郓哥不忿闹茶肆之后，不但没向西门庆讨得几文钱，而且还被王婆打了，但他发现了西门庆和潘金莲的奸情，正没好气呢，遇到了武大郎。他对武大郎说：“这几时不见你，怎么吃得肥了？”武大歇下担儿道：“我只是这般模样，有甚么吃得肥处？”郓哥道：“我前日要籴些麦稃，一地里没籴处，人都道你屋里有。”武大道：“我屋里又不养鹅鸭，那里有这麦稃？”

郓哥道：“你说没麦稃，怎地栈得肥耷耷的，便颠倒提起你来，也不妨，煮你在锅里也没气。”武大道：“含鸟猢狲，倒骂得我好!我的老婆又不偷汉子，我如何是鸭？”郓哥道：“你老婆不偷汉子，只偷子汉！”武大扯住郓哥道：“还我主来！”郓哥道：“我笑你只会扯我，却不咬下他左边的来。”金圣叹批道：“鸭字奇文”。那么，郓哥为什么骂武大郎是鸭？

鸭子本是民间家养的禽类，也是好汉们酒桌上常备的菜，为什么会用在骂人的话里面呢？宋元时期，杭州方言里面出现了大量的方言隐语，“鸭儿”就是其中之一。在小市民的方言中，“鸭儿”指缩头乌龟。郓哥骂武大郎是鸭，意思就是说他就是老婆偷汉子的“乌龟王八”。 清代赵翼的《陔余丛考》卷三十八《讳龟》认为对龟的贬义起于民间，即“今俗以纵妻淫行者为龟”，对龟之讳始于元而盛于明。杭州人翟灏的《通俗篇》卷三十八记载：“鱼曰豁水，鸭曰王八。”南宋庄季裕的《鸡肋篇》记载：“浙人以鸭儿为大讳，北人但知鸭做羹，虽甚热，亦无气。后至南方，乃知鸭若只是一雄，则虽合而无卵，须二三始有子。其以为讳者，盖为是耳。”庄季裕认为“鸭儿”是浙江人所避讳的称呼，用鸭子做羹，只是热，却没气。郓哥骂武大郎是鸭的时候有一句“煮你在锅里也没气。”正好应了庄季裕说的“北人但知鸭做羹，虽甚热，亦无气。”的言语。

有一种海鸭子名字叫做鸊鷉，又名“王八鸭子”，淡水海水都能生存。因为它经常在潜入水中时仅留嘴和眼在水面，其状似鳖，故有“王八鸭子”之称。可见“鸭”和王八还真有一定的渊源。

现在的用“鸭子”骂人的时候，一般指“男妓”。但在宋元时期，“鸭子”除了指老婆偷汉子的男子之外，还指卖淫的妓女。《临汉隐居诗话》记载：“吕士隆知宣州，好以事笞官妓，妓皆欲逃去而未得也。会杭州一妓到，宣，其色艺可取，士隆喜之，留之使不去。一日，群妓复犯小过，士隆又欲笞之，妓泣诉曰：‘某不敢辞罪，但恐杭妓不能安也!’士隆悯而舍之。梅圣俞因作《莫打鸭》一篇曰：‘莫打鸭，打鸭惊鸳鸯；鸳鸯新向池中落，不比孤洲老鸹鸧；鸹鸧尚欲远飞去，何况鸳鸯羽翼荒。’””宋代李石的《扇子》写道：“不为求蛇熏老鼠，翻成打鸭惊鸳鸯。”“鸭儿”就是指那些妓女，很多士人都有狎妓的风气，而怜悯做了“鸭儿”的妓女则是一种美德。

《坚瓠集》记载：“张伯雨赠叶景修诗：‘家藏逸少笼鹅帖,门系龟蒙放鸭船。’龟蒙句讥其妇女不洁,故藏一龟字云。则讳龟起于元时无疑矣。”用“鸭”来嘲讽叶景修家中行为放荡的妓女，而“鸭”和“龟”在同一个句子里，也就是同时讽刺妓女和很多人有交往的意思。讳龟也就是讳鸭。

郓哥骂武大郎是鸭，激怒了武大郎， 一定要去捉奸。他请了郓哥喝酒吃肉，然后让郓哥说出实情，第二天带着他去捉奸。

鲁迅的《华盖集续编马上支日记》也引用了庄季裕的《鸡肋篇》，他写道：“鸭必多雄始孕，盖宋时浙中俗说，今已不知。然由此可知，《水浒传》确为旧本，其著者则浙人。”“鸭儿”多雄才能让母鸭子怀孕，隐喻女人偷汉子，和多个男子有交往。由“鸭儿”是浙江地区骂人的方言，可以推知《水浒传》旧本是浙江人。施耐庵是泰州兴化人，祖籍苏州，舟人之子，生于兴化白驹镇（今盐城市大丰区），13岁入私塾，19岁中秀才，29岁中举人，36岁中进士。36岁至40岁之间官钱塘二载，后与当道不合，复归苏州。也就是说，施耐庵在苏州的时间不短，对于浙人骂人是鸭的风俗还是大体知道的。

《聊斋志异》卷五有则《骂鸭》，说有人好偷人鸭吃，竟至身上长出鸭毛，浑身皆痒，触之则痛，必得被偷的人去骂他，其毛才落。这个故事很可笑，蒲松龄的《骂鸭》很可能“义出双关”，偷人鸭子以至于长出鸭毛的人也就是隐喻老婆偷汉子的男人，被人骂才能掉了鸭毛，也就是说被人们当成鸭子来骂才会变成人。难怪郓哥要骂武大郎是鸭了，一骂他就知道怎么回事了，要自己去捉奸，才能解恨，才能做回真正的男子汉大丈夫。

可惜，武大郎被西门庆踢伤，奄奄一息，又被潘金莲灌下砒霜，死于非命。看来，做“鸭子”还是有风险的。