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十五年，是万历的老师张居正去世后的五年，对于万历来说，是结束傀儡皇帝生涯，亲自处理朝政的第五年。准确来说，是从万历十四年（1586年）十一月，万历开始慢慢不上朝了。对臣工宣称说是有“足疾”，刚开始只是偶尔不上朝，后来干脆完全不上朝了，直至万历48年（1620年）去世。
是什么原因呢？
1.国本之争
万历十四年（1586年）二月，首辅申时行上《请册立东宫以重国本疏》，要求立长子朱常洛为皇太子，拉开了长达近30年的波及整个朝廷的国本之争的序幕。
“国本”，就是太子；“争国本”就是万历年间围绕解决立太子的问题发生的一场政治斗争。从万历十四年（1586年）到四十二年（1614年），万历朝围绕确立太子的“争国本”斗争历时近30年。
神宗万历皇帝的王皇后无子，王恭妃生子朱常洛（即后来的明光宗），郑贵妃生子朱常洵，（即后来的福王）。朱常洛年长，按立嫡以长不以贤的礼法原则，朱常洛应该被立为太子。但万历皇帝宠爱郑贵妃，准备立朱常洵为皇太子。
但另一方面，废长立幼又是犯忌的事，不仅是朱元璋立下的规矩，而且直到万历朝10多个皇帝，还没有破例过。万历担心群臣反对。朝臣果然依据有嫡立嫡，无嫡立长的法纲力争。在经历了万历和群臣之间长达15年的拉锯战后，最终以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十月，万历皇帝以立皇长子朱常洛为皇太子而告终。
2.徒劳无益
万历在经历亲政后治理国家，册封太子争国本等一系列事件之后，发现自己只是“供着的牌位，活着的祖宗”，空有一国之君之名，却无一国之君之实。什么也做不了，什么也改变不了。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这艘千疮百孔的破船继续沉沦。
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中写道：
古代中国的政治逻辑是道德替代法制，而文官集团背后坚不可摧的大山就是“道德”。文官集团垄断了圣贤教导的解释权，意味着他们代表着“道德权威”，而这种道德权威恰恰是支撑整个帝国运转的底层密码。
并在《首辅申时行》这章又指出：
他深知我们整个帝国有一个特点：一项政策能否付诸实施，实施后或成或败，全看它与所有文官的共同习惯是否相安无忧，否则理论上的完美，仍不过是空中楼阁。
万历十五年，离明朝灭亡还有57年，此时的明王朝，已经走向了封建王朝的末期。此时的明王朝风雨飘摇，危机四伏。朝内，既得利益集团膨胀到可怕的地步，皇权衰落，政令不通；并且派系林立，党争激烈，万历皇帝为了维持摇摇欲坠的统治，不得不靠打击一派，拉拢一派的帝王术来继续续命；
朝外，地方军阀，地主豪强割据，地方势力尾大不掉。土地兼并严重，财富高度集中。大批农民，小手工业者，失去土地，破产，沦为流民。阶级矛盾突出，社会斗争激烈。农民起义一触即发；
关外，日本的丰臣秀吉正厉兵秣马，磨刀霍霍，正准备将战火烧到鸭绿江边；满洲努尔哈赤的铁骑崛起于东北黑山白水之间，一年后统一了女真各部，一个新生而又强势的游牧民族政权即将挥师南下。
即使他有任何创造的能力，也因他身着龙袍，贵为天子，而无法施展表现。
万历在发动文官集团打倒了架空了他10年之久的张居正之后，终于当上了大明王朝的掌舵人。但是，当家才知柴米油盐贵，这才发现自己寸步难行，很多当初的蓝图，想法注定都是空中楼阁，根本无法实施，自己什么也改变不了。
在经过一系列的挫折之后，万历皇帝愤怒，失望，绝望，最终倦怠，开始用无为来抒发他胸中的闷气，用罢工来表达他的抗议。
“由于成宪的不可更改，一个年轻皇帝没有能把自己创造能力在政治生活中充分使用，他的个性也无从发挥，反而被半信半疑的引导进这乌有之乡，充当了活着的祖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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