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来，爱鸟护鸟就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这种优良传统可追溯至数千年前的三皇五帝时期，那时候，掌管山泽鸟兽的官员为“虞”、“山虞”。

《史记》记载：“舜曰：‘谁能驯予上下草木鸟兽？’皆曰益可，于是以益为朕虞……”

舜帝问文武百官：“谁能掌管草木鸟兽的驯化？”

众人都说大臣“益”可以胜任，于是舜帝任命“益”为虞官，在朱虎、熊罴的辅佐下管理山林川泽，驯化动植物。

西汉辞赋家扬雄在《羽猎赋》一文中称：“昔者禹任益虞而上下和，草木茂。”

说明大禹在位时期，“益”仍在担任虞官，山林川泽治理的非常好。

西周时期沿用虞官制度，春秋战国时改称“虞人”，对山林川泽的管理更加细化，除了虞人，还设置“迹人”官职，迹人专职负责保护野生动物，严禁捕杀雏鸟幼兽，使用毒箭狩猎、掏取鸟卵等行为。

王室贵族的狩猎活动必须服从迹人的命令，非法狂捕滥杀鸟兽行为得到了有效遏制。

春秋时期的诸侯国也有自己的保护野生动物规定，如齐国对山林采取定期封禁或开放的措施。

《管子》记载：“苟山之见荣者，谨封而为禁。有动封山者，罪死而不赦。有犯者，左足入，左足断，右足入，右足断。”

意思是春天到来，山林草木泛青，开始封山，严禁进入。

有胆敢犯禁者，左脚先踏入山林，就斩断左脚，右脚先踏入，就斩断右脚。

秦朝时期，《秦律》中的《田律》严格规定：春二月鸟兽繁殖期，严禁上山砍柴；严禁在泽中割草，烧灰做肥料；严禁采挖刚发芽的植物；严禁使用阻塞河道，设置鸟网、渔网、陷阱捕猎动物。

至夏七月，开始解除封禁。

汉朝时期，出现专门保护鸟类的法令。

《汉书》记载：“夏六月，诏曰：‘前年夏，神爵集雍。今春，五色鸟以万数飞过属县，翱翔而舞，欲集未下。其令三辅毋得以春夏擿巢探卵，弹射飞鸟。具为令！’”

元康三年（公元前63年）夏六月，汉宣帝下诏：前年夏天，瑞鸟神爵大量聚集，今年春天，又出现数以万计的五色鸟飞临京城属县，在空中翱翔飞舞，但是没有落下来，令京畿三辅百姓，不得在春夏之交拆毁鸟巢取卵，严禁以弹弓、石块等射杀飞鸟！

《朝野佥载》记载：唐中宗时期，“安乐公主造百鸟毛裙”，一些贵族以及平民纷纷效仿，造成“山林奇禽异兽，搜山荡谷，扫地无遗”、“江岭奇禽异兽毛羽，采之殆尽”。

唐玄宗即位后，下诏烧毁宫中的奇装异服，严禁国人穿着以鸟兽毛羽装饰的衣物。

文人雅士同时也倡导珍爱鸟类，唐代诗人白居易写诗劝阻人们不要射猎鸟类——“谁道群生性命微，一般骨肉一般皮。劝君莫打枝头鸟，子在巢中望母归！”

宋朝很多皇帝都倡导爱鸟护鸟，建隆二年（公元961年），宋太祖赵匡胤在工部下属设虞部侍郎，掌管山泽、苑囿、草木、薪炭、供顿等事务。

同时下了一道圣旨《禁采捕诏》：严禁在春天“采捕鱼虫，弹射飞鸟”，保护“鸟兽虫鱼”等野生动物的“胎卵”。

同时规定，有司官员每年都要重申发布这条禁令，确保令行禁止。

太平兴国三年（978年），宋太宗赵光义也颁布了一道禁捕诏书：将太祖皇帝的《禁采捕诏》时间“阳春”改为“二月至九月”，严禁民众捕猎鸟兽，“探巢摘卵”。

州县官吏要严格督促在各乡管理事物的差役，主动察访偷猎行为，发现顶风作案、屡教不改者从重处罚。

与此同时，各州县要在偷猎行为易发区域的“要害处”，“于粉壁，揭诏书示之”，张贴朝廷的禁令诏书，加强对民众的宣传教化，促使民众自觉保护鸟兽。

文学家欧阳修奉劝人们不要把鸟类放在笼中，让小鸟在大自然自由自在生存——“百啭千声随意移，山花红紫树高低。 始知锁向金笼听，不及林间自在啼。”

南宋时期，宋高宗赵构继续执行宋初的《禁采捕诏》，后又加以补充，如禁捕青蛙、禁食珍稀鸟兽、禁止以鸟羽兽毛制作衣物及装饰物。

元朝也有一位爱鸟的皇帝——元英宗硕德八剌，至治三年（1323年）四月，元英宗颁布诏书，命“释放笼中鸟”，让鸟类自由繁殖。

元朝还规定，严禁猎捕天鹅、鹰隼等大型鸟类。

明朝弘治年间，明孝宗朱佑樘多次把皇家园林的虎、鹰、猴、鸽等野生动物放生，同时下诏，严禁藩属国进献珍稀的鸟兽。

清朝帝王有玩鹰的习俗，康熙帝在位时期，下旨取消了为皇室贡鹰的制度。

古人为保护鸟类不遗余力，我们今天能够看到鸟兽自由地繁衍生息，生物呈多样化，与古人的努力是分不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