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选自宋念申的《发现东亚》第四章第四节，原题目为：“中华”失焦的“ 天下”

16世纪末到17世纪，由万历朝鲜战争和满洲崛起带来的区域震荡，在权力政治和意识形态两方面，开启了东亚地缘新格局。当代东亚，包括其中作为主权国家的中国、日本、朝韩，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这一格局。如果说这算是东亚世界早期现代的某种起点，那么它和过去最大的断裂，大概可以表述为：以明代中原为“中华”的那个“天下”畸变了，新的世界秩序沿用、改造了“天下”机制并大大扩充；在多元秩序中，“中华”已经不再是唯一的参照系和中心了。

认识东亚早期现代秩序，有两个维度应同时关注，一是“中华”意识形态的去中心化，一是“天下”格局的维持和重塑。两个趋势看似相反，却又相辅相成。

至少在明代，中原和“中华”基本是一体的。明王朝在多数时候代表理学道统，区域秩序的核心。明亡清兴后，这种一致性难以为继。当然，中原士人仍要努力捍卫道统，即使剃发易服，也要回到儒学典籍中，以考据穷理为途径，探寻道统的正源。而面对汉人士人，满洲新政权虽自命为明朝继承者，并极力维护宋明理学的权威，但它更强调自己是以德来承载天命，刻意超越那个与“夷狄”相对的“中华”，这点后来亦逐渐为大部分士人接受。对蒙古、西藏而言，中原不再是“中华”的中原，而统合进大汗国家的疆域，对大清的认同亦在此基础上逐步强化。而周边的朝鲜、日本、越南的儒林社会，则皆以“小中华”自居，出于各种需要（特别是内政需要），宣称中原不再是“中华”的合法代表了。

换句话说，新的“天下”和“中华”分离了。“天下”作为一个多元化的帝国和世界秩序，不再需要明朝意义上的“中华”作为意识形态的核心。边疆和周边各个政治体可以用自己理解的方式，参与到这个“天下”中。尽管儒家世界（中原、日本、朝鲜、越南）的士人还时不时采用“中华”话语，但这个“中华”的实体为何，却是各自表述的。

如果按照费正清（JohnKingFairbank）的说法，“中华中心主义”（Sinocentrism）是传统东亚秩序的主要特质。那么至少在17世纪，这一特质已经根本改变了。

但另一方面，各自表述下的多元，又并不影响对新的天下秩序的认可。这是由区域内政治、军事、经济、意识形态各种交错的权力关系决定的。此区域秩序，大概可概括为一个“中华”失焦的“天下”。

很长一段时间，我们从中原视角出发理解清朝，强调清如何运用国家管治术，来整合帝国和周边：比如用理学治理中原，用藏传佛教统合蒙古，以朝贡制度规范朝鲜、越南、琉球等。但这套以帝国为中心的、自上而下的单向叙述模式，到了民族主义时代，必然遭到反弹，催生一个相反的叙述线索。就是这些“被统治”或者“边缘”的族群，作为当代国家或民族，如何在反抗“清（中国）帝国主义”压迫的过程中过渡到现代。这套突出自身主体性的叙述逻辑，在今天蒙古、越南、朝鲜半岛（甚至一度在中国国内）都很盛行。当代学者受新文化史转向的影响，很多也主张从周边来消解宏大叙事，批判大一统逻辑。应该说，转换视角、解构过于单一的大一统叙述，是有价值的。但如果仅仅是为反而反，一味强调矛盾、冲突和对抗，这仍然是把多元的历史简化割裂了，没有摆脱线性逻辑。

这里有一个重要的维度被忽略掉了。那就是：清帝国和东亚天下的构建，不仅仅靠满人或者是汉人精英自上而下的努力。一个如此庞大的多族群复合帝国，以及多边的区域秩序，其维系和巩固，必然靠其中所有重要族群和政治单元的互动。如果缺少在冲突中又相互依赖的机制，多元帝国及其区域秩序不可能构建起来。这和周边政治体自身的主体意识提高并不矛盾。就像前文曾设问：既然朝鲜君臣对清有极大的仇视，那为什么清与朝鲜关系却成为整个宗藩体制中最稳固的双边关系？自下而上、由边缘出发的逻辑，不只有对抗一种，也要看到：这些后来独立的政治体，正是从自身需要出发，依靠此秩序建立新关系，从中谋取相应的利益。它们对清帝国主导下的区域秩序，起到了重要的塑成、发展和维系作用。

有清一代延续近三个世纪，很多方面达到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高峰，如果仅仅是单边高压，或者是一些国外学者说的“殖民主义”“文化扩张主义”或“帝国主义”，其解释力恐怕很有限。需要强调，指出帝国的内外组成部分对区域秩序的认同和参与，并不是要回到大一统视角。恰恰相反，自下而上的秩序塑造是在多边交往中形成的，而且也是动态的。各个主体对这个过程的认知一定是不统一、不一致的。比如蒙藏对清政权的阐释，各朝贡国对宗藩秩序的理解，必然和清朝官方所塑造的图景不一样（甚至清廷官方表述，在不同语言文本中也不完全一致）。肯定各自的主体性，让我们看到东亚区域秩序的灵活一面，它吸纳了不同的政治话语和实践。

民族主义的线性叙事，不论是汉民族主义或是别的民族主义，都取消了历史的多元互动。受其影响，历史研究很容易成为当代政治的敏感点，造成涉边疆、民族、外交等话题的研究遇到很多限制和困难。对此，我们应当坚持文化自信，要认识到开放、包容的学术研讨，最终会带来更丰富的视野和成果。

总之，17世纪的东亚，“中华”参照系模糊了，但“天下”秩序还在，并不断纳入新内容。“天道”“天命”这些不但受儒学世界崇奉，也受内陆草原世界信仰的观念，统合了东亚区域。在和域外交往中，“中国”作为多族群单一国家的身份逐渐清晰，不但首先以平等条约方式划清了与俄罗斯的边界，而且以宗藩原则和朝鲜、越南等定界。区域内国家的主体意识也都相应强化。区域秩序中，还加入了条约、对外贸易等外在于传统宗藩礼制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