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如果我们随便抓过来一个小学生问：“《西游记》是谁写的啊？”许多小学生都能想都不用想地回答“吴承恩”。但如果我们把时间倒带，倒到清朝，甚至民国1922年前后，你随便问一名读书人，他都会一脸理所当然地告诉你——

“《西游记》？那自然是长春真人所作！”。

（ 清朝版本，能见上书长春真人原本）

长春真人便是历史上著名的全真教真人丘处机。许多人对丘处机的了解都来自于金庸先生的小说及其相关影视作品。在金老的作品中丘处机是郭靖的师傅、“全真七子”之一。郭靖这个形象是完全虚构的，但丘处机在历史上却真有其人，他的真实事迹的传奇性未必逊于小说，而且丘处机确实也参与创作了一部“西游记”。

（丘处机，我们儿时《射雕》里熟悉的角色）

提起丘处机就不得不先提到“全真教”与“王重阳”。

王重阳也是一位真实存在的历史人物，出身于陕西咸阳大魏村。王重阳早年信奉儒学的，也曾参加过几次科考，无奈屡屡名落孙山。后弃家外游，自称于甘河镇得遇异人授以内炼真诀，悟道出家。金大定元年(1161)，王重阳在南时村挖穴墓，取名“活死人墓”，又号“行菆”，自居其中，潜心修持2年。

修持结束后，王重阳便开始出游传道。先后收了马钰、孙不二、谭处端、刘处玄、丘处机、郝大通、王处一为弟子，建立了全真教。这弟子七人对全真教的创教及传播起到重要作用，后世称他们为全真教七真。

王重阳去世后，大弟子马钰成为掌教。丘处机赴饶州龙门山（今宝鸡）隐居潜修七年，创立了自元以后在道教中可以说是一枝独秀的全真龙门派，声望越来越高。在1203年，丘处机成为第五任全真教掌教，终于走到全真教的最前端，成为万众瞩目的对象。

由于全真教信徒日益庞大，在整个北方有着越来越大的影响力。这渐渐引起了各方统治者的注意，想要通过拉拢丘处机来获得民心民意。

1216年，丘处机正在登州，金朝的东平监军王庭玉带着金宣宗的诏书请其至金国新都南京，但被丘处机婉拒，而后南宋也派使者前来，同样也遭到了拒绝。

在动荡变幻的时局里，丘处机显然与这两个政治中心刻意地保持着距离，以免全真教被政治动乱波及。

但当刘仲禄带着成吉思汗“如朕亲行，便宜行事”的金牌，率领20名蒙古士兵前来迎接丘处机赴雪山面见大汗时，时年已经七十二岁高龄的丘处机却答应了，表示愿意前去觐见成吉思汗。

许多人会赞叹丘处机高超的政治眼光，能在那个尘埃未定的时局便选中了了会是将来最终胜者的元朝，有人则乘机鄙薄丘处机野心勃勃、唯利是图、没有爱国情怀。但我看到的只是一个天真勇敢伟大的理想主义者。

那时的他已经是一个走到人生古稀之年的老者啊！在那个交通极其落后的时代，应允那一场远行，他是把自己的生命赌上了。名与利再重要，对于一个已经极尽尊荣的老者来说，哪有剩余的时光重要。但他应允了，因为他多次听说了蒙古人在战争中屠城的残暴。他想通过改变这个民族的王者来减少这种暴行。

欲以言止杀，天真而可贵，又因其历经的无数艰难和最后取得的成功，又显得可畏可敬！

1220年，丘处机跟随刘仲禄出发，带着随行的十八位弟子一路跋涉，穿越高原、雪山、盆地，历时三年，行程35000里终于来到了雪山，即今阿富汗境内的兴都库什山脉。成吉思汗对丘处机礼敬有加，先后与之“论道”三次。丘处机力劝他“清心寡欲”、“敬天爱民”、“好生止杀”。此时的成吉思汗年迈体衰，或许是思念故国，厌倦了战争吧，竟答应了丘处机的请求，传令三军，停止战争，班师回朝。丘处机“以言止杀”这一壮举也因此被东西方世代传唱着。

丘处机西行的见闻后来由弟子李志常整理记录，并编撰成书，书名为《长春真人西游记》 。

这本书记录的是丘处机西行的经历和一路走过的山水景观，和我们所熟悉的《西游记》并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可是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人们却普遍认为是丘处机创作了《西游记》。鼎鼎大名的文言小说家蒲松林就是这一说法的拥护者，在《聊斋志异》中，蒲松龄写过一个齐天大圣的故事，故事中的主人公本来是不信齐天大圣的，他说：“齐天大圣只不过是丘处机的杜撰而已。”这句话说明，当时人普遍接受了《西游记》作者是丘处机。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在看来非常奇怪的观念？我觉得这主要是《长春真人西游记》这书名在特殊的时代背景里惹的祸。

“《西游记》真好看，谁写的？”

“呃……我好像听过长春真人西游记这个说法，就是长春真人写的吧。”

“哦，长春真人，就是鼎鼎大名的全真七子丘处机吧。”

在现代文学革命之前，小说一直在文学中被认为是不入流的作品。写小说也是一种不体面的贱业，所以许多小说的作者并不署名或者以别称代替。

所以其实不止是《西游记》，四大名著和其他许多中国古代小说的作者都成谜。古代的版权也不如现代明晰，一些商家为了牟利本来就喜欢给书籍找个名人的名字冠上，而“长春真人西游记”这个作祟混乱大家的认知的观念实在太现成太方便了。所以清代出版的《西游记》有署名的版本大多写上了“长春真人”。

但《长春真人西游记》除了书名其他内容和《西游记》风马牛不相及，《长春真人西游记》成书于明末元初，而《西游记》是明朝产物，中间隔着一个朝代。这么巨大的差异怎么就没有人看出来呢？

有人看出来的。纪晓岚在他的《阅微草堂笔记》中就有提及《西游记》中的官名有许多是明朝才有的，所以《西游记》但是明朝人伪托“丘处机”之明而作。著名学者钱大昕专门从道藏中抄出《长春真人西游记》，以证明两本书根本不能混为一谈。

淮安籍学人阮葵生则据明朝《淮安府志》的记载，认定作者乃是明朝嘉靖至万历年间的淮安人吴承恩，其后同为淮安籍的学人丁晏又再次重申了这个观点。但在信息传播极为缓慢的古代，这些相对正确的观念的影响力的扩张极为的缓慢。直到晚清才有不少学人在著述中认为吴承恩是《西游记》作者。

上世纪二十年代，鲁迅根据前辈学人的记载和有关文献，在其现代意义上的第一部小说研究著作《中国小说史略》中明确指出《西游记》作者为淮安人吴承恩。几乎与此同时，胡适在1923年第6 期《读书杂志》上，发表了《〈西游记〉考证》的长篇论文，指出“现在《西游记》的作者是一位‘放浪诗酒，复善谐谚’的大文豪”，这个大文豪就是吴承恩，并初步撰写了吴承恩的年谱。

要说明吴承恩是《西游记》作者，除了佐证的资料主要还有三点原因，第一《西游记》成书年代应在嘉靖初年到万历中期，而这正是吴承恩生活和创作的年代；其次，根据《西游记》中大量方言词和人声的使用情况来看，作者应操下江一官话，这与昊承恩的籍贯相符；第三，从《西游记》的基本行文风格看，作者应是知识博杂、性情诙谐的读书人，还应有点心高气傲、郁塞不平的情绪，其身份不会太尊贵，这也正是吴承恩的特征。此后吴承恩是《西游记》作者虽然还存在一些疑点，但已才渐渐成为大家认知的主流。

仅仅因为一个相似的名字，这么一个低级的谬误竟盛行流传了几百年，可见群体思维的惯性和禁锢力度是多么强大。

法国著名心理学家勒庞在其著作《乌合之众》中写道“最能打动群体的都是事件里最新奇的因素”、“假象总比真相更有力量”。相比于淮安某小名气的贡生，人们当然更内心偏向于耳熟能详且一生经历充满神奇色彩的长春真人丘处机，因为后者更符合群体的想象，也更容易被记住和传播。

勒庞一针见血地指出“群体只能接受表面关系，即概念之间只能存在伪相似关系和伪因果关系”，名字的相似和书中的道教色彩，也是群体把《西游记》冠到丘处机名上的一个重要原因。

人的理性就是这么的脆弱。想要对抗这种蒙昧，我们就要像五四的先驱者们一样，保持自己的思想独立，不受权威的压制与群体的裹挟，勇于向那些人们习以为常的观念多问一声为什么。

“大家都说《西游记》是丘处机写的？”

“为什么？”

“大家都说《西游记》是吴承恩写的？”

“为什么？”

那一声“为什么”之后，那些你以为万古不易的历史和观念可能会因你这一声“为什么”而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