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每天五分钟的时间，读完一片博士论文。静静等待着时间与世界给予我们的最终答案。
自从秦始皇一天下，统六合，建立帝国以后，帝制国家的皇帝由血脉而定，无法保证下一任皇帝的贤能与否，于是随时可以罢黜更改的丞相或者是宰相就成为了帝国中枢的关键神经节点，皇帝更多是作为一个象征着帝国统治的标志物罢了。
皇帝垂拱无为，大臣执政有为就成为了一种理想状态。
因此，皇帝和以宰相为首的百官在整个权力结构中属于不同的部分，既相互合作、彼此依存、又相互制约、常起冲突。皇帝和以宰相为首的外廷官僚之间的矛盾，是中国历史上长期存在的问题。
双方之矛盾与冲突，不仅表现在对政务决断权之争夺上，亦表现在获取信息之博弈，尤其是对沟通朝廷和地方的主要信息诏奏传递之控制，而这正是政务决策和运行的前提。当然，这种博弈并非时刻表现为针锋相对的竞争与制胜，而是更多表现为权力结构上的对立与制衡。
随着秦汉兴衰，两晋烽烟，南北归隋，唐朝覆亡的诸多历史变迁，中国的历史也随之走入了宋朝，中国历史上几乎独一无二的朝代，不论是面对唐还是元，宋朝都有其标新立异的部分，但这些并不是本文的重点。
两宋皇帝是如何与丞相为首的官僚系统进行博弈的
如上文中提到的一样，皇帝与丞相的博弈更多的还是一个信息博弈。
而整体来看，宋朝有多条信息渠道连通禁中与外廷、中央与地方，其中承传诏奏、沟通中央与地方联系。
一是制度规定的进奏院和通进司，二是非制度规定的入内内侍省。从形式上看，两条途径是并存的，但若纵向观察两宋中央与地方信息沟通机制的演变过程，则可发现，两条途径呈现不断交错、此强彼弱之状态。
宋朝建立后，承前代进奏院旧制，重新整合，使进奏院在初期具有内外诸司的性质，由充当皇帝手臂的内臣提辖，京朝官与三班使臣监管其事。
这无疑显示出皇帝在掌控信息渠道中的优势。随着宦官弄权之弊的滋生，以及外廷臣僚的抗争，进奏院的设置地点外移至近于外廷的地方，且渐渐掌握在朝臣之手，最终在元丰时期归入门下省。
宰相大臣们也渐渐盯上了这一条皇帝与外界沟通的渠道，宰相大多经过复杂政治斗争，可生下来就能继承皇帝宝座的皇帝们却自小长在深宫之中，几乎很少与外界接触的他们，怎么可能拥有开国皇帝的雄才伟略呢，也渐渐无法制住那些经历过若干政治风雨的宰相，于是经过若干年的复杂斗争，皇帝渐渐失去对于进奏院的人事控制。
皇帝也就失去了这条获取外界信息的渠道与能力。
这一制度性变化，可以说是外廷臣僚或士大夫与皇帝争夺信息渠道控制权的胜利，抑或是士大夫与皇帝“共治天下”理想局面的显现。如果失去了外界信息获取能力的皇帝不再干涉外部大臣对于帝国事务，那么或许最早的君主立宪制会出现在中国。
但正如戊戌变法中慈禧太后所言，所谓君主立宪便是做文武百官头上的摆设罢了。
然而亦正因为这一变化，意欲独裁的皇帝便须另觅他途以掌控信息之传递，尤其是重要诏奏之承传。于是入内内侍省便变成了皇帝掌控机要诏奏传递，并进而绕开外廷臣僚独断朝政的重要工具。既不经进奏院承传金字牌文书，又直接收纳外地臣僚传来的机要奏章，形成了条被称为“入内内侍省递”的信息渠道。
这也正是中国著名的内廷与外庭的斗争，文武百官想要控制皇帝就必须要控制皇帝的信息来源，也就是将皇帝的情报机关变成帝国的机关，而皇帝想要控制整个帝国就必须拥有自己的信息来源，也就是建立一个只听命于皇帝的机关，而这种机关一般都设立于皇宫之内，所以对比于文武百官所在的宫墙之外的位置，便被称呼为内廷。
一般而言，最初设立内廷的皇帝大多精明强悍足以震慑住天下的文武百官，但是依靠血脉而不是才能继位的皇帝怎么可能代代贤明到足以压制文武百官，于是百官渐渐压制住了皇帝，皇帝的内廷或自愿或被迫的成为了处于官僚体系监管下的帝国正式机构之一。
清朝的军机处，明朝的内阁，汉朝的尚书台，隋唐的三省，宋的三司几乎都是这个内廷变外庭的结果。
致读者：
学史并不能有助于帮助我们在现实生活中获得更好的待遇，因为我们知晓的一切不过是人类安然逝去的过去而已，现我们并不能知晓如何获得现世的安稳以及未来无限的可能。
只有当我们知晓过去曾经犯下的错误，我们才能在茫茫无垠的时间与世界中找到我们的道路，学史之目的不在于创造未来，而是避免过去。
这也是我准备为大家带来的，一群历史的观察者对于那些人类历史中最伟大、最黑暗时刻的观察理解，我会为您带来时代最前沿的新观点，欢迎订阅、转发，爱你们。
——EBKU书评会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