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时刻牵动着国人的心,也给文学界带来新的困惑与思考。日前,作家邵丽在接受专访时说:

对这次疫情,或者类似的灾难,我们的作家要多说人话,有正常人的温度和态度的话。别总是说鬼话,不能企图在灾难里开出花朵来。

她的观点激起了不少共鸣。在公共事件面前,文学人该如何“有所作为”,也与“作家应该以怎样的姿态介入生活”这个话题密切相关。在数年前的创作自述《离现实近一点还是远一点》中,邵丽就曾提及与此有关的“苦恼和诱惑”,并以略萨的一句名言作为回应:“文学是人们为抵抗不幸而发明的最佳武器。”

今天我们把她的这组文字分享给读者。

作者

邵丽

著有长篇小说《我的生活质量》等,小说、散文、诗歌发表于《人民文学》《当代》《十月》《作家》等刊。 短篇小说《明惠的圣诞》获第四届鲁迅文学奖。 现任河南省文联主席、河南省作家协会主席,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委员。

点击链接查看《中华文学选刊》选载邵丽作品:

访谈

作家要说人话,

不能企图在灾难里开出花朵来

口述 | 邵丽

实录 | 陈曦

选自《现代快报读品周刊》微信公众号

腊月二十九,作家邵丽乘上开往北京的高铁,想趁着春节假期躲到北京女儿家中安静写点东西。 女儿去婆婆家团圆了,家里养了两条狗,她说她受命去做狗保姆。 在郑州上高铁时还尚无意识,下高铁时,看到穿防护服的人严阵以待,出站不验票、只测体温,她才意识问题严重。 巧合的是,十七年前她去北京出差,也正赶上披露非典疫情。 邵丽说: “对这次疫情,或者类似的灾难,我们的作家要多说人话,有正常人的温度和态度的话。 别总是说鬼话,不能企图在灾难里开出花朵来。 ”

读品:疫情暴发后,说说您和您所在城市人们的生活状态和精神状况吧。

邵丽:我觉得郑州跟全国大面上的情况差不多,开始还真没怎么当回事儿,年前的一段时间省里会议密集,一直到腊月二十八省里还在开团拜会。那时朋友圈中有人隐讳地发一些穿防护服的图片,大家完全不明就里,无人深究其根由。后来说是武汉有疫情出现,仍然觉得离我们很远。再后来病例数字上来了,中间有一段时间确实很恐慌,因为不清楚真实情况。后来随着信息的披露,心里算是有个底儿,也具备了一定的防护常识,算是走入正轨了。

说起来也很是巧合。SARS爆发的时候我在北京,这次新冠肺炎也是,我正在北京。我是个神经大条的人,反应有点迟钝。腊月二十九从郑州出发的时候还没感觉出紧张气氛,我甚至口罩都没有好好戴,一路上吃饭喝水没有顾虑。到了西客站发现有穿防护服的人严阵以待,出站不再验票,只测体温,有种如临大敌的感觉,才知道疫情是如此严重。但是仍然不知道害怕,朋友去车站接我,我们两家人还一起吃了个饭。

十七年里的两场疫情,好像是一个剧本演了两次,还是那些套路,还是那些话语——真的,几乎连台词都没怎么变。这事儿认真想想,确实让人心惊。

读品:写作了吗?

邵丽:正月初九说要上班,初八就从北京回了郑州,在家隔离了一周,这段时间一直是值守状态吧,虽然没有正式八小时工作制,但因为我是省文联疫情防控领导小组的组长,所以不曾离开文联大楼。

倒真是没有特别恐慌,就是想着趁着春节有个整块时间,抓紧时间写点东西,把欠下的稿债抓紧时间还完。自己感觉还很满意,是一部中篇小说,我个人觉得比我此前的几部反响不错的作品完成度都要好。我在这一个月里写了六万多字。一直想写,就是没有时间,这次竟然在疫情中完成了。

《明惠的圣诞》

邵丽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6-5

读品:作为作家,疫情中您最关注的是什么?

邵丽:信息,准确的信息。这既是发现问题的基础,也是解决问题的基础。舍此谈别的都无济于事。所以每天睡之前最后一件事,或者是醒来第一件事,都是刷手机看信息。我看疫情实时动态,我腊月二十九从郑州出发时,河南才五例确诊病例。正月初二再看,已经激增到三百多例,平均每天新增一百多例。我截图发了个微信朋友圈,河南将近一亿的人口大省,距湖北最近,信阳南阳几个地市,每个县从湖北返乡的经商务工人员都有几万人。河南若是不把控好,后果不堪设想。

读品:有接到采访疫情的工作任务吗?在采访过程中,最让您难忘的是哪些?

邵丽:有啊。说起来还应该感谢约稿和上级下达这个任务,让我有机会写了一篇文章,反响相当大。这篇文章的题目是《2020,让我如何停止对生命的热爱》,《当代作家评论》公众号发布后,一天多时间阅读将近两万人,很多公众号仍在不停地转发。

至于采访疫情,我们是紧靠湖北、全国排名第三的重灾区,几乎百分之九十五的人被控制在家中,交通阻断,去一线采访的半点可能性都没有。电话采访难度太大了,还好我还算是个公众人物,与地市的一些领导干部都是朋友关系,否则几乎摸不到任何真实状况。我打了三四个形势相对严峻的地市领导的电话,只有一个对我坦然作答,为此我特别感激他。别的地市,情况略微复杂,他们都不愿透露实情,唯恐我写出什么不利的状况。现在基层官员很难做,正面宣传都怕,怕谈话被断章取义,怕上级不高兴。说来好笑,我的许多朋友们都怕我,偶尔在一起聚,我在场,他们说话就特别小心,怕我写到作品里。

读品:此前网上一直有河南防控过当的争议。对此您怎么看?

邵丽:河南是湖北的近邻,尤其是信阳、驻马店、南阳等南部几个地市,从武汉返乡过节的各类人员,每个县都有上万人。武汉封城后,还有不少人从湖北下面的地市县自驾车通过各种途径返乡。若不是地方政府一级警戒严防死守,对返乡人员彻查隔离,后果将不堪设想!所以我觉得,宁可过当,也不能不到位,不能拿生命当儿戏,这种试错成本太高了。

读品:这次疫情防控的主要工作需要基层一线人员来做,您曾在下面县市挂职,就您所知,基层情况如何?

邵丽:在河南,十七个地市,每一个地市都在防守——严防死守。基层的同志确实很苦,毕竟我们的严防死守,大部分还是靠人海战术,而不是靠技术手段。武汉距郑州乘高铁不足两个小时,封城前,两省的流动量每天可装满无数列高铁。封城后,通过各种手段、各种方式“逃”回来的故事可以拍一部加长版电影。武汉封城数日后,新冠肺炎感染者骑摩托车与自行车一路跑回来的现象,仍时时在发生。

读品:目前各地新增案例正在减少,形势向好,不过拐点尚未到来。在此次疫情应对中,您觉得需要最反思的是什么?有何建议?

邵丽:其实我在上面说到的文章里已经讲过,那些被疫情夺去生命的病患,那些为抗击疫情而奋不顾身的医生护士,那些为控制疫情蔓延而不舍昼夜奋战在一线的干部群众……所有这些人,我们决不能让他们白白地奉献和牺牲,毕竟就我们个人而言,这次侥幸逃脱了,不会永远可以逃脱。所以,我们要努力推动社会一点点的进步,比如信息公开问题,比如责任政府问题,比如公共卫生事件的管理和社会监督问题。哪怕完全是为了我们自己,我们也要尽个人能力鼔与呼。

读品:面对灾难,作家可以做些什么?文学可以做些什么?

邵丽:作家不同于公共知识分子,不必对所有公共事务指手画脚。但这并不意味着在灾难面前文学无所作为;恰恰相反,我觉得作家也好,文学也好,更应该看见别人看不到的,想到别人想不到的。就以汶川地震为例,让后世明白这次灾难的,可能文学比历史记录发挥的作用更大。当然,文学并不仅仅记录或者反映灾难,还应该有预知灾难的能力。

读品:我们需要怎样的“抗疫文学”?

邵丽:我觉得没有专门的“抗疫文学”,对这次疫情,或者类似的灾难,我们的作家要多说人话,有正常人的温度和态度的话。别总是说鬼话,不能企图在灾难里开出花朵来。

读品:您如何看待灾难写作?

邵丽:其一,灾难文学既要表现灾难,也要表现灾难背面的东西,它既可以是灾难的原因,也可以是灾难带来的后果。其二,文学性不能被灾难所淹没,更不能用文学再制造一次灾难。

读品:请给大家推荐几本书。

邵丽:我最近在看威尔逊写的《论人的本性》,也有人把他翻译成《论人的天性》。此书讨论了人的本性对人类和人类行为的影响,我觉得逻辑性很强,论证清晰有力,很值得一读。

再一个就是任晓雯的《浮生二十一章》。任晓雯是个很另类的作家,像一个高超的雕塑家,三五刀下去,活脱脱出来一个人物。她写这21个人,我觉得可以作为灾难文学的标本,也就是人性在时代和灾难面前的呈现。正像多伦多大学的张军教授所评论的那样:感觉每个短句都像个小棒槌掷地有声,组合起来势大力沉,且信息量惊人,读起来非常过瘾。

《论人的本性》

[美] 爱德华奥斯本威尔逊

新华出版社

2015-9

《浮生二十一章》

任晓雯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19-5

记录

2020,让我如何停止对生命的热爱

文 | 邵丽

选自《当代作家评论》微信公众号

整整做了差不多一个小时的心理准备,我才最终下定决心。真的不知道我该说什么,会说点什么。我首先拨通了一位叫李端的小学教师的电话。后来拨通电话的那位女士,叫刘云仙,身份是农民。我知道她们会哭。我知道我会在她们的哭声里羞愧不已,因为我什么都帮不了她们。我知道不管如何表达,我的电话将会再一次揭开她们尚未结痂的伤口。我听她们哭,听她们叙说。然后我说,你一定要保重,一定!

何其苍白无力的安慰,我连自己都安慰不了。

放下电话,我哭了长达半个小时。年龄大了,感情脆弱得像风中的芦苇,稍有风声就觳觫不已。

是恐惧,也是伤心。

就在前天,我接到上级部门的一个电话,说是领导部署要各地组织一部分基层抗疫一线的短篇报告文学。说真的我登时火起,我说,我们是紧靠湖北、全国排名第三的重灾区,几乎百分之九十五的人被控制在家中,交通阻断,四面楚歌。去一线采访的半点可能性都没有。难道仅靠翻翻朋友圈、靠道听途说的一星半点材料就可以写出报告文学吗?

昨天他们再次电话,恳切地改换了口气,问能不能通过微信和电话采访的方式了解一些基层情况。并且再三告诫,一定要在确保自身安全的情况下。

如此,方让我感觉到一丝安慰。

这很难,电话采访很难。对方无法确定你的真实身份,他们也像我一样,陷身在一波接一波的恐惧中。纵是有朋友引荐,他们也往往不愿意开口。他们有纪律和各种禁忌——你不得不沮丧地承认,到了战役的关键时刻,这几乎是唯一有效的办法。否则,各种传言会改变事实。

得感谢我那些在地市做主要领导的朋友们,感谢他们信任我,否则我将得不到任何有效信息。三门峡市的安伟市长在全国疫情等级区域划分图表出来的第一时间微信转发给我,并且骄傲地发了一个拳头紧握的表情符号:三门峡——河南最棒的城市!他说,增加一例就彻夜不安,情势好转就兴奋异常。所有的地市都是一样的状态,他们就这样严阵以待,对疫情的防控揪心到寝食难安,每天都如临大敌般的警醒着。网上一直有关于河南严防过当的负面消息。可这些段子手知道吗?河南是湖北近邻,一亿多人的人口大省,南部几个地市从武汉返乡回家过节的各类人员,每个县都有数万人。武汉封城后,还有不少人从湖北下面的地市县通过各种途径返乡。若不是地方政府一级警戒严防死守,对返乡人员彻查隔离,后果将是何等的不堪设想!

驻马店是河南省的重灾区,960多万人的大市,湖北返乡人员76000多人,其中武汉市57000多人。这数字不让人触目惊心吗?我曾经在驻马店挂职两年副县长,对这片土地有着深深的惦念。我拨通了指挥长陈星书记的电话,他爽快地回答了我的几个问题。关于一线因公殉职人员情况,“有四名同志累倒在一线岗位上。”他沉痛地说,“基层是防控的最前沿,也是最辛苦最危险的地方,严防死守,人心都是肉长的,心疼他们啊!”河南城市广播媒体联合郑州人民广播电台做了个“黄河说”,河南全部省辖市呼叫武汉,每一个地市都图文并茂向长江呼叫,上了热搜榜,感动了无数人流下热泪。注意,说的是全部的省辖市,可细心的人却发现,喊话者漏掉了驻马店——960多万的大市,疫情重灾区。一时间网友纷纷留言,怎么少了驻马店?驻马店人更是纷纷留言,几乎有些懊恼了。我问陈书记,您对此事件怎么看?他笑了笑说,“看到了。漏就漏吧,都是黄河儿女,不消计较!”驻马店全市确诊病例139人,治愈111人,零死亡,零院内医护人员和其他病患交叉感染。结果最能说明问题。说真的,我本不太喜欢这个严肃到近乎傲慢的地方长官。但他对待疫情的用心、用情、用力,还是让我深深感动了。他再三告诫,不要表扬我们。我们的工作还是存在漏洞的,否则那些不该发生的意外或许可以避免。他的声音低沉、疲惫。白天要下县区看情况,听汇报,晚上要召开电视电话会议分析疫情研究防范对策,每天都要熬到十二点以后。

这就是基层一线干部的真实工作状况。我再拨通了另一个地市指挥长的电话。他正在开会。我发微信询问基层一线值守干部的工作和健康状况。他没有直接回答,只回复了三个流泪的哭脸。他不愿说,我亦不再问。在河南,十七个地市,每一个地市都在防守——严防死守。在一场猝然临之的灾害面前,我们主要还是靠人,而不是靠技术解决问题。武汉距郑州乘高铁不足两个小时,封城前,两省的流动量每天可装满无数列高铁。封城后,通过各种手段、各种方式“逃”回来的故事可以拍一部电影。武汉封城数日后,新冠肺炎感染者骑摩托车与自行车一路跑回来的现象,仍时时在发生。

那个叫李端的小学教师的丈夫叫陈申,是驻马店泌阳县卫生计生监督所的工作人员。1980年12月出生,未满四十岁,农历正月十六倒在工作岗位上。李端说,他懂电脑,负责收集统计各种情况和数据。从初一到十五,他只回家了一趟。开始在卡点值班,后来又主动请缨到隔离点当防护员。正月十五晚上和妻子最后一次通话,9岁的女儿在电话中嘱咐爸爸,你要小心别被传染了。他高兴地对妻子说,我家闺女长大了,知道操爸爸的心了。谁能想到,这竟成为他对亲人最后的遗言。第二天早晨八点多,李端照例拨打丈夫的平安电话,一直无人接听。一个小时后,单位一男二女三位同志来家里敲门。李端说,是陈申发烧隔离了吗?单位的同志说,没事,你和我们一起去一趟,看看他吧!李端心里做着最坏的打算,怕就是像电视上那样,让隔着玻璃和丈夫打个照面,话都没法说。车子开到中医院,却不让她下来,说人还在急救。二十分钟后,两个女同志才扶她下车进去。她看到的,是已经被白布罩得严严实实的丈夫。他没有被感染,死于劳累过度触发的心梗。她如何能不悲呼?这个文弱的女子,奋力挣脱陪伴她的人,一下子扑倒在丈夫身上,哭得肝胆俱碎。晚来的女儿看爸爸躺在那里,便附身在爸爸的胸口说,我爸的心脏可有劲,跳起来总是嘣嘣嘣的,现在咋没音了呢?单位让李端暂时不要给陈申的父母打电话,他是家里的独子,怕父母听到了再出意外。李端说,不让告诉他爸妈,好好的一个人没了,我怎么做得了主?最后领导让她带着医生护士一起去了陈申家里。陈申的父母听到这个消息的惨状,李端哽咽了半天,伤心得不能详述。

李端说,我一直到今天都还觉得我是在看电视剧,我看到的是不是别人家的故事?她在电话那头哭,我在电话这边泪流满面。我知道,她现在还处于心理应激反应期,被突然而至的打击撞懵了。等她清醒过来,会有一波一波更大的痛苦加倍地袭击她。

刘云仙,一个普通的农村妇女。接通我的电话,她从头哭到尾。像发烧似的,我颤抖着,努力克制自己的情绪,否则我会和她一起哭到无法开口。陶红涛是她的丈夫,驻马店高新区古城办事处五桂桥居委会的干部。他从年初二开始值班,每天要忙到夜里十二点以后。农历正月二十二,陶红涛中午返家,他说今天特别累,浑身不舒服,想趁中午换班回来睡会儿。这让妻子很意外,刘云仙说,你别睡,好歹吃点东西。她匆忙给丈夫下了一碗面条。陶洪涛面条没吃完就去睡了,临睡前安排妻子,两点半喊醒我,不要误了值班。还不到两点半刘云仙就去喊他,他脾气不好,喊得晚了怕他生气。她哪里会想到,她再也唤不醒这个睡着的人了。陶红涛1979年春天出生,2020年春天到来的时候,死于心梗。刘云仙说,我最安慰的,就是最后给他做了一碗面条,否则他就得空着肚子上路了。陶家两兄弟,哥哥病故,父母跟前就剩下这一个儿子,白发人要两次送走黑发人。刘云仙是个农民,没有工资收入。两个儿子还在上学,大的18岁,小的才13岁。她说,陶红涛走了,家里的天都塌了。

面对她们,我第一次觉得自己是个何其无用的人,我没有任何办法安慰她们以缓解她们的悲伤,也没有任何能力伸出援手拉她们一把。我告诉她们,相信政府,政府和社会不会忘记英雄,不会让英雄的家人流血再流泪——除了这些毫无温度的话语,我还能说些什么呢?

李文亮走了,全中国都在哭泣;导演常凯一家人病逝了,无数的人为他们点燃蜡烛……陈申死了,陶红涛也死了,还有许许多多这样平凡的人,就这样默默的没了。除了熟悉他们的人,几乎没人知道他们的名字。我看到胡锡进转发的博主阿部部的微博:“我不想看到一线抗疫人员流汗还流泪,他们已经做了很多,付出了很多了,他们也是别人家的孩子……”

“他们也是别人家的孩子”,这句话足足打动了我,让我的泪水一次一次地充盈眼眶。是的,如果我们在很多事情上能够看到“别人家的孩子“,就会有足够的敬畏改变我们的想法和做法。欢呼战争的时候,我们要看到别人家的孩子;冲到火灾现场的时候,我们要看到别人家的孩子!

对于陈申、陶红涛们,我不想赞美他们的荣光,更不想将他们贴上英雄的标签而丢失常人应有的欢乐和幸福。他们是普通父母的儿子,普通女人的丈夫,普通孩子的父亲母亲。他们的亲人只想他们平平常常地活着,不想让他们的名字永远印在疫情资料里被更多的人记住。他们希望上天把儿子、丈夫、父亲还回来,他们要他欢笑、发脾气、贪玩贪吃贪睡、犯各种各样普通人的错误……但一切都在此时此刻戛然而止,他们走得无知无觉,他们只是因公殉职者,甚至称不上英雄。

就在前几天,我写了一篇文章《无以言说的恐惧》,这篇文章被《当代作家评论》公众号推出后,又被好几家报刊转载。我不期望产生什么影响,仅只是两次遭遇大疫的个人,对当下和未来的一点浅薄的思考。就在今天,又有一位作者在朋友圈呼吁,我们作家要写一写多难兴邦,写一写苦难辉煌。我在上一篇的文章里谈到,多难兴邦是一个很能鼓励士气的正能量口号,也是我们民族屡仆屡起的精神支点。但我们不能以此大而化之,要看到大难之中那些默默牺牲的受难者,要看到“别人家的孩子”,并与他们同此凉热,否则就是对生命的藐视。我们也必须从灾难里悟出点什么,得到点什么,改进点什么,否则我们所有的牺牲都会变得没有任何意义。

遭遇大疫是我们的不幸。毋庸置疑,百折不挠、愈挫愈勇的中华民族迅速战胜疫情也是指日可待。但我想说的是,在灾难和胜利之间,我们的作家将置身何处?我们会将思想的标记,刻在哪个等高线上?

铁凝主席说过:“文学将总是与人类的困境同行。也因此,文学才有可能彰显出独属于自己的价值魅力。”我写下这些,是想我们活着的人,需要思考些什么并做些什么。面对那些被疫情夺去生命的病患、那些为抗击疫情而奋不顾身的医生护士、那些为控制疫情蔓延而不舍昼夜奋战在一线的干部群众……所有这些人,我们无法任由他们白白的奉献和牺牲,我们也不会永远侥幸逃离灾难。惟其如此,我们只有这样设想:我们要努力推动社会一点点的进步,哪怕完全是为了我们自身。

2020年2月22日

自述

离现实近一点还是远一点

文 | 邵丽

选自 《 文艺报》2012年7月25日

从某种意义上说,一部真正的小说是由作者和读者共同完成的,这是小说与故事的本质区别。 高品质的文学作品,既取决于作者的创作能力,也取决于读者的再创作能力。 有很多文学作品都是在面世数十年之后,才被读者阅读出来的——《红楼梦》是,《佩德罗·巴拉莫》也是。 当然,我这样讲只是为了强调作者与读者的互动性,并不是为了减低或者推卸小说家的责任和使命感。

责任和使命感是个非常宏大的词语,它曾经是作家的历史包袱(也许现在仍然是)。 当然,我们的包袱不仅在此。 我们的苦恼在于,在现实的语境之中,小说家是不能完全从艺术或者技术的角度放任自己的,因为不管是出于道德或者政治原因,正如略萨所言,有很多机构和个人“都对小说表示了同样的不信任”。 这导致了在大多数国家,小说以及小说家都是受限的——虽然受限的原因并不一样。 这令小说家的工作充满了冒险精神,然而也正是这一点,才又令人非常着迷。

其实这又涉及到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也就是作家与现实生活的关系问题。 离生活太近,作家往往会成为现实生活的代言人,这样就会削弱作品的文学意趣; 离生活太远,也就意味着抛弃了作家的社会责任感,让写作成为纯粹的白日梦。 这里面还包含着另外一个问题,那就是作家应该以怎样的姿态介入生活? 这个问题是一个争论不休而又永远无解的问题,因为作家就是“这样”介入生活的,他的使命感推动着他义无反顾地试水——我的意思是说,方法并不是一部作品生命力的终极标准,尽管它特别重要。

一个时期以来,我一直尝试用各种文体写作,尝试着离真实的生活远一点,更深地潜下去,不暴露作者的面目和思想。 但我觉得我做不到,至少不能完全做到。 我们这一代人还不能完全脱离“弥赛亚”情结,同时我还一直深信略萨说过的另外一句话: “文学是人们为抵抗不幸而发明的最佳武器。 ”但是,在现代化越来越显示出它的强大的审美趋同的社会环境之下,一个作家并不比任何一个社会个体更有能耐,谁能逃离自己的“文化模板”恣意独舞呢? 但是,我还是努力让自己在荆棘里发现花朵,在焦虑中去寻找安详。 对美和善、对价值和尊严不折不挠地探寻和讴歌,已经成为我的生命密码,不抛弃,不放弃。

最近,我还在一次有关工业化和小说关系的研讨会上,谈到了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工业化是不可避免的,用盲目的迷信和热情去抵御现代化洪流,那是不自量力。 如果故意装作视而不见,那是逃避。 问题的关键是,如果我们无路可逃,正视问题就是一种担当。 在这个方面,在亚洲我们有榜样可学,前有日本,后有印度。 面对不同的问题能找出不同的解决方法,既是文学,也是哲学。

其实我这些年的很多作品,都面临着很多的苦恼和诱惑。 在《人民政府爱人民》这篇作品里,我想说明这样一个简单的道理: 政府为了维护国家稳定设置的信访平台,有时可能成了一面凸透镜,让两边的信息(政府和人民)都多少会失真。 在政府这边是吃力不讨好,或者是好心办坏事。 它越是讨好老百姓,把老百姓的事情都揣在自己怀里,越是让人民不满意。 《村北的王庭柱》是一篇我倾注了很多心血的作品。 王庭柱这样的人物,在现实生活中并不鲜见,但是你真正把他指认出来又非常困难。 一方面“他”是一个庞大而又来历不明的群体,他的作为和话语只是偶尔地、一鳞半爪地被你捕捉到。 另外,你不能轻易指责中国老百姓的活命哲学,好像他们的生活根本没有尊严。 其实,对于中国的很多老百姓来说,没有尊严就是他最大的尊严,或者换句话说,忘记尊严才是他们维护尊严的惟一选择。 这听起来有点悲壮,可是他们就生活在这样的文化氛围里,他的首要任务是活命,而不是活得更好。 《老革命周春江》虽然写的也是上访,但那不是它的主题。 我想说明的是干群关系的另一个硬结: 鱼与水的疏离问题——从相濡以沫到相忘于江湖。 这里面既包含着党和政府如何放低身段,重新定位与人民群众的关系,也包含着怎样正确对待历史的问题。 这样的写作其实让我犹豫良久,它已经远远地超出了故事本身,变成了另外一个故事——那个故事很可能会穿越,可能会有越来越清晰的模样,并具有不断繁殖的力量。 《挂职笔记》虽然写的是身边的琐事,但却是一篇真正的官场小说。 我曾经在《我的生活质量》的创作谈中说过,中国的官场不是一个独立的“场”,它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既没有那么惊心动魄的戏剧性,更没有步步为营的玄机,它已经非常家常了,惟有如此,它才更可怕。 当然,关于《刘万福案件》,已经有了很多的话题。 刘万福的故事不是现在有,它过去就有,将来还会有。 在制度文明和法治社会真正建立之前,我们还会遇到千千万万个刘万福。

从作家的内部环境来讲,新技术的不断涌现,我们与外部世界的联系的日益加深,都深深地影响着我们的写作。 从作家的外部环境来讲,市场经济在不断更新价值观的同时,也逼着我们走向市场。 我们的作品需要走出各种“圈子”,接受市场的无情考验,而且这根本就不是我们愿不愿意的事情,因为,市场就在那里。

本期微信编辑:秦雪莹

图片来自网络

中华文学选刊

人民文学出版社主办

1993年创刊

跨越文体、类型、媒介、代际、地域的综合性文学选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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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学选刊》

2020年第2期目录 预告

聚焦| Focus

李 洱、舒晋瑜

知言行三者统一,是我的一个期许(访谈)

选自《小说评论》2020年第1期

阎晶明  塔楼小说——关于李洱《应物兄》的读解

选自《扬子江评论》2019年第5期

实力| Main Current

莫 言一斗阁笔记六则(短篇小说)

选自《上海文学》2020年第1期

王 松别字(中篇小说)

选自《收获》2019年第6期

李凤群路(短篇小说)

选自《安徽文学》2019年第12期

刘荣书一百零一夜(中篇小说)

选自《湘江文艺》2020年第1期

辽 京新婚之夜(短篇小说)

选自《新婚之夜》

杨知寒大寺终年无雪(短篇小说)

选自《山花》2020年第1期

锋锐| New Wave

坚列星安陈

选自《雨花》2019年第12期

索南才让追击·德州商店(短篇小说)

选自《作品》2019年第11期

胡 月茉莉(短篇小说)

选自《青年作家》2019年第12期

非虚构| Non-fiction

“山河与故人”小辑

鲍尔吉·原野火和火不一样

选自《草原》2019年第10期

漆永祥我的太爷老师

选自《五更盘道》

韩浩月他是世间一枚笨拙的陀螺

选自《世间的陀螺》

唐 棣失物集一束

选自《失物集》

陈思呈私城记三题

选自《私城记》

读大家| Reading Classics

阿 舍托尔斯泰的胡子

选自《托尔斯泰的胡子》

书架|Book Shelf

童伟格叫魂

选自《王考》

丛治辰童伟格:时间的流民与无伤之书写(评论)

选自《世界两侧:想象与真实》

艺见|On Arts

梁 鸿“塑造”乳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