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 语

随着世界整体体育水平的快速提升及高新技术在体育领域的应用，如何提高运动能力和技术水平受到众多运动员们的高度关注和重视，其中，服用兴奋剂成为快速提升成绩的“捷径”。从众多的历史案例来看，无论反兴奋剂法规和政策如何严格，也无论是优秀运动员还是一般运动员，其中，不少的运动员都会挺而走险——选择服用兴奋剂。为什么会这样？到底是什么因素在起作用？这是一个值得好好探讨的课题。

作者：Music K.

编译：清华大学体育产业发展研究中心付群

如欲阅读原文，全文见于：

Music K. The Undesirable Consequences of Doping Regulations: Why Stricter Efforts Might Strengthen Doping Incentives[J]. Journal of Sports Economics, 2019.

研究背景

体育职业化的快速发展，带来了收入水平的快速增长，同时也增加了体育竞赛中作弊的动机。在这种情况下，要求对体育竞赛中的作弊行为进行严格控制的呼声越来越强。运动员作为公众人物和精神榜样，如果被发现有这种违法行为，体育迷和观众可能对其就会失去兴趣。反兴奋剂管制的支持者也经常为运动员服用兴奋剂进行开脱：他们认为运动员不知道兴奋剂对健康的影响，或者竞争太激烈，以至于他们选择忽略兴奋剂。另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个人利益最大化激励运动员为了获得竞争优势而服用兴奋剂。在大多数国家，兴奋剂管制由国家反兴奋剂机构负责。在几起备受瞩目的案件中，这些机构也成为关注的焦点。例如，部分俄罗斯运动员被排除在2016年伦敦夏季奥运会之外，以及关于2018年平昌冬季奥运会的争议，使得俄罗斯反兴奋剂机构成为焦点。尽管人们对兴奋剂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但很少有论文考虑反兴奋剂机构的作用。

本研究明确考虑了不同反兴奋剂机构的后果。事实证明，统一各机构的反兴奋剂规定甚至可能提高服用兴奋剂的强度。从服用兴奋剂的运动员的角度来看，我们表明他们实际上可能受益于反兴奋剂条例。原因是服用兴奋剂是一种“投入”。试图降低参与者的投入水平将导致比赛强度降低，从而可能增加作弊运动员的回报，从而使服用兴奋剂更具吸引力和可持续性。另外，反兴奋剂监管可能会导致不利影响。正如我们所证明的那样，由于更严格的法规，越有能力的运动员就越有可能改变他们的战略——不服用兴奋剂，追求公平竞争。结果，服用兴奋剂的运动员获胜和获得回报的概率增加。

本研究与研究兴奋剂管制的负面效应的一系列文献有关。Berentsen提出了反兴奋剂规定的理由，因为兴奋剂均衡可能有利于能力较弱的运动员。Mohan和Hazari认为更严厉的反兴奋剂措施可能导致更高的总体兴奋剂数量。在合法和非法的情况下，较高的检测概率会降低预期利益。结果，非法和合法的投入都减少了。由于合法和非法的努力是替代品，服用兴奋剂的边际效益增加，这可能导致更高的兴奋剂水平。这种结果取决于运动员总是服用兴奋剂的假设。研究表明，允许运动员采取禁药策略会给监管机构带来额外的问题，因为反兴奋剂措施对更有能力的运动员施加了更高的限制。

Kraekel分析了服用兴奋剂前和服用兴奋剂后对运动员行为的不同影响。Goetsch和Salzmann认为反兴奋剂的机构的主要目标应该是尽量减少兴奋剂的总量。我们发现，仅仅关注这些并不能完全反映问题的复杂性。本文通过成本控制模型和替代模型介绍了兴奋剂控制环境下的基本模型和均衡；不对称兴奋剂控制制度介绍了不同反兴奋剂制度的存在，并指出了激励和互动问题的发生。

研究方法

我们考虑一个标准的图洛克竞赛（Tullockcontest），其中N名运动员竞争一个奖项V。获胜的概率由自然技能水平ai和兴奋剂数量qi决定。ai是外生的，反映了运动员的自然技能水平。运动员的自然能力水平参差不齐。自然能力更强的运动员的指数更低，ai>ai+1。

与大多数有关兴奋剂的文献相比，本研究使用一个连续变量（ continuous variable）来模拟运动员服用兴奋剂的强度。首先，正如Mohan和Hazari所说，二元选择设置不能充分反映兴奋剂使用背后的复杂性。其次，我们不仅对运动员是否服用兴奋剂感兴趣，而且对其服用兴奋剂的数量感兴趣。我们假设了一个线性成本函数。每单位兴奋剂的费用被标准化为1，而不丧失一般性。它可能包括更大范围的滥用兴奋剂的成本，如健康问题或社会规范引发的悔恨。

我们假设一个标准的图洛克竞赛（Tullockcontest），比赛的获胜者获得一个V奖，而失败者什么也得不到。我们还假设，如果由于兴奋剂检测而取消了获奖者的资格，则比赛的失败者不会默认领奖。Gilpartic和Mohan及Hazari给出了各种解释，解释了为什么这样的假设是合适的（例如，兴奋剂测试的时间从属关系或奖金的更广泛定义，包括可能的背书和赞助）。

被抓获的概率由（1-pi）给出，反映了不同反兴奋剂机构的反兴奋剂措施。我们假设服用兴奋剂的程度和被抓的概率之间没有关系。尽管这样的假设和相关文献中的标准，对于类固醇等药物的使用可能是有疑问的，但我们对反兴奋剂措施的定义比仅仅实施药物检测更为广泛。兰斯·阿姆斯特朗和马里恩·琼斯是最近两起最著名的兴奋剂案件。两名运动员都没有被定罪，不只是因为兴奋剂测试不合格，而是由于间接证据不足。因此，重要的不是运动员服用兴奋剂的程度，而是他们是否真的服用兴奋剂。

结果与讨论

1、本研究结果是基于一个理性运动员的假设，这一假设可能过于严格。首先，运动员是一个高度选择性和竞争性的群体。与利益最大化相比，最大化获胜概率显然会导致更多的服用兴奋剂行为。第二，运动员的时间偏好可能与其他人在时间偏好方面有很大不同。与兴奋剂可能造成的长期损害相比，他们可能更强调短期成功的重要性。

2、与以往的方法相比，有限理性可能会对结果产生不同的影响，这取决于反兴奋剂工作的实施方式。增加使用兴奋剂的费用可能不是一个有效的措施，因为运动员为了获得短期的巨大成功，愿意接受由此带来的痛苦，特别是长期的痛苦。另一方面，运动员可能对检测率的提高反应更为敏感，因为检测呈阳性往往会使运动员的奖牌和财产所得失去合法性，这似乎被视为比高昂的费用或长期健康问题更严厉的惩罚，因此，在引入反兴奋剂措施时，监管机构应该考虑到这一点。

3、考虑到不管反兴奋剂工作是如何实施，有些运动员总会服用更多的兴奋剂。由于兴奋剂含有负外部效应，所有其他竞争对手的利益都将减少，因此，如果一个运动员服务兴奋剂等违禁药物超过了合理的利益最大化所能产生的效果，那么其他运动员也可能这样做。考虑到体育竞赛的特殊性，提高服用兴奋剂的检出概率的措施可能比提高服用兴奋剂成本的措施更为合适。

4、技能水平对兴奋剂服用行为的影响也很高，因为不同的技能水平意味着不同的兴奋剂机会成本。不同的技能水平也可能反映不同的投资水平。在许多运动项目中，运动员必须投入大量的金钱，甚至可能需要顶级运动员数年才能将这些钱摊销。在这种情况下，一定的固定成本偏差可能会使能力更强的运动员更不愿意服用兴奋剂。

5、一旦运动员选择服用兴奋剂，我们只把竞争力的提高归因于兴奋剂，因此，我们需要更广泛的定义兴奋剂的作用。大多数提高成绩的药物也间接起作用，因为它们能让运动员进行更多以及强度更高的训练，从而提高技术水平。在这种情况下，虽然运动员会增加训练的努力程度，但我们仍然会把这解释为兴奋剂的所带来的结果，因为兴奋剂是改变的原因。

6、在许多体育运动中，通常只有一个超级巨星出现。一般来说，失败者也可能获得（相对较低的）奖金。降低奖品之间的价差将减少服用兴奋剂的刺激。因此，组织者应该选择一个均匀分布的奖品结构，以减少服用兴奋剂的行为。这个推理有两个问题：首先，运动员竞争的“有效”奖品不仅由组织者决定，还由代言人、赞助商甚至反兴奋剂机构决定。其次，一个更为平衡的奖金计划实际上可能会产生一些非常不受欢迎的后果。

7、由于兴奋剂的机会成本较高，能力越强的运动员的兴奋剂服用数量也越高。如果兴奋剂大大增加了他们获胜的概率，他们就会倾向于冒风险服用兴奋剂。这就给高技术水平的运动员的兴奋剂策略描绘了一幅相当模糊的画面。与一般人的看法相反，结果表明，他们似乎更有可能进行廉洁竞争（即不服用兴奋剂）。当他们决定服用兴奋剂时，则倾向于大规模的服用。

8、从博弈论的角度来看，增加制裁则可能导致“囚徒困境”。研究证明，根据运动员对检测的敏感性，可能会出现不同的结果。由于运动员的机会成本不同，在这种情况下，技术水平较低的运动员服用兴奋剂的可能性更大。如果监管发生在成本期限内，更严格的反兴奋剂措施可能会以不希望的方式解决囚徒的困境。

9、规范兴奋剂市场实际上可以通过降低竞赛强度，通过提高违规行为的整体效益，来遏制服用兴奋剂的行为。因此，我们认为反兴奋剂工作不仅要集中在降低兴奋剂服用强度上，而且要降低服用兴奋剂运动员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