战争文学的叙事逻辑？我能感受到您在创作这部小说的时候一直有种超越的意识萦绕在脑海中，但您究竟想要超越什么呢？超越战争，超越历史，还是超越战争文学本身？我很想知道，创作中您究竟是怎么想的。

徐怀中：你的问题涉及范围也比较大，我只能是谈谈感想。追求某种新的构建，这种意图肯定是存在的。不过，你提及所谓“超越具体历史语境”，这个话题对我而言未免过于沉重了一些，因为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谁如此精确地“点”到了作者的“命门”。我注意到你发表在《解放军报》及《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上的两篇文章，提及爱默生的“超验主义”。“超验主义”早先我们称之为“先验论”，从意识形态上讲很复杂，三言两语打理不清楚。我弄不清楚你这是对小说的肯定，还是给我的一个善意的警告？

傅逸尘：我之所以引入“超验主义”的视角来评论《牵风记》，并非出于意识形态方面的考量或顾忌，我只是针对作品，或者说对文本进行阐释与分析。所以说，很难用肯定或者警告来表述，因为这涉及如何评价“超验主义”，那样谈起来就更复杂了。我之所以把兴起于十九世纪三十年代美国新英格兰地区，后来成为美国思想史上一次重要的思想解放运动的“超验主义”端出来，是因为《牵风记》让我颇为迷惑，尤其是当我想作批评文章的时候，我找不到解读的头绪，或言之批评的角度，就像我开头所说的那样。这种状况在我近十五年的批评经验中还是首次。“超验主义”运动以爱默生为首，强调人与上帝之间的直接交流和人性中的神性，解放人性，提升人的地位，使人的自由成为可能。在具体的生活中，强调直觉和人的价值，反对权威，主张个性解放。“相信你自己”这句爱默生的名言是超验主义者的座右铭。这场运动后来波及文学，梭罗、霍桑与麦尔维尔都是这股思潮中的重要作家。我觉得《牵风记》与“超验主义”，无论在表层的生活细节方面，还是内在的思想精神上，尤其是在汪可逾这个人物形象的塑造上，都有着惊人的一致性。除此而外，我不知将上述这些方面放在什么哲学思想，或者文学思潮的框架里讨论才合情合理。

徐怀中：我写《牵风记》没有写作提纲，先后有过两个塑料硬皮小本子，偶尔想起一个生活细节、一句有意味的话，便随手记下来。也抄写过一些古人先贤的格言，及有关文学创作的一些名家语录，用以激励自己。其中便记录下了爱默生的这样一段话：“太阳白白照亮了成年人的眼晴，可它一直透过孩子的眼晴照亮了他们的心灵。热爱大自然的人，是那种内外感觉仍然协调一致的人，他在成年之后依然保持了孩童般的纯真。”

傅逸尘：您晚年熟读老庄，他的这个说法，近似于老子《道德经》里一个名句：“专气致柔，能如婴儿乎？”您就是用这种思想观念统领小说的叙事意旨及人物塑造的吧？

徐怀中：是的，整个的写作过程，爱默生的这段话一直萦绕在我的脑海。不知这位“超验主义”先驱者是不是读过老子？

傅逸尘：尼采说过：(老子五千言)“像一个永不枯竭的井泉，满载宝藏，放下汲桶，垂手可得。”爱默生和尼采差不多是同时代人，想来也应该是知道老子的。

徐怀中：起初我以为，爱默生这个话只是在倡导人们要热爱大自然，那样就与老子的哲学旨意大相径庭了。老子讲“道法自然”，不是指客观存在的自然界，是讲万事万物原本具有其潜在的可能性，应该完全顺应它们各自的状态自由发展，不须外界意志予以制约，夫莫之命而常自然。老子讲“专气致柔，能如婴儿乎？”是向世人发出诘问：当你成年之后，还能不能如婴儿那样和而无欲呢？爱默生是否读过老子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的言论恰与老子异曲同工，说到一块儿去了。他所谓“内外感觉仍然协调一致”，意即经后天习染仍然保持了内在纯真。凡达到如此境界的人，可当之无愧地站出来，给楚国苦县的这位李姓老人家一个正面回答。

傅逸尘：您从老子和爱默生，以及“超验主义”的思想哲学中获得启示，或言之理论依据，注入《牵风记》的创作中，成为诸多超现实主义的细节和主要人物的内在精神与灵魂，也完成了小说整体上从主题到风格的逻辑建构，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宏大的构思，也可以说将小说置于一个深厚的思想哲学，也包括文学的背景。这一点让我深以为然，中国当代小说，包括那些有一定影响的作家作品，普遍存在一种倾向，那就是：标榜现实主义，堆积大量的现实生活细节，编织一个所谓好看的故事，甚至也有一定的现实批判意识，这样就算达到了相当的高度。其实不然，没有深厚强大的思想哲学背景的支撑是根本达不到所谓的高度的。为什么诸多的优秀作品，包括其他门类的艺术作品，都是出现在某种文学或艺术的思潮之中呢？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原因。

徐怀中：所以，你以百分之百的绝对语气，说你从汪可逾这个人物形象的塑造上，察觉到了小说《牵风记》与爱默生的“超验主义”“有着惊人的一致性”，让我无可辩驳，这种内在联系是显而易见的。

傅逸尘：您着意于这样的超越性写作，并非始自《牵风记》。《人民文学》1999年第1期发表了您的短篇小说《来也匆匆，去也匆匆》，讲的是一个赤身裸体的女人漂流到连队驻扎的小岛，被部队救起，随后又投海自杀、神秘失踪的故事。小说也是以一个又一个悬而不解的迷局，铺陈了现代人无法索解的绝望。朱向前教授认为，这篇小说风格奇诡，若说是先锋，但语词地道，简约凝练，一派现实主义作风；若说是传统小说，情节结构又出神入化毫无逻辑。《人民文学》2000年第1期上，您又发表了短篇小说《或许你曾见到过日出》，围绕带有“一抹极淡极淡”微笑的一个小女孩，与一名军事学博士不期然间相遇，却再也难割舍的一段诗性情感展开叙事。小说自然平淡到极点，直接使用谈话口吻叙述，流畅朴实，不但与以前的风格不同，就是与《来也匆匆，去也匆匆》相比，也是另一个模样。是不是可以说，这些作品都是在为您的这部集大成之作《牵风记》做准备？

徐怀中：集大成之作不敢当。很明显的，写那两个短篇，确实是为十多年以后才姗姗来迟的这部长篇小说打了一个前哨战。《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标题下，引用了一段隐喻式的人生格言，在《牵风记》里又重复使用，成为引领全篇寓意的一个极具关键性的线索。《或许你曾见到过日出》中，那个小女孩的“一抹极淡极淡的微笑”，被原封原样复制了下来，便是《牵风记》中北平女学生汪可逾脸上总带出的那个“标志性的微笑”。人类的自然微笑，被现代科学研究证实属于先天设定的。小说开篇，正是由这样的一个匪夷所思的生活细节切入，无形中为情节的展开带来了一层空幻的神秘感。

02

先锋的颠覆精神与审美的高贵气质

及史诗性效果

傅逸尘：就我个人的阅读经验而言，自现代主义发生以来，西方文学与艺术一直行走在不断地突破传统、追求创新的过程之中，一种思潮或者一种观念、一种文学艺术的范式，很难维系几年的时光。经常是你尚未唱罢，我已经登台，真的是后浪推前浪。而二十一世纪以来的中国当代文学，除了现实主义一种方法独秀与底层苦难叙事一股主潮奔流，我几乎看不到其他能够形成气象的探索与创新。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文学状态，不可同日而语。近读2017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家日裔英国小说家石黑一雄的长篇小说《无可慰藉》，更加深了我的这种感觉。译者郭国良这样评价这部小说：“卡夫卡式的叙事，大量的超现实主义描写，变幻莫测的场景，走马灯式的人物，使读者仿佛置身于主人公瑞德的梦境之中。”“如同小说中的瑞德及其他所有人一样，行走在当代社会，我们的心灵全都带着自己的伤口，被困在各自形形色色的大泡泡中，无法与人沟通，也无法从外界获得帮助与慰藉。”小说最终达成一个荒诞式的寓言言说，其现代性不言而喻。小说对人的内心世界的开掘、对时代精神的把握，都达到了相当的深度，这样的作品在中国当代小说创作中几乎无法见到。综观您各个时期的创作，始终葆有强烈的文体自觉意识、一种不随波逐流的创新意识，即使在纪实性作品《底色》中，也有鲜明的体现。这种文学气质在当下中国文学中凸显着一种另类或曰先锋色彩。假设把您归入先锋作家的行列，您能接受吗？我何以会产生这样的联想呢？因为我对先锋文学的理解首先是与传统的文学观念的悖离，甚至是颠覆，尤其是在形式和语言上的革命，这些个层面在您半个多世纪的创作中似乎一直延续着。

徐怀中：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应着思想解放大潮的呼唤，涌现出众多先锋作家。他们勇于向传统规范发起挑战，强化主体意识，极力创新求变。他们的作品汇聚成一道飞流而下的文学瀑布，激起一团团蒙蒙水雾。我呼吸到瀑布冲击所产生的负氧离子，那种清新气息令人心身娱悦，精神为之一振。遗憾的是，他们一身锋芒不能为我借用。如我这样过于老朽者，欲再度开发自己，至关紧要的是彻底消解自我禁锢的意识，清除公式化概念化的影响，真正回归文学艺术自身所固有的规律上来，枯树杈上才有望生发出一枝新叶。你居然设想将我列入先锋文学阵容，令我有些猝不及防。有评论家指称《牵风记》是“国风”式的书写，一下回溯到《诗经》，几乎是中国文学传统长河最为古远的源头。现在却又多承你的美意，认为这样的国产化写作，完全可以与先锋文学划等号。那么好了，分明是背向进发的两列轨道车，岂不成了殊途同归吗？

傅逸尘：《牵风记》的确具有颠覆传统伦理与文化价值观的意旨，正是这种超越性的审美意向，使得这部长篇小说具备了现代性的面相，而现代性恰恰是先锋文学的内在本质。在我看来，当下有很多现实题材小说，匮乏的就是这种现代性，没有塑造出如汪可逾这样具有现代性的典型形象。作为曾经随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的一位老军人，您是当然的“革命老前辈”；但从文学风格上看，却不受束缚，屡屡创新，这实在是一件很有意味的事情。齐白石衰年变法，您九十岁交出一部具有崭新审美观念与文体风格的《牵风记》。我一直在思考，促使您创作这样一部作品的动力，或者说哲学依据是什么？我想起几年前读过的当代美国极富影响的文学理论家、批评家哈罗德·布鲁姆的《西方正典》，他在阐释英国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的时候说：“伍尔夫与佩特和尼采一样，最适宜被描述为天启式的审美家，对他们而言，人类的存在与世界最终只有作为审美现象才是合理的。和许多作家如爱默生、尼采或佩特一样，弗吉尼亚·伍尔夫也拒绝将她的自我意识归因于历史的制约，即使这个历史意味着男性对女性无休止的奴役剥削。”也就是说，历史，包括战争本身，都不能改变人类对美的理想与追求。在《牵风记》里，您通过汪可逾这一形象，直接超越现实中的残酷战争，在经过了自我涅槃之后，实现了审美的终极关怀。

徐怀中：随野战军挺进大别山这一段经历，是我写作生涯中至为珍贵的一个题材。我暗自发誓，不把它团弄到完全满意的地步，宁可窝在手里，也不拿出去。正如你所说，历经沧桑风风雨雨，跨越世纪门槛，一路蹚过来了。我不再瞻前顾后，最后关头，必须完全放开手脚作最后一击。并希望能以一副全新面孔示人，如一只鸟儿独立枝头，避免与任何人雷同。我在备忘录小本本上写下了歌德的一段话：“独创性的一个最好的标志，就在于选择题材之后，能把它加以最充分的发挥。从而使读者承认，压根儿想不到会在这个题材里发现那么多意想不到的东西。”以此作为一个标高检测自己。其实，所谓独创性够几分成色，并无明确界限，只在读者心中。话又要说回来，《牵风记》意在凭借自己战地生活的积累，抽丝剥茧，织造出一番激越浩荡的生命气象。战争背景最大限度地被隐没被淡化了，小船拨转头来，驶入了亦真亦幻的另一重天地。小说的文体风格，自然而然与诗歌——最早产生的这种古色古香的文学体裁相契合。适宜如诗歌艺术那样无限开拓想象空间，充分发挥抒情性，以至于汲取诗歌声调节律的醇美与韵致。

傅逸尘：伍尔夫认为小说不是复制现实，而是表现现实的一个方面，表现“变化多端、不可名状、难以界说的内在精神”。综观二十一世纪以来的中国小说，一种失衡日益凸显：日常经验和世俗故事几乎一边倒地壅塞了小说的空间，而超越现实与审美想象的叙事向度几乎丧失殆尽。多数作家都执迷于世俗生活，来自市井繁华的喧哗铺天盖地，而冥想、思辨、心灵的独白、低语乃至超验、脱俗的精神情怀却难得一见。我们的文学场显得太单调、太大一统，太缺少想象力与创造的激情，在人物塑造方面也特别缺乏现代性的典型形象。可以不夸张地说，二十一世纪以来的中国文学丧失了文学思潮涌动、风格的独特建构与形式的探索的基本动力。您的《牵风记》的故事并不复杂，矛盾冲突谈不上多么激烈、跌宕，字数亦不算多，却写出了大河般宏阔辽远的感觉，显露出硕大丰沛的精神容量。从这个层面解读，您是否在寻求一种虽不同于古希腊的史诗，但又有着某种史诗性的效果？

徐怀中：我印象中，史诗必须是宏大叙事，能够反映一个历史时期社会动态及人的精神面貌。且要有石破天惊的英雄传说，如荷马的《伊利亚特》。有大言不惭者，宣称自己要写一部史诗，只能成为笑柄而已。不过，你这里讲的是“史诗性效果”，从哪里读出那么一缕韵味，这就另当别论了。《牵风记》最初构想，只是一个浪漫故事，以两男一女及一匹老军马为主人公，所以从根本上决定了与史诗追求完全绝缘。然而，毕竟我是在战争交响乐熏陶之下长大成人的，文韬武略、马革裹尸，那种无可替代的炽烈的艺术魅力，时时在吸引着我，又何尝不想写出一部概括性极强的大部头战争小说呢！为警醒自己，切勿贪恋熊掌与鱼之兼得，我特意写了赫尔岑的一段语录：“有人总想保存一切，蔷薇，也要雪；他们希望在一串串熟了的葡萄架旁，开放着五月的鲜花。”

傅逸尘：我为什么会想到史诗性这个概念呢？因为除了传统的“恢宏风格”“英雄时代”“百科全书式的规模和其循环式结构”外，罗杰·福勒在其所编的《现代西方文学批评术语辞典》中反诘道：“难道史诗就不能是个人对世界的看法吗？”在《牵风记》里，您不光是塑造了一个完全超越了世俗伦理与战争观念的颇具现代性的女性形象，还在小说的整体战争结构中言说了一种独特的“超验主义”审美理想与想象，表达了完全属于您个人的对世界、对战争、对战争中的人性及人与自然间的关系等看法；当然，还有我前面所说的大河般宏阔辽远的感觉，以及硕大丰沛的精神容量。我所谓史诗性效果就是这个意思。

徐怀中：我不曾给自己设定一个可望而不即的伟大目标，那样怕只能是苦害自己了。但就我的写作心态而言，却又不肯屈就现状，不肯向文学艺术时尚化妥协退让，时常处于一种心有不甘的情绪之中。并非一般的争胜好强，以求出人头地，而是郁结一生难以述说的委屈与愤懑。仿佛一个建制部队，因为未能达成战斗任务不得不退出战场，以致被取消了番号，不知道这样的一种心境年轻一辈人能否理解？我曾写过一篇短文《爬行者的足迹》，感叹自已写作的艰辛与无奈。从初学至今，不过是簿簿几本小书，哪怕是几千字的一个短篇，也都写得很苦。徒劳抱有毕生梦想，未可于海阔天空间自由遨翔一番。回首看去，一切都来不及了，已经是风烛残年之人了！

傅逸尘：我最想要说的是，《牵风记》整体上表现出了一种近百年来中国文学所匮乏的审美的高贵气质，那种如同十九世纪俄罗斯文学一般的精神气象。近两年来，我发表了多篇文章，毫不掩饰地呼吁一种具有中国文化、伦理与审美气质的优雅高贵的文学。中国读者之所以谙熟俄罗斯文学且情感深厚，政治的作用曾经是有过的，但我觉得更重要的原因还在于俄罗斯文学的品格。对俄罗斯文学中那些伟大的战争题材小说的怀想已经凝为某种情结，让我在无数次的想象中不能自已，甚至不敢重读（我担心它们没有我想象的那么好，那么伟大）。《战争与和平》《静静的顿河》自不必说，近来我细读了前苏联时期格罗斯曼的长篇小说《生存与命运》，一部被誉为二十世纪的《战争与和平》的经典之作。反抗和怀疑的气质，是创造精神和文学抱负的结合。作为那场残酷战争的亲历者，他以冷峻又不乏温情的笔触，与长眠地下的亲人和战友对话，探寻真理，挖掘历史、战争、生存和命运中深层次的思想蕴藉；通过众多人物战前和战时的悲惨命运，通过他们的回忆与争论，对战争、政治、人性等等复杂的历史存在进行了理性而痛苦的哲学思辨；没有激烈的批判，我们更多读到的，是一个孤独的爱国者，那沉静深邃的灵魂省察。在描绘战争中人们悲惨的生活及处境的同时，格罗斯曼仍然不忘以细腻的笔墨展现普通民众丰富的内心、美好的情愫和高贵的灵魂。书中人物对科学、哲学的热爱，对文学艺术的热诚，以及对善意与爱的执守，让我感受到一个伟大民族的性格与情怀。壮丽的自然景物和厚重的大地河流，时时抚慰着悲伤痛楚的人们。无论命运怎样多舛、生活如何悲惨、境遇何等窘迫，作品中人物的生命总是萦绕着宗教般虔敬安详的光环，战争中的日常生活也充盈着道德的高贵与诗性的力量。就小说所呈现的内在精神与气质而言，《牵风记》与其有着惊人的一致性。

徐怀中：十九世纪俄罗斯文学以及苏联文学，对我们这一代人，可以说是耳熟能详。在太行中学几年，所能读到的大多是苏联文学作品。《普希金小说选》，当时的译本是《普式庚小说集》，只有一本书，同学们等不及传阅，把书折成几部分，传递快多了。华北各抗日根据地，也都上演的是苏联戏剧《列宁在十月》《前线》等。记得以前没有钱买书，站在重庆新华书店货架前面一本一本看。要讲俄罗斯经典名著给予我的滋养，犹如阳光雨露，这个话一点也不夸张。

03

战争中的知识分子与悲剧品格

傅逸尘： 《牵风记》确实是一个很奇特的文本，一方面奇崛玄幻，深邃高蹈； 另一方面又写得很实很真。 亲身经验加之出色的记忆力，使得您在复现和描写历史场景与人物生活细节时游刃有余，绵密入微。 比如，曹水儿和汪可逾看到路边的大火，“烧的有军用地图、机密文件，有中原解放区发行的‘中州农民银行’纸币。 一捆一捆的，一色新币，票面币值有十元至两百元不等。 ”居然写到了指挥部命令焚毁文件纸币，披露出整个野战军处境何等危急，部队紧张慌乱达到了何种地步。 这种逼真的细节描写，在当下的历史题材小说中是极少见到的。 再比如汪可逾写标语的段落，她先要调颜色，而如何制作红色和黑色颜料的过程，写得非常详实细致，若非亲历是很难想象的。 “十冬腊月，小汪几乎是颤颤巍巍站在木梯的顶端了，还要高高举起手臂，向上够着去写标语。 石灰水倒流进入，顺着小臂而腋窝、而腹股沟、而大腿小腿，冰凉冰凉地直至脚板心。 尤其作为一个女性，生理上的刺激就愈发让她痛苦难忍，又不便对人言说。 ”您不仅准确描写了人物的生理感受，甚至刻意放大了这种感受。

徐怀中：焚毁文件纸币的时候我在现场。那天早晨刚刚出发，气氛就十分紧张，要求每个人将今晚集合地点写在手腕上，以防忘记。等于公开预告大家，野战军统帅机关很可能被敌人冲散。说到写标语，我算得上一个行家里手，自造大笔刷子，烧制炭精棒，用来画壁画。徐州刚刚解放时，大街上到处贴的是我写的石印标语。

傅逸尘：注重细节书写，又要有还原生活细微处的那种文字功力，让我想起俄罗斯的一些长篇小说，但《牵风记》和他们巨细无遗的超强写实传统又不尽相同。在我看来，您在细节真实上下这样大功夫，最终都是为小说整体上“虚”的那一面服务的。也就是说，您并非要还原真实的历史时空，而是要建构一个超越历史语境的独特的文学世界。

徐怀中：是这样的，我的用意正在于此。就整体而论，小说寓意趋向于空幻悠远，采用了泼墨大写意手法。而细节描写，则是尊崇工笔画。蛐蛐儿的两根长须，蝉翼的超薄透明，原生态复制下来，一点不走样。生活细节与具体情节描写的充沛与坚实，便为人物形象塑造的丰满与鲜活奠定了深厚基础，进而从人物各自的生命体验中超拔出来，期望上升到哲理思考的高度。不妨说，这也正是从微观世界到宏观层面，从形而下到形而上的彼此呼应，融合为一个有机整体。有读者反映说，小说虽多有匪夷所思处，却给人感觉上完全是真实的。由于提高到自觉意识上来，《牽风记》许多细节写作，屡屡获得了内心的愉悦和满足感，这在我以往的创作中是很少有的。

傅逸尘：《牵风记》将知识分子形象置于前景，处处凸显文化的力量，体现出强烈的精英底色。汪可逾出身于北平一个颇有名望的书法世家，写字是有润格的，而且很贵。小说中，她的出场本身就是很神奇的。她突然出现在慰问演出的现场，挽救了一场本已经尴尬结束的演出。通过演奏古琴，让那些文化素养较低的群众和官兵听得如醉如痴，甚至入了迷、着了魔。即便中途汽灯故障，演出暂停，观众还能够回家喂奶、喂草，再接着回来继续听。在等待汽灯修复的过程中，齐竞与汪可逾在黑暗的舞台上探讨古琴演奏技法和相关问题，这本身也是一个奇特景观，显露出齐竞这位解放军指挥员不同寻常的精英文化背景。这种情节设置本身是有违日常生活经验和逻辑的，但却将文化的魅力烘托到了极致。尤其是，汪可逾被任命为直属部队文化教员，这个职务的设置本身就富含深意。一位古琴女的横空出现，给这支部队带来了鲜明的深刻变化。您怎么看待战争中的知识分子？这样的人物形象设定是否想要传达一种启蒙的思想和精神？

徐怀中：以往战争文学作品中，将知识分子形象置于前景者确如凤毛麟角。不过要到孙犁小说里去找，肯定不会让你失望的。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孙犁先生的短篇小说《琴和箫》，从正面表现抗日战争中一对农村知识分子夫妇。全篇文字极为简约，平实自然清淡如水，纯属天籁之作，连男女主人公姓甚名谁也给省略去了。写到丈夫在一次阻击战斗中牺牲，总共只花费了四个字：“受伤殒命”，其外未加任何渲染发挥，全不见气壮山河、石破天惊的气慨。可是你静心读下去，逐行逐句都会令你不禁动容。我是满怀对这位前辈作家的敬仰之情，一遍又一遍捧读《琴和箫》的。我无法理解，一些与孙犁先生长久相处的手足战友，竟对他发起了一个口诛笔伐的集团攻势，说他这篇东西写得过于“小资”（小资产阶级感情）了。我不知道，须有怎样高深的思想修养与文字功力，才能把一篇小说写得“大资”起来呢？

傅逸尘：对孙犁先生作品评价严重不足，已经引起许多学者的关注。

徐怀中：“七七事变”以后，大量知识分子如百鸟朝凤，从大后方各地会聚于延安宝塔山及各大战区前线，以自己一腔热血，为服务战争与根据地建设作出了不可或缺的巨大贡献。我在太行山中学读书时，从校长到所有男女教师，大都是北平、上海、南京、重庆来的。我所在的第二野战军总部及各纵队宣传部长，大多是从日本回国的留学生。那时大家常说，没有这些投奔光明而来的艺术家们，开大会挂不上毛主席像，那时无一人能画油画像。解放战争末期，又有大批知识分子加入革命洪流中来，为新中国开国大业准备了雄厚的人才队伍。这种情况令我感触很深，所以对我而言，知识分子的形象在军事文学作品中应该占据一定地位，是自不待言的。

傅逸尘：那个年代里要求写工农兵，您这样的认识和写作怕也还是要顶着很大压力的吧？

徐怀中：是的，我在第一篇小说《地上的长虹》里，刻画了一个知识分子型的团政委、一位年轻的测绘工程师形象。小说发表后立即受到批判，说我贬低了工农出身的连长，丑化了革命军队。好在事态很快平息了下来，并未受到更大冲击。随后发表长篇小说《我们播种爱情》，我又写了曾长期从事地下工作的一位学者型地委书记、一位又红又专的青年农业技术员、一位性格聪慧多愁善感的女畜牧师、一位医科大学毕业但思想掉队的兽医组长。

傅逸尘：这几个人物写得生动鲜活，很有个性，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无独有偶，有研究者称《我们播种爱情》具有一定的史诗特质。

徐怀中：不过，《牵风记》酝酿及写作过程中，主观上我并未刻意要将知识分子形象置于前景地位。我只是在战地生活的彩云流变之间，撷取了几株个体生命的标本，这就是我们刚刚谈到的两男一女，以及有着五百万年“记忆”力的一匹老军马。这四株生命形象的塑造完成几分各不相等，而他们在我心目中并无孰轻孰重，也无高下之别，我甚至不在意区分开来其中哪一株属于人类，哪一株原属于动物。

……

选自《小说评论》2019年5期

作品速览

投奔延安的青年学生汪可逾，路经“夜老虎团”驻地，因一曲古琴《高山流水》，与知识分子出身的团长齐竞相识，成为这位年轻指挥员部下的一名文化教员。汪可逾聪明灵动、冰清玉洁，是美的化身，小说因她牵出了一段段战争岁月的甘苦。团长齐竞文武双全,儒雅健谈，踌躇满志，前程无限。在浪漫激越的战地恋歌即将奏响之际，却发生了难以预料的突发事件，让二人走向凄苦与悲怆。

骑兵通信员曹水儿高大威猛、勇敢果决，为齐竞所看重，也颇受女性青睐。但他时常自我失控，在漫天烽火中上演着一出出 “行军艳遇”，终于酿成了悲剧。

在出生入死的战火中，汪可逾、齐竞、曹水儿等人的命运有着怎样的演变？那匹灵性神奇、善解人意的老军马“滩枣”又该如何功德圆满，死而无憾？

中华文学选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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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学选刊202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