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有一个极为夸张的说法，就是“禁甲不禁兵”，蓄养一定规模的家丁和私兵有时候都没有事情，但是却不能私藏甲胄。

所谓“一甲顶三弩，三甲进地府”，古代一件甲胄可以抵三把弓箭，而私藏甲胄是需要被抄家灭族的。历朝历代的政治制度或许大不相同，但是对于私藏甲胄来说，都是格杀勿论。因为菜刀以及锄具都是百姓必须的用品，家里有这些东西自然是非常正常的，但是若是有了甲胄，不用审判直接就可以就地斩杀。

《唐律疏议》里规定，私自藏有一领甲胄和三张弩机的，就要流放两千里了；私自藏有三领甲胄和五张弩机的，就可以直接判绞刑了。私藏者有罪，私自生产的更是罪加一等。就算捡到的，超过30天内不送官的，也就和私藏者同罪。

”弩一张加二等，甲一领及弩三张流二千里，甲三领及弩五张绞。私造者各加一等。甲，谓皮、铁等。具装与甲同。即得阑遗，过三十日不送官者同私有法。——《唐律疏议》

乾隆帝还曾说过这样一段话：

“近闻民无兵器，不能御侮，贼反得利，良民受其荼毒。今思炮与甲胄两者原非民间宜有，仍照旧严禁。其三眼枪、鸟枪、弓箭刀、枪马匹等项，悉听民间存留，不得禁止。”

简单翻译一下就是：为让百姓们更好的保护自己的人生安全，官府可以允许其私藏三眼枪、鸟枪、弓箭刀、枪马匹等兵器，但是，大炮和甲胄这两样兵器，是绝不允许私藏的。

其实，从这里就可以看出，在古代统治者眼中，百姓私藏甲胄所带来的危害性，比鸟枪、弓箭刀还要大，完全可以和大炮相提并论。

这令许多人无法理解，区区一个甲胄，至于让封建统治者们如此惊慌吗？要知道刀剑是攻击武器，鸟枪更是杀伤性武器，而甲胄只是防御武器，危害性明显要小太多，但为何皇帝们偏偏对甲胄这样严防死守呢？

事实上在古代，甲胄的作用比较“单一”，其存在往往意味着战争。如果私藏甲胄，则代表着造反。

甲胄不同于刀剑等其他装备，虽然其本身并无杀伤力，但其作用却非常大，尤其是在战场上。

所以在战争的过程之中，如果是同等兵力的前提下，哪一方的甲胄数量和质量更高，哪一方就很有可能取得最后的胜利，足以看出甲胄在当时的重要性。

由于盔甲在战场上发挥着巨大作用，所以历朝历代，都将私藏盔甲视为谋反重罪。与之相对，专制王朝并不禁止民间持有弓弩、刀枪甚至火绳枪等武器。因为这些武器可以防身或者打猎，是生活的必需品。而盔甲，只在战场上起作用，平常根本用不到。

也正是因为甲胄的重要性，各个时期的政权为了保持统治的稳定，都会把这种能决定战争胜败的装备牢牢控制在自己手中。

如果说普通的百姓能随便拥有甲胄，那么他们一旦造反，其力量无疑是非常强大的，基于这种原因，历朝历代都禁止民众以任何名义私自收藏甲胄，否则就会有被杀头的危险。

当然，打造一副甲胄价值不菲，一般百姓也用不起。　

甲胄制作之繁杂，打制之耗时费力，非有国家力量则不可及也。古人受制于冶炼落后，民间亦无可能集中资源大规模制甲胄。 如宋代之''步人甲''，计有精铁甲叶一千八百六十余片，生铁经千百次锻打而成精铁，即今日之钢。再用革带麻绳将甲叶叠压串连，编织而成甲胄。又按枪矛、刀盾、弓弩等兵种不同，甲胄形制亦略有不同。计甲重则在40～70斤不等。

所以有能力打造甲胄的往往有资本谋反。就算是某些人家中私藏了一部分甲胄，那么这些人家也必然是在某地区非常有权势的。在古代的民间作坊之中，没有任何一家工匠有能力或者敢帮助他人打造甲胄，民间甲胄的打造场所往往只能是私人锻造机构或者是“借用”国家兵工厂。

如果是自己拥有锻造机构，那么这个人的实力必然不会简单，古代的锻造行业并不是随便哪个人就能做的，尤其是像锻造甲胄这样的工作，不但对材料质量有一定要求，后期的拼接锻造也有特殊的手法，况且一套甲胄所花费的钱财并不是一笔小数目，一般工匠团体根本接不下来，而有能力拉拢精英工匠并且开设高规格锻造工厂的人，必然拥有雄厚的财力和权利。

以上是朝廷以外人员获得甲胄的两种途径，这两种途径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普通的民众根本没有财力和能力去锻造甲胄，能有“希望”打造出甲胄的人要么是地方世族或者军阀，要么是宫中官员或者贵族，这些群体不仅拥有雄厚财力，也拥有不同程度的号召力，其中某些人的资本积累到一定程度以后，很有可能就会有一些谋逆活动出现。

为了尽可能的抹杀这种现象，朝廷对私自拥有甲胄一事是非常警惕的，一旦发现就会立刻进行制裁。

综上所述，古代不允许民间留有甲胄是有一定道理的，毕竟甲胄只能在战争中发挥作用，不然就只能变成一堆废铁。再加上有能力收藏甲胄的人往往有一定的实力，为了防止政权旁落，统治者自然应该小心为上。

说到底，统治者们忌惮的，不是人们私藏的甲胄，而是甲胄背后想要造反的野心，而这是他们绝对不允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