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天我二十一岁，在我一生的黄金时代。我有好多奢望。我想爱，想吃，还想在一瞬间变成天上半明半暗的云。后来我才知道，生活就是个缓慢受锤的过程，人一天天老下去，奢望也一天天消失，最后变得像挨了锤的牛一样。可是我过二十一岁生日时没有预见到这一点。我觉得自己会永远生猛下去，什么也锤不了我。” 王小波《黄金时代》

最近接受了广州一个媒体的采访，他们想写“校媒”这一主题，找到了我。

大学时代机缘巧合做过一个学生独立杂志的主编，出了一期纸质杂志。那时候我或是王小波口中一头生猛的牛——我有无限的欲望，对食物，对知识，对身体。

它们每一个都以其“无边界”的混沌和重量压住我，伴随而来更深远的沉寂和黑暗。我失去了对于“食物”的掌控，好似《千与千寻》中沉溺食欲的父母，不停进食，因为我不知道如何停下，不知道这些欲望从何而来，我带着自毁的弃绝顺从它们。我本身的无知和对世界的困惑让我询问出一千个“无解”的虚空大问，人从何来，向往何方，如何往……因为它们巨大得接近虚无，我能触到的只是边角，更无法名状的边角——为什么？一切是为什么？四处叩问无果。对身体的欲望则更多离不开性别的绑缚，求而不得的“完美身体”——肌肤、平坦小腹、修长小腿……你是胖的，丑的，错的。

那时候很痛苦，却又有无尽的力量去抵抗痛苦。我写得很多，问得很多，做得也不少。我从没害怕暴露自己，只害怕暴露得不够，不足以“发现”自己。

那时候做的一期杂志是我的一种抵抗。那一期我命名作“大学态度指南”，名为“指南”，实则不过是一堆“发问”和存在的“呈现”。围绕整本杂志的基础问题是——“大学四年，走向何方？” 里面采访了女性主义者艾晓明老师，劳工问题行动主义者祥子，奇葩女王马薇薇，中大LGBTQ彩虹小组……媒体人石扉客为我们作序，赞赏当时我们“敢于发声”的青年气息。

于我自己而言，那只是些明晃晃的困惑——关于性别，关于身体，关于社会正义，关于自我价值实现，关于正常/反常……也正如我当时在前言中说到——我只是想要做一件小事，不论别人在乎与否，是我自己忍不住、必须做的一件小事。

那之后，我意识到自己词语的匮乏，并不希望停留于表面，想要深入肌理去探看，想要从传播者/传媒转到表达者/作者。幸运地，我去到了加州伯克利大学，第一次感受到求知的快乐，接触到了一种“思考方式”，打开了新的一扇窗。

然而，真正开始到美国读研究生的时候，一切似乎急转直下——最开始的新鲜感退去了，知晓越多，迷惑越多。到底怎么呈现？怎么表达？为什么？到底该不该发声？发出怎样的声音？如果只有这样一个稚嫩的声音，那还要不要发出来？

我只是不断苛责自己智识的匮乏，在愤怒与失落中打转。

硕士毕业，回国半年，倒给了我新的价值标尺，让我重新审视自己和生活，重回学术。

我那样用力地抵抗过，那样愤怒地冲撞过，那样不顾一切地逃脱过，我还是重新选择了孤独、思考和表达。

记者的一堆问题把我拉回到大学时代，让我重新面对自己那时候虚掷于空中的理想主义，让我回想那些充满巧合的事情一件件，让我感叹那时候的生猛——并不在乎什么无知或激进，并不在乎什么得体或狭隘，只是因为有那样一股年轻的冲动，了解世界、撞击世界的冲动，就那样四处奔跑着，询问着——我们该去向何方？

那时候，我不过19、20岁，没读过几本书，竟胆敢做出一本杂志。我不停地回忆起自己曾经的幼稚无知，又不停感叹当初的那股天真力量。

四年过去了，我已经24岁，我不再那么无知，却还是一样无知；我不再那样无畏，却还是无畏；我依然有数不清的欲望，却更加懂得了克制、转移——对于该去向何方这一问题，现在也有了一个实际可行的方法——思考。不再是漫天发问的思考，而是选取一个特定角度，以专业为轴的思考。

最后，借助王小波先生的句子，调整一下——

那一年我二十岁，在我一生的金黄时代。我有好多奢望。我想爱，想吃，还想在一瞬间变成天上半明半暗的云。后来我被锤了，没锤死，又站起来。我才知道，生活就是一个不断受锤，不断站起来的过程，人一天天老下去，腿脚也会越来越不利索，慢慢的，或许就站不起来了。所以，现在，我一定要站起来，不论怎么被锤，都要站起来。我不会永远生猛下去，但我会生猛到不可以为止。

-D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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