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谁都不争，和谁争我都不屑；我爱大自然，其次就是艺术；我双手烤着生命之火取暖；火萎了，我也准备走了。——[英]兰德（杨绛 译）

杨绛先生最喜欢兰德的这句话，她一生致力于做学问，与丈夫钱钟书夫唱妇随，全力支持丈夫事业的同时，教育女儿，做家务，翻译作品，码字，生活充实而丰富。她的悼念丈夫和女儿圆圆的作品《我们仨》，尤其令人泪目。

杨绛说：“我这一生并不空虚，我活得很充实，也很有意思，因为有我们仨。”

在她100岁生日的时候，她写下了这样的感言：我得洗净这一百年沾染的污秽回家。我心静如水，我该平和地迎接每一天，准备回家。

杨绛住在三里河的家里之前，曾经在北京干面胡同的社科院宿舍住过。就是在那里，“和谁都不争，和谁争我都不屑”的杨绛、钱钟书夫妇与他的同事濮良沛、赵翔凤夫妇干了一架。此事，杨绛写成了一篇《从“掺沙子”到“流亡”》，发表在《南方周末》上，文章开头如下：

打人，踹人，以至咬人，都是不光彩的事，都是我们绝不愿意做的事，而我们都做了——我们做了不愿回味的事。

时间是1973年12月2日，钱钟书、杨绛夫妻已经60多岁，本来住在四间房子里，但是因为种种原因不得分出两间给濮良沛、赵翔凤夫妇居住。为了争得这两间房，后者可是煞费苦心。

在两家公用厨房，卫生间的过程中，不方便的同时，更多是钱钟书夫妻在“远亲不如近邻”思想下的忍让与帮助。比如帮他们把他家孩子的摇篮搬家里去，帮他们生煤炉子的火。在他们家只有阿姨带孩子的时候，给予他们帮助。

但是，年轻的濮良沛、赵翔凤夫妇从来没有说过感谢的话，而且，在钱媛的丈夫含冤去世后，他们的邻居夫妻还冷嘲热讽，更瞧不起杨绛夫妻是“革命群众”对立面的“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的身份。

矛盾在杨绛一家的隐忍中，慢慢爆发了。在一次钱媛请了一个小时工洗衣服时，结果他们的邻居也要洗衣服，而且要他们先洗。钱媛自然不同意，说人是她请来的。结果邻居女人就在钱媛的脸上“啪”地来了一巴掌。

听见动静，杨绛出来了，与女人厮打在了一起。钱媛一看不好，拉不开架，抽身去喊居委会主任了。而女人的丈夫也加入了进来，杨绛感觉自己被提起来，又被摔下去，反复几次。

对一个六十多岁的老人，比她年轻二十多岁的夫妻俩，一起上，如此下狠手，真是过了。而慌乱中，杨绛咬了女人的手指。

我给跌摔得晕头晕脑，自知力弱不胜，就捉住嘴边的一个指头，按入口内，咬一口，然后知道那东西相当硬，我咬不动就松口放走了。我记不清自己给跌摔了多少次。

此时，在屋里的钱钟书听到了动静，看到两人对自己挚爱的夫人动手，随手抄起一个厚木板，朝男人的头劈下去。男人躲闪迅速，板子拍在了男人的胳膊上。杨绛说，那一下子如果拍在头上，后果不堪设想。

男人也抄家伙，杨绛也摸到了一支细藤手杖，随即被女子劈手夺去。杨绛夫妻赶紧回屋，锁门，任凭他们怎么叫骂也不开门。而他们手中的木棒已经被他们在大门的过程中劈成两半。

眼看，杨绛夫妻要吃亏，钱媛带着居委会主任来到，经过调解，事情暂时结束。但是，感觉吃亏的女人和丈夫扬言要报复。

杨绛、钱钟书夫妻只好躲在屋子里不出来，后来感觉这样躲着不是事。于是找了个没人的时候，锁上门，一家来了个胜利大逃亡，去了钱媛北师大的单间宿舍。

这一逃亡就是三年，直到他们搬到新居——三里河的家。对于与人打架一事，杨绛夫妻是三缄其口，谁都不愿意提起。

锺书不愿再提的事，我始终没有向他再提过，可是从“掺沙子”到流亡的那番往事，毕竟是我一生难忘的亲身经历，也是应该让大家知道的一段历史。别人的传说，都不详、不尽、不实。我应该在自己有生之年，把这段往事公之于众，我说的话可有我负责。

对于写出《围城》的钱钟书文学大师来说，他觉得与人打架是非常掉架子的事情。尤其是在60多岁的“高龄”。但是情非得已，自己“最贤的妻，最才的女”被人推倒在地摔打欺负，再冷静的人，也会血往上涌，平静不下来。

况且是杨绛、钱钟书这样的伉俪情深的夫妻呢？在钱钟书的眼里，杨绛无所不能，是他的港湾。她能操持各种家务，会修理他弄坏的家什。她包揽一切事物，只为让他专心创作。她宠着他和钱媛，任由他和钱媛胡闹。

她是他的妻，更是他的天。天被欺负了，天要塌了，他能不急吗？钱钟书为了杨绛与人打架，不丢人。在他钱钟书的眼里，杨绛是最重要的。

况且，这次打架，谁对谁错，一看就明白。您说呢？

参考文献：《从“掺沙子”到“流亡”》

（文/历史漫谈君 一江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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