庚子鼠年，以一场波及全国人民生命、生活的重大疫情为起始。 这场疫情不仅是疫区患者、医护人员的战场，更是全国人民上下齐心，对抗灾难的磨砺场。

2月12日，由于调整了诊断标准，我国各省、自治区新增病例猛增至15152例（其中湖北临床诊断病例13332例），累计确诊病例达52526例，是当年 “非典”内地确认人数（共计5327例）的近十倍，情况仍然严峻。

但是，截至2月16日24时，全国除湖北外各省、市、自治区确诊病例连续十三日呈下降趋势，局势正逐步转好。

与此同时，形形色色的新闻、评论、流言层出不穷，宛若一个巨大的传播学的社会试验场，各种理论、观点在这场实验中经受着检验。

“健康”与“传播”究竟碰撞出了什么样的火花？而这些火花又在疫情中经受怎样的检验呢？我们一起来回顾几篇关于疾病传染、传播源头及传播后果的学术报告和论文。

一、病毒传染与传播活动

思与评：

周雯娟副教授随我国援非队伍深入非洲生活、考察了很长一段时间，通过她的研究我们不难发现一个道理：疾病，尤其是传染性疾病，其传播与人所处的大环境、小环境及其个体传播活动密切相关。新冠肺炎作为一种呼吸系统的传染疾病，其传播更是与人类的社交活动密不可分。而理论上，限制了人类的社交活动，就极大程度上限制了病毒的传播，也就是所谓的“隔离”措施。然而，现实中还是有人“顶风作案”，在无任何防护措施的情况下参加婚丧嫁娶等聚集性活动，从而造成病毒地聚集性传播。纵然，我们要指出这些人的错误行为，但同时我们也要意识到他们同样是受害者，并且我们更需要知道，他们为什么会这么做？

周雯娟副教授在她的报告中提到了影响疾病传播的几个层次：一是健康大环境下的风险；二是管理主体对疾病风险的管控手段；三是个体的健康行为意识。

在这样的理论背景下我们可以发现，“中国”在部分国家成为了疾病的“标签”，“湖北”“武汉”在很多国人眼中成为了疾病的“标签”。诚然，疾病爆发地的健康大环境会使环境中的个体被感染的可能性大幅增加，但是感染风险并不代表被感染，来自疫情地区更不等于“瘟神”。我们要做的是重视大环境中的健康风险，既不能轻视自身被感染的可能性，更不能为了保护自身而对高感染风险的人施加恶意与敌视！

疫情以来，各地政府的管控手段也受到民众的监督。关于各地政府举措的是非得失，我们在此并不做评价。我们只是尝试回答一个问题，即个体为什么冒着违法犯罪的风险不遵循政府管控？

“诉诸恐惧”和“诉诸情感”是传播中提升传播效果的常见手段，在这次疫情的宣传和管控中，这类话术亦屡见不鲜，如“今天到处串门，明天肺炎上门”“少吃一餐饭，亲情不会淡”等，关于管控的宣传更是以“诉诸恐惧”为主，甚至以法律警告民众。而我们日常中最常见的“诉诸恐惧”的案例就是“吸烟有害健康”，而这也是我们最典型的案例——“吸烟有害健康”并不能完全阻止人吸烟。这是因为吸烟虽然需要面对“损害健康”的恐惧，但是吸烟带来的满足和不吸烟带来的痛苦对某些人来说远比“损害健康”的恐惧更为巨大。

总之，病毒传播与人类的传播活动密切相关。除了要提高民众的健康素养外，我们也要注意从社会大环境与管控手段上合理干预人类的传播活动。而作为个体可以做的是，不歧视，不敌视，善待每一个人。

二、信息需求与传播信源

思与评：

在重大疫情面前，社会对于疫情的信息是极其渴求的，而官方发布的信息无论如何都无法及时回应社会的所有信息需求，于是各种流言、报道、评论层出不穷，一系列疑问就自然而然的生成：我们应该如何获得信息，获得什么信息，以及相信什么信息？

这里需要澄清的是，流言不等于“谣言”并非指假消息，而是指真假未明的消息。在真相未明前，流言及时回应了公众的信息渴求，帮助公众接近真相。所以，真相明晰之前的时间越长，流言传播的空间就越大，并且发布的“真相”越模糊，流言传播的空间也就越大。而究竟是真相还是流言构建了我们对疫情的认知，取决于我们如何获得消息，获得什么消息以及相信了什么消息。

范明献教授的报告指出，在医护人员看来，医疗自媒体、官方媒体的报道较为可信，大众媒体、市场媒体较为不可信。所以，一般而言，《人民日报》《央视新闻》等官媒，“丁香园”等医疗自媒体相较其他信源更为可信。但是，并不是我们以后只从这些媒体获得疫情信息就万事大吉，这些信源也存在着诸多隐患。

一是所有媒体都不是全知全能，媒体了解及发布的真相均有其局限性，而局限甚至错误的“真相”均会影响媒体的公信力，如关于李文亮医生“造谣”事件的反转，关于湖北省是否瞒报病例数的追问，都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官方媒体的公信力。而一旦媒体发布的真相都不再值得充分信任，谣言与阴谋论就会获得十分充足的生存空间。

二是所有媒体都无法做到事无巨细，媒体无法满足受众及其详细的信息需求，尤其是在草木皆兵的社会情绪下，民众渴望了解每一个确诊病例每个时间点到过的每一个地方，从而确认自身的感染风险，但是不管是受限于个人的记忆，媒体的发布能力还是隐私的保护，这些信息都无法及时且详细地呈现。以笔者为例，笔者想了解本市的确诊病例人数及相关情况，甚至要先看“央视新闻”的发布数据，再看省媒提供的信息，最后才能等来市媒的“详情通报”，而所谓“详情”也只有大致的时间线而已。但是，在家庭群中，就会看到来源不明但非常详实的患者行迹记录，甚至患者的身份证号等个人隐私也随着这份记录，在本地社群中疯狂传播。官方媒体，尤其是各市、县融媒体中心，应该及时、详实、准确地公布疫情相关信息，这既是对民众的负责，也是对患者的保护。

官方媒体存在的局限性并非一时半会可以改变，而现实中也确实有很多自媒体回应的自身的关切，并且也看着很有道理，这种情况下，我们还必须以信源为取信的判断标准吗？当然不是，发言者的身份并不能天然论证发言者内容的真实性。判断内容是否可信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即是否有明确的观点，扎实的论证以及自洽的逻辑，当然这对于缺少逻辑训练的人而言还是比较难，如果在没有类似判断能力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做的是，不信谣，不传谣，尽量相信官方媒体，尤其是国家级的官方媒体。

三、耦合效应与传播后果

思与评：

健康是民众密切相关的话题，“新冠”肺炎疫情更是严重影响着国家和民众的生产、生活。我们可以发现，疫情期间的各种新闻、评论讨论远不止疫情本身。某些事件引发了对信息管制制度的思考，某些论文则指向了疫情早期可能存在的失职，“双黄连能够有效抑制新冠病毒”的消息引发了朋友圈对中医药再次的口诛笔伐，“德瑞西韦能够有效治疗新冠肺炎”则再次挑起了网络的意识形态斗争，甚至“山川异域，风月同天”和“武汉加油”都能引发高雅与粗俗，虚伪与坦率的争论，宛若新世纪的“文白之争”……

各类健康相关的信息在社会传播中逐渐出现耦合失调，其内容由医学领域向政治、经济、文化等其他领域溢出，其内容与动机的变异，未必能呈现出真实的社会环境，却能反映出不同观点持有者背后的立场与心态，反映出我们社会深处仍待解决的问题与矛盾。

作为一个普通人，我希望大家能够警惕健康传播引起的耦合失调，警惕隐藏在各种观点之后的意图。而作为一名研究者，我希望大家能够更多地关注、研究、解读本次疫情中的社会现象，人文社科学者的研究虽然不能使患病的民众变得更加健康，但是其成果一定可以使我们的社会变得更加健康！

我们在不同的岗位，不同的地方，共同为了胜利奋斗着！共勉！

[1][2]内容出自2019年12月28日全国首届新闻传播学跨学科研究高峰论坛之“健康传播”主题演讲，略有删改。

[3]引自白寅．基于虚拟社群互动耦合效应的健康信息传播治理策略研究[J]．中国编辑，2019年05期：15-20页。

文稿编辑 | 乔泓瑞

网络编辑 | 周泓 戴斌

内容审核 | 易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